我們的古典理論，現(xiàn)在看起來確實是顯得眼界不夠開拓，為甚么這樣說呢？因為彼時詞學受到了兩方面的鉗制，第一方面是來自于儒家以'名教'為旨而設(shè)定的'審美約束'；第二方面則是理論方向過于單一。故而，在體系與審美的影響下，古典詞學的理論便顯得尤其主觀和狹隘。傳統(tǒng)的詞學偏重于'詞教'，'詞教'這個詞源自于'詩教'，但也有些區(qū)別。'詩教'本意是通過詩來教化萬民，并以此為旨意延伸了一套關(guān)于學詩的理論?！吨芏Y·春官·大師》中有記載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又《禮記·經(jīng)解》也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詞最開始是音樂文學，是作為隋唐時期的俗樂（燕樂）的歌詞而出現(xiàn)，大家一致認為詞是沒有教化功能的，只是作遣興娛賓之用，最早的《花間集·序》便講的很明白了，其云'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因此，'詞教'便舍去了教化功能，而其理論的指向便僅以'指導創(chuàng)作'為主了。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詞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都是不成體系有非常零散的。一項被認為'文人論詞之始'的《花間集·序》也不過是一本選集的《序言》，不過三百余字，而兩宋關(guān)于詞的論述部分，要么雜見于《詩話》，如陳師道的《石林詩話》，要么是散見于評論總集中，如王灼的《碧雞漫志》、胡仔的《苕溪漁隱詞話》；要么是尾附詞集的點評，如楊繪的《本事曲》，即便是在被認為是詞學范圍定下界石的《詞論》，也僅是一篇文章而已，當然，宋代詞話成書的也有，比如周密的《浩然齋詞話》，但這種詞話書真就是隨筆雜談，重在'話'而非是在詞了。而兩宋間真具有指導意義，且能構(gòu)成審美體系的詞論書只有兩本，一本是沈義父的《樂府指迷》，一本是張炎的《詞源》，再往后談，直到清代，且要在常州派崛起，詞人能用學者的思維鉆研詞學的時候，詞學才稱得上'興盛'，龍榆生所謂：'其篤學之士，又移其?？苯?jīng)籍之力，以從事于詞籍之整理與?？?。以是數(shù)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為清詞之光榮結(jié)局，亦千年來詞學之總結(jié)束時期也。'（《中國韻文史》）。
然即便是詞學之盛，其范圍卻不見得打開了局面，康熙年間，查繼培編撰了一本叫做《詞學全書》的詞論書，并將以往的詞譜、詞韻、前人詞話一并收入其中，更以此成目錄，示人以詞論軌范，即'詞名解意'|'詞譜'、'詞韻'、'詞論'四項。此后，康熙之徐軌、嘉慶之馮金伯、秦恩復等在此基礎(chǔ)上延伸拓展，將詞學內(nèi)容擬定為'體制、旨趣、品藻、音韻、辯證、協(xié)謔、余編、紀事、指摘'等九項，詞學乃成，同時，顧廣圻在秦恩復刊刻的《詞學叢書》之序言中更解釋了詞學的意義，即'吾見是書之行也，填詞者得之，循其名，思其義。于《詞源》可以得七宮十二調(diào)聲律一定之學，于《韻釋》可以得清濁部類分合配隸之學，于《雅詞》等可以博觀體制，深尋旨趣，得自傳作，無一字一句任意輕下學。繼自今將復夫人而知有詞即有學，無學且無詞，而太史為功于詞者非淺鮮矣。'
從顧廣圻的序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詞學的定義，不論是'循其名，思其義'、還是'博觀體制，深尋旨趣'，都是為了'填詞者得之'，為'無一字一句任意輕下'而學。從如今對文學理論的定義來看，這還真是貫徹了'理論指導實踐'。但問題來了，倘若我們真就專為創(chuàng)作實踐而從事詞學之事，那么之所論者真的足夠全面嗎？顯然是否定的---------而這種不全面的視角，就是古典詞學體系最大的問題。
固然，理論是用來指導創(chuàng)作的，但不能高高屋建瓴的從歷史學角度去梳理，便會使得審美陷入非常大的狹隘性。譬如兩宋時期對于柳永、蘇軾的評價便出現(xiàn)了這種弊病。世所知柳永為兩宋長調(diào)慢詞的發(fā)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彼時詞評價卻對于柳詞不少作品提出了質(zhì)疑，他們認為柳永詞過于'骫骳從俗'，不論是陳師道的《后山詩話》是云：'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藝苑雌黃》則稱：'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這些評價，都缺乏對文體嬗變的梳理。須知，從《詩經(jīng)》到《漢樂府》，從《敦煌曲》到《花間集》，凡文體的嬗變都是從民間發(fā)源而為文人接受，且在這一過程中，措辭用語才完成從'俚俗'到'典雅'的轉(zhuǎn)變，柳詞顯然便是處在這個轉(zhuǎn)變的時期，陳師道等人便沒有注意到詞史轉(zhuǎn)變的筋節(jié)，才會忽略過柳永作長調(diào)是為'應(yīng)樂工歌妓之請；而擴張詞體，遂為詞壇別開廣大法門'（龍榆生說）的時代基礎(chǔ)。柳詞如是，蘇詞也如是，雖然蘇軾因文壇地位的原因，確實有人認為他的詞是'一洗花間之綺柔，使天下新'，但更多的詞家還是認為蘇軾詞是不合主流，是不葺音律的，凡此種種，不外乎是缺乏視野的。
柳永《樂章集》
逮至清代詞學，仍是有如此弊病，尤其是在清代詞論家對于明代詞學的綜合評論中體現(xiàn)的最為明顯。有清一代對于明代詞的定義，主流都是認為'明詞中衰'，如浙西之朱彝尊認為是'明三百年祀，詞學失傳'，陳廷焯則以為'詞亡于明'，即便是少數(shù)持論不同的，如況周頤等人，仍是以明初劉伯溫、高啟、明末之陳子龍為例，從作品上為明詞學'平反'----------這是有些偏頗了。有明一代，詞作不振是真的，在明三百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詞壇都為臺閣體、花間體所荼毒，抄襲、艷俗詞筆筆皆是，雖然偶有大手出現(xiàn)在初、末兩代，卻不足佐證明代詞作不衰。但反過來說，存在即合理，明代處于宋、清兩座詞學高峰之中，必然有承上啟下的意義，這種意義不在詞作水平上，而是在詞譜的創(chuàng)見、詞集的選編、文體獨立之思考等詞學意義上-----------兩清詞論家僅以作品入手，顯然是無法攫取明代詞學在舍實踐創(chuàng)作外的積極意義了。
明代最為流行的詞選本《草堂詩余》
總而言之，傳統(tǒng)詞學是為'學詞'而服務(wù)的理論探討，缺乏眼界，故而認知不全，思路偏左。而我國詞學進過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之后，便補足了傳統(tǒng)詞學的這種弊病，但可惜的是，現(xiàn)代詞學卻又衍生了新的補足之處----------即對'創(chuàng)作實踐'的忽視，當然，這點尚不屬于'傳統(tǒng)詞學嬗變'的范圍了，且容下文分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