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可能是大木的轉(zhuǎn)型之作。人們常常籠統(tǒng)地說“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實際從感性的文學(xué)到嚴謹?shù)氖穼W(xué)，是有很長的路途要走的。我記得我最初讀到大木的書是他二十幾歲時寫的《塵埃的獨白》，那是一本純粹的青春之書，有著無盡的感傷，即使是琳瑯滿目的書評，也是隨性而為，并沒有嚴謹?shù)恼路?，我剛好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讀到，立即就引發(fā)了共鳴。后來，又讀到他二十幾歲時寫的一些短篇小說，文字漂亮得不像男生的手筆。那時，我覺得這位作者真是十足的感性，甚至有一些優(yōu)柔寡斷，我覺得他太適合去寫漂亮的感傷的打動人心的小說。但是好像他早就放棄了自己所擅長的小說寫作，他并不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搬弄文字的作家，他對自己的人生有另外的一些期待。在這以后的八年里，我沒有看到他的新作，直到今年出版這本《火堆上的晚清帝國》，可以說這是大木由文學(xué)而史學(xué)的轉(zhuǎn)型之作。從《火堆上的清王朝》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漂亮的文字，但已經(jīng)不是當初的那種清澈溫柔的漂亮，而是一種疾勁而硬朗的清俊。同樣，從《火堆上的晚清帝國》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讓人拍案叫絕的情節(jié)，但已經(jīng)不是當初對日常生活的敏銳捕捉，而是對歷史的秉筆書寫。例如寫中山先生的英倫之行，在盡可能還原歷史的同時，大木將之寫出了歷險偵探故事的驚心動魄。這里的“精彩”誠然有歷史本身的魅力，但一塊精美的布料要做成衣服，裁縫之功不可小覷，若要呈現(xiàn)衣服的貴重價值，裁縫的技術(shù)是關(guān)鍵。
歷史的寫作，應(yīng)該是功底與才華共同支撐的。才華是玄之又玄的東西，外行人不好妄加評判。而從時間上來看，大木的歷史寫作算是比較晚的。但是循著《火堆上的晚清帝國》閱讀，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歷史考據(jù)之功。在私下和大木的討論中，我得知，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大木也深入研究過歷史寫作的方法，司馬遷的《史記》、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雅克·巴爾贊的《從黎明到衰落》等書他都曾作為歷史寫作的范本深入研究過它們的結(jié)構(gòu)、史觀、體例、語言甚至標題。印象深刻的是某一段時間，他曾經(jīng)很興奮的告訴我，雨果的《九三年》實際是非常好的歷史寫作范本，不應(yīng)該單純當小說來讀……從從事歷史研究和寫作的時間來看，他確乎是起步晚了，現(xiàn)在所呈現(xiàn)出來的這本《火堆上的晚清帝國》確實有功力不夠的嫌疑，比如有朋友所批評的材料堆砌得太多，讓人應(yīng)接不暇，讀起來很有壓迫感，但是這本書究竟如何，不妨交給時間去淘洗，看它能在時間之海中浮沉多久。相信即使這本書難逃沉入大海的命運，大木的歷史寫作也會繼續(xù)下去。畢竟一切才剛開始。
寫作的人可能都會有一個終極的疑惑——我寫這些是干嘛的？文學(xué)的寫作很容易就走向虛妄，但歷史的寫作會落到實處。在這個物質(zhì)充裕的快消時代，寫作者們，尤其是嚴肅作品的寫作者們在承擔知識傳承責任的同時，其實還應(yīng)考慮，如何讓自己的作品走進浮躁的人心？無論從作者寫作此書的初心來看，還是從史料的呈現(xiàn)來看，《火堆上的晚清帝國》都是一本嚴肅的歷史著作，與這種嚴肅不匹配的是大木用了小說的筆法來寫史，使紛至沓來的歷史資料變成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并細致還原了與讀者隔了好多層的歷史人物的幽微心理，使歷史人物變得真實立體起來，極大的勾起了讀者的閱讀欲望。如寫到隆裕太后時，他用了“苦命的婦道人家”的標題，諸多內(nèi)心的白描和處境的刻畫，為讀者呈現(xiàn)出一個末世當國太后的悲慘命運。嚴肅的歷史學(xué)者當然不會介意去閱讀浩瀚的歷史資料，但文化的傳承不應(yīng)該只面向某一方面的精英，喜聞樂見的普羅大眾其實有非常廣泛的閱讀歷史的需求，如果有嚴肅又有趣的歷史著作可以讀，是不是比讀胡編亂造的野史、看將歷史人物扭曲得不成樣子的影視作品要有意義得多呢？從這個層面來講，大木這種與嚴肅的歷史寫作不匹配的寫作手法是有功德的。
因有私心，所以會有偏見，拉拉雜雜說了這么多，也僅僅是個人觀讀之感，具體如何，不妨讀者諸君自己一讀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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