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監(jiān)冒賑”案之特點
一是捐監(jiān)政策帶來的巨額利益，幾令所有參與的官員利令智昏，形成了罕見而龐大的非法利益共同體。甘肅地瘠民貧，捐監(jiān)本是清朝中央政府為節(jié)省國庫賑濟開支，不得已采取的一項權宜之策。鑒于以往此舉積弊多端，才將“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調任甘肅布政使，委以捐監(jiān)重任。但王亶望自開捐始即折收銀兩，“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貯，給發(fā)各州縣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各州縣領回的“監(jiān)糧”，“未見買補歸倉，盤查結報皆系具文”，放賑時“各屬報災分數(shù)俱由藩司議定具奏補行取結，并未親往驗看，放賑亦不監(jiān)視”。待王亶望被抄家時，“估值銀三百余萬兩?！鄙闲邢滦В渌姘溉藛T如皋蘭知縣蔣重熹侵吞賑銀4.7余萬兩，寧夏知縣宋學淳侵賑銀3.4余萬兩，金縣知縣邱大英侵賑銀2萬兩，等等，均數(shù)額驚人。值得注意的是，雖因利益關系而沆瀣一氣、榮損與共，但甘肅各級官吏的日子并不好過。王亶望利用職權對下濫索科派，名目之多，數(shù)額之大，以致時有民謠傳：“一千見面，兩千便飯，三千射箭?！奔幢闳绱?，貪腐集團卻心照不宣，內部堅如磐石，無一人檢舉揭發(fā)。捐監(jiān)背后隱藏的權錢交易讓這些人普遍受益，維護捐監(jiān)政策已成為他們最大的利益。
二是捐監(jiān)冒賑案在事先有所防范、事中有所察覺的前提下依然發(fā)生。王亶望赴任之前，乾隆專門召見他，明確訓示只能以谷糧報捐，萬不可濫收折色銀兩，并親自規(guī)定捐監(jiān)糧數(shù)為43石?？梢?，乾隆明知“外省開捐究非善事”，但仍寄希望于主管捐監(jiān)的官員“核實稽查，勿使滋弊”。此外，王亶望等人的貪腐行為并不復雜，掩飾得也并非天衣無縫，開捐以來，乾隆便對短期內捐監(jiān)人數(shù)陡增、監(jiān)糧積聚日多產生懷疑，但出于對自己用人的盲目自信，非但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驗證核實，還給了貪腐者想方設法掩飾罪行的機會，特別是乾隆訊問有關疑點后，還作出“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為之可也”的批示，更消除了王亶望等人的后顧之憂。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因捐監(jiān)有功，王亶望被擢升為浙江巡撫。有舉報稱其赴浙上任時，古董、珠玉、皮張、綢緞等“囊橐捆負，數(shù)百騾馱，滿載而去”，然而乾隆不為所動，八月甚至還下旨賞賜王亶望之母鄧氏“御書匾額，并大緞兩匹、貂皮四張”。就這樣，王亶望又把貪污之風肆無忌憚帶到了浙江。乾隆事后也反省，對此事“早有風聞”，“徘徊遲疑者已閱數(shù)年”。正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容忍放縱、養(yǎng)癰遺患，最終使涉案官員和貪腐金額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無法收場。
三是面對這一起在朝野幾乎是公開的冒賑案，清政府施行的各種監(jiān)督機制不起任何作用，淪為一紙空文。清朝為預防和懲治官吏腐敗，從監(jiān)察、行政、人事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較完備的監(jiān)督機制，但收效甚微。乾隆四十二年，欽差大臣刑部尚書袁守侗前往甘肅開倉查糧，各州縣官員相互報信，串通作弊，采用拆東墻補西墻等方式應付檢查，袁守侗回京復命，奏稱“倉糧系屬實貯”。閩浙總督陳輝祖之弟陳嚴祖、江蘇巡撫閔鶚元之弟閔鵷元都涉及此案，陳輝祖充耳不聞、裝聾作啞；閔鶚元去信告誡其弟，令其收斂，僅此而已。該案若非乾隆親自“層層詢問”，令查辦此案者“不得存好人之見”、否則“為人代擔干系”，真相實難大白天下。不難看出，王亶望等人的貪腐行徑早已成為朝野幾乎公開的秘密，無人對其發(fā)難的奧妙，自然在于王亶望等人四處行賄，使朝廷的各種反腐敗制度喪失了執(zhí)行力。
四是王亶望雖然貪婪成性，早期卻以清廉勤政聞名，呈現(xiàn)出復雜的“雙面”人格和官品，極具欺騙性。據載，王亶望剛當官時，以清廉勤政、捐資興學為人稱道。任蘭州知府期間，蘭州府學學生為爭奪學宮的租金支配權發(fā)生爭執(zhí)，他從府縣中選出兩名品行端正的紳士，掌管租金及學宮修繕事務，每年年底報銷查核，形成制度，從此再未生弊端。再如，他倡導捐資，為皋蘭縣諸生籌措赴考路費，促其奮發(fā)上進，以至該縣進士雄居甘肅各縣之冠。乾隆二十八年，王亶望初次入朝覲見時，乾隆評價“此人竟有出息”。乾隆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見，乾隆朱批：“竟好，王師（姓王名師，曾任江蘇巡撫）之子，將來有出息?！笨梢娡鮼嵧o乾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這些政績?yōu)樗A得了不少口碑，擴大了正面影響，但也為其日后大肆貪贓掠財提供了絕佳的偽裝。
“捐監(jiān)冒賑”案的成因與啟示
甘肅“捐監(jiān)冒賑”案震驚朝野，涉案官員雖然都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懲處，但乾隆朝后期貪腐橫行的現(xiàn)象卻沒有因此得到遏制，甚至愈演愈烈。由此來看，這一貪腐大案不失為清朝國運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表征。
縱觀整個清史，乾隆在統(tǒng)治前期及中期，懲辦貪污非常嚴厲。比如，乾隆鼓勵舉劾貪官，聽聞督撫不賢，立刻下旨查辦，并以革職抄家繼之，首要之犯押解京城“廷鞫”。一旦查實嚴懲不貸，籍沒資財入官，并株連子孫。然而，乾隆時期督撫侵貪案件數(shù)量之多又是空前的，特別是到了后期，甘肅捐監(jiān)冒賑案等大要案接連出現(xiàn)，根本防不勝防。個中原因十分復雜，究其根本乃滋生腐敗的土壤與皇權至上息息相關，與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緊密相連；從當時具體歷史背景來考察，筆者認為此現(xiàn)象還與乾隆對懲治貪污犯的政策調整有直接關系。如，乾隆六年明確，貪污官員不僅應于限期內完繳贓款，還要發(fā)往軍臺做苦力。乾隆二十三年規(guī)定，犯有死罪的贓官，再也不能以家產來贖命。同年九月，又廢除貪污官吏在限內完贓可減刑的舊例。乾隆四十二年，又重申“虧空錢糧入己，限內完贓，不準減等”……這些法律條例愈來愈嚴厲，對貪污官員極有威懾力，利于遏制貪腐之風。但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任戶部尚書時，為滿足乾隆個人的奢侈生活，開始實行“議罪銀”制度——即議罪罰銀，主要針對督撫等地方大員、布政使、鹽政織造、稅關監(jiān)督及富裕商人而設，“令其自出己貲，稍贖罪戾”。罪官出資多少，視官缺肥瘠及收入多寡而定。議罪銀收入，大部分供皇室消費。犯罪官員為示效忠皇上，多自愿從重認罰。只要納銀重罰，不但可以繼續(xù)任職，甚至可以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實行議罪銀制度慫恿了貪污行為，嚴重消弭了乾隆前期懲治貪污的效果，加速了乾隆后期吏治敗壞。
“清代第一貪污大案”給我們的啟示有五點：一是反腐敗不能有“禁區(qū)”，需要執(zhí)政者正身率下、以身作則，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環(huán)境；二是要自覺樹立法紀意識，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律之上、有不受法律約束的行為；三是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任何松懈或反復都容易導致貪腐之風反彈；四是要完善權力運行機制，加大對腐敗風險高發(fā)領域和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督力度，遏制非法利益群體集團化；五是要抓早抓小，防止小問題拖成大案要案，造成不良的政治、法紀和社會影響。（聶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