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開始于二十一年前的那個夏天。
那時我剛上高中，讀書的興趣還只是停留在古典文學的歷史演義和怪力亂神里，除了通讀金庸小說七八遍之外，幾乎不曾主動涉獵現(xiàn)當代文學；卻常在上學路上的書攤上見到一本叫做《圍城》的書，青色的書封，擱在一眾言情小說周邊，被書攤老板不斷推薦著，只是不清楚里面的內(nèi)容，甚至望文生義地以為是講戰(zhàn)爭的。
某日課間，前排Ｚ君閑聊時突然提到該書，說是一本著名的婚戀小說，電視已然播過；同桌Ｙ君聽罷立即表現(xiàn)出濃厚興趣。于是三人商量湊錢購買此書，卻在每人各出多少及書的最終所有權(quán)上起了較大爭議，乃不了了之。等到后來自己忍饑挨餓攢了一周的早飯錢跑去書攤時，卻發(fā)現(xiàn)那書已被人買走，悻悻而歸。不久班里便開始傳看一本似曾相識的青皮書，讀后無不拍手稱快，依稀便是那本《圍城》，不知為誰搶先。后傳來傳去，直至秋去冬來，方傳至我手中。時已歲末。
那年除夕似乎是自己最后一次肆無忌憚地放煙花了，更是我家搬上樓房、離開大雜院前的最后一個春節(jié)；所以，也是我最后的一次圍爐夜讀。當新年鐘聲敲過，春晚進入夢鄉(xiāng)，我家的人也分頭就寢了。只有我從記事起每年都要堅持守歲，沒有什么理由，只是一味地堅定。更小的時候還要先去繞著院子里的一棵大椿樹跑上幾圈，嘴里唱著古老的歌謠：椿樹椿樹你為王，你長粗來我長長。長大后就沒有了天真，只是一個人在燈下守著，一盆炭火，一本書，一杯水，如此而已。
這書正是《圍城》。這當然不是一本關(guān)乎戰(zhàn)爭的書，卻恰恰反映了戰(zhàn)時的種種世態(tài)民生；這也不是一本婚戀小說，然而有關(guān)感情和婚姻的情節(jié)和思辨卻無處不在。小說主人公方鴻漸出場不久便是個不怎么討好的角色，卻因為作者對其形象和性格的精妙刻畫拉近了我與人物之間的距離，不由對其境遇感同身受；其在感情上的弄巧成拙，也讓年少的我有了最初的悵然。與趙辛楣等前往三閭大學一行堪稱本書經(jīng)典，戰(zhàn)時的世相，跋涉的甘苦，人性的博弈，盡收眼底。與孫柔嘉一場婚姻的前前后后，則是小說主題的完美注解：城外的人想進來，城里的人要出去，婚姻也好，權(quán)力也罷，生活本身，也大抵如此。
也正是這本書開啟了我對現(xiàn)當代文學的興趣，令我徹底折服于白話文的優(yōu)美韻律之前。鍾書先生對比喻修辭的信手拈來或刻意而為，讓小說處處閃爍著文人的輕薄和智慧的幽默，也讓人持續(xù)享受著閱讀的快樂。
楊絳先生的名字則是在讀了《圍城》之后才知道的，因為《圍城》那篇文采斐然的前言便是楊先生大作。于是高一暑假專門跑去家鄉(xiāng)書店的倉庫里把幾乎能找到的錢、楊兩位先生的作品都買了下來，只是錢先生的作品除了《圍城》，也就只能找到一本海峽文藝版的《人·獸·鬼》，楊先生也只買到了三聯(lián)版的《干校六記》和《關(guān)于小說》，上海文藝的《春泥集》。而其中我最早閱讀和最為喜愛的就是《干校六記》。
《干校六記》其實只是楊絳的一篇散文，共3.2萬字，卻印成了一本小32開的冊子。我當年是最喜歡這種薄薄窄窄的小冊子即袖珍本的，覺得無論是攜帶還是閱讀都非常舒適和方便，而且更加適合把玩。全書仿沈復《浮生六記》的體例，共分“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閑”、“小趨記情”、“冒險記幸”、“誤傳記妄”六記，主要講述了錢先生夫婦69年被一起下放到河南羅山干校后的日常生活。楊先生的文筆與乃夫大不相同，平實質(zhì)樸得讓人親切，極具生活氣息。干校生活的苦中作樂，在先生的文字中讀來，像電影膠片一般清晰感人。楊先生自言回京八年干校瑣事仍歷歷在目，其實，我初讀此書至今已近二十年，但那種淡茶般清香的悠悠文筆以及它所帶來的閱讀快感，仍然清晰可見。
兩年后來到北京讀書，隨身帶著的行李箱里放著的書里，就有錢楊二位先生的《圍城》和《干校六記》兩冊。
大學期間，錢先生的書只買了一套花城版的《錢鐘書論學文選》，楊先生則補齊了各種單行本，包括三聯(lián)版的小說《洗澡》、散文集《將飲茶》和《雜憶與雜寫》等，尤其是《將飲茶》里的那篇《丙午丁未紀事》，延續(xù)了《干校六記》中的文風，通篇洋溢著她與錢先生特有的平凡中的浪漫，逆境中的樂觀。那是一股涓涓而流的愛意，那是一種童心未泯的超脫，讓人欽佩。小說《洗澡》則作為先生唯一的一部長篇作品，通過平實卻又諷刺的筆法，勾畫了那個特殊年代里需要洗掉“不干凈的尾巴”的知識分子群像，可作為解放后的另一種《圍城》來解讀。
畢業(yè)后的第二年，我在非典前夕遭遇了第二次失戀，在全城封鎖的時候遭遇心鎖。那年夏天，楊絳先生新作《我們仨》首發(fā)，先生以簡潔而沉重的語言，回憶了先后離她而去的女兒和丈夫，以及一家三口當年那些快樂而艱難、幸福而又磨難的日子，感人肺腑。我在西單圖書大廈買了兩本初版本，按照幾個月前的承諾賤兮兮的寄給了ex，還寫了一封信作為書評夾在書里。而這封石沉大海的書信，也成了我們最后的一次聯(lián)系。有趣的是，不出我所料，《我們仨》如愿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和如今的懷人經(jīng)典，但三聯(lián)從第二版開始就把封面從初版的明黃色換成了再版的灰咖色，我的初版本幾乎已經(jīng)絕版。
四年之后，我在家鄉(xiāng)迎娶了妻子，帶著她游走了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以及少年時期讀書的那些去處?；氐奖本┱泌s上楊絳先生96歲高齡寫下的新書《走到人生邊上》出版，而這本書也成了我和妻子為數(shù)不多共讀的作品之一。相比較而言，妻子比我更喜歡先生這本新作，對于人生晚年依然保持睿智思考和“胡思亂想”的老人深為敬佩。記得妻子當時曾對我說，以先生的思維水平和每天八段錦的鍛煉習慣，成為百歲老人不成問題。如今看來，果然如是，先生健康長壽，也是我等讀者的幸事。
08年前后，我在地壇書市一氣兒收獲了楊先生多本著譯，人文社《堂吉訶德》、網(wǎng)格本《吉爾布拉斯》，以及香港版的散文集《倒影集》等。楊先生其實更是一個翻譯大家，《堂吉訶德》的楊譯本，既是史上第一個從西班牙語原文譯出的漢語全譯本，也是永遠的經(jīng)典譯本；而其“點煩論”的觀點也成為自己翻譯理論和風格的基礎(chǔ)，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煩，相得益彰。
09年時，人文社版《楊絳文集》八卷本再版，對于沒有買到04年初版本的我而言，此次再版自然不能錯過，同時還把三聯(lián)版的《錢鐘書集》一道搬回來了家，和楊先生文集永遠擺在一起，而兩位先生的各類單行本也被我擺在書架的同一個格子里，不離不棄，見證著我20年來不滅的閱讀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