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六
作為土生土長的陜北人，我對陜北文化一直懷有深厚感情，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2007年，我的摯友老鄉(xiāng)、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張東升先生，告訴我“中華書局”出版了當年北京赴延安插隊知青王克明編著的《聽見古代》，他認為是近年來最值得推薦的一本關于陜北方言的大著，也是最有可能傳世的作品。為此，他自己掏錢買了二百冊分送給關心熱愛陜北的朋友們，并叮囑我認真拜讀。關于王克明，我和東升先生都未曾謀面，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看法：作為陜北人，作為深愛著這片土地、人民及其文化的陜北后代，我們應該向王克明先生鞠躬敬禮！，就能聽見古代。王克明的《聽見古代》以陜北方言為線索，運用獨特的視角，把當今應運的陜北詞匯追溯到古代，也從一個側(cè)面記錄了陜北這片黃土地上下幾千年的歷史、被忽略了的文明和別樣的民俗風情。用王克明先生自己的話說：“在尋找方言的歷史時，所有的界限都可能消失，古代的歷史，可以直接延續(xù)到今天的生活里面。方言所承載的歷史文化、觀念形態(tài)，就在周圍?！币粋€外來戶，為融入陜北被迫學說地方土話，從簡單的弄明白到感興趣，從疑惑到尋根探源，竟先于我們這些坐地虎弄清了陜北方言之所以然，這對我是一種啟發(fā)，也是一大慚愧。
好奇和自醒，促使我開始整理收集下準備好高騖遠搞創(chuàng)作的陜北方言詞匯。當我在文化視角下重新審視那些后鼻音齆齆作響、被認為土的掉渣的陜北方言時，我震撼了！對母語與生俱來的生命感悟告訴我，陜北人不經(jīng)意間掛在口上的方言，其實正是生命狀態(tài)下的古代詞匯孑遺，這種完全靠民間口語、而非官方規(guī)范原汁原味傳承下來的語言文化，反倒為中華文明保留了一抹亮麗色彩。陜北方言孤島之沉積巖，不但處處折射出中華文明之發(fā)展軌跡，或許還能為我們找到破解中華文化基因之鑰匙?；諝J，這個國史上最恥辱的靖康之難的二位亡國之君帝號，在陜北口語中表置于死地義，可謂入木三分；供給，這個古今通用的經(jīng)濟術語，引伸為供養(yǎng)義；鏖戰(zhàn)，這個硝煙撲鼻的詞，早已軍轉(zhuǎn)民用，表的只是打拼義；凌遲，這個血腥恐怖的刑罰詞，已遠離法律，表的不過是欺凌義；佛教女居士之稱梵文音譯“尤婆姨”，則以“婆姨”表示婦女、妻子義；爭雌，這個專業(yè)的學術用語，表的則是一種強弱態(tài)勢而非具體行為；謀略，也走出運籌之帷幄，成了平民的布置、實施行為……有趣的是這些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律、宗教，乃至有學術背景的詞匯，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用的越多；越是文盲，表達的音義越是準確。如“供給”，凡讀了幾天書的，反倒易將其讀作“供給”（gòng gèi），為什么？秀才識得半掐字！倒是被認為瞎字不識的村夫農(nóng)婦，“子乎哉也許兮矣”等文言虛詞整天不離口，就是簡單的行與不行，也一定會用“使得”、“使不得”來表述。且不說大量似曾相識的古老詞匯如何“淪落”到民間（或如何由口語被文言化），單就文言文語法、古漢語詞匯幾千年不變，在陜北被中規(guī)中距地成建制使用，這本身就是一大奇跡。要破解這一現(xiàn)象，還得從陜北本身來解讀。
陜北，從行政區(qū)劃講，是指延安、榆林兩個地級市轄地；從地理區(qū)域講，東隔黃河與山西相望，南以金鎖關與關中相接；西以子午嶺與甘肅、寧夏相鄰，北以毛烏素沙漠與內(nèi)蒙古相連；從方言覆蓋范圍講，則包括延安市的寶塔區(qū)、子長、延長、延川、甘泉、安塞、志丹、吳起，榆林市的榆陽區(qū)、神木、府谷、靖邊、橫山、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子洲，共19個縣區(qū)和定邊縣原屬安邊縣轄區(qū)為主的18個鄉(xiāng)鎮(zhèn)（安邊、武峁子、石洞溝、學莊、磚井、黃灣、油房莊、楊井、新安邊、白泥井、周臺子、海子梁、堆子梁、郝灘、胡尖山、樊學、白馬崾崄、張崾崄）。
放眼陜北，黃河、長城在這里交匯，大漠草灘、黃土高原在這里交界，中原文明、游牧文化在這里交融，從秦大一統(tǒng)置上郡起，這里就長期處于漢族王朝與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對壘前沿。侵襲與征服相間的無盡戰(zhàn)火、有組織移民與自發(fā)遷徙相伴的人口流動史實，從延安、保安（志丹）、安定（子長）、安塞、安邊、定邊、靖邊……這些訴求綏靖邊疆的縣名便可一目了然。軍事上的討伐、拉鋸，必然隨之以文化上的碰撞、交融。黃帝陵延綿不絕的香火，延安紅都炫燁的光環(huán)，赫連勃勃“美哉斯阜”的感嘆，范仲淹“濁酒一杯家萬里”的悲歌，李繼遷分疆裂土的征戰(zhàn)，李自成改朝換代的闖旗……使陜北歷史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塊精神高地、資源寶地、文化福地！
人們常常要問：為什么陜北民歌能“唱紅了天、唱慟了地、唱出了一個歡天喜地”？（其代表作分別是《東方紅》、《哀樂》、《春節(jié)序曲》）為什么衛(wèi)星上天、汶川地震，中國人用陜北元素、而不是其它來表達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如你走進陜北，陜北方言和陜北方言所詮釋的陜北文化之典型性、代表性，就是基本的答案。
陜北方言雖屬晉語系，但長期的封閉運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口氣大、底蘊足、直白而風趣，為大眾所樂見。稱天為“大”、“老子”，活脫脫就是天子一個！將愛溺言為“幸”，罵女人為“賤妃”，用的都是皇帝專利，一派帝王作派。人的實力以封邑來衡量，稱為“采”，好像尚處春秋戰(zhàn)國，人人都是王侯公爵。而成語“碰頭打紇結”，盡管其義已走向反面成不必斤斤計較、取個大約，但從詞面直譯就是結繩以志義，是否可以此斷定其源于結繩記事年代，可以說遐想無限。光緒帝的老師王培棻巡視三邊寫的《七筆勾》，不屑鄉(xiāng)民“開口不離毬”無拘無束的言談舉止，將此處描述為“圣人布道此地偏遺漏”之所，是“禮儀廉恥一筆勾”，實在偏激。其實，“毬”是生殖崇拜體現(xiàn)在陜北話中的、活著的語言圖騰，與人類自然崇拜到宗教崇拜進化的軌跡一脈相承，應感謝這塊土地為我們提供了語言進化的濃縮版。不管外人怎么看待，反正陜北人高興感慨一個“毬”字，掃興發(fā)泄也一個“毬”字。一個民間故事很能說明問題。舊時一外商來陜北貿(mào)易，認為買方出口“毬”字是對自己的污辱，與其發(fā)生爭執(zhí)并訴訟至衙門。被告當堂辯稱，這是說話習慣，并無惡意。縣令做官多時當然知道，但為了說服外商，即出題給被告，讓簡述案由，如自然而然出現(xiàn)十個以上“毬”字，就算是口語，不問過。被告隨口而答：“走毬米脂，到毬綏德，買毬把胡麻，攪毬把圪渣，裝毬起，倒毬下，為毬個官司叫告毬下，老爺叫我跪毬下，我一卜斂站起走毬吧！”眾人一聽會意大笑，外商也不由一樂了之。
圖1-3
人們早就注意到了陜北文化中的少數(shù)民族因子，而忽視了她所釋放出的大中華主旋律。從蒙恬“將兵三十萬，怯匈奴三百里”，到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四面八方來陜北戍邊的歷代將士，獻了青春獻子孫，不可能劃水無痕。這就是為什么陜北方言中既有“忽了”、“圐圙”等原始的蒙古語單詞，也有吳語“搲”（wǎ）、粵語“（見圖1）”（lè）、西南方言“（見圖2）”（luán）等詞匯，即使常被作為陜北方言典型詞匯的“而刻”，在南方一些地方多有使用，只不過發(fā)音有所不同。作為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工具，文明傳承最直接的紐帶，各地方言間的這種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是必然的，因為她們來自同一根系——古漢語，而漢語是由方言構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陜北封閉的地理、開放的歷史、傳統(tǒng)的民風，使各地的文化元素能在這里落地、升華，并傳統(tǒng)地保留下來，且發(fā)揮其反作用，進而影響全國。了解了陜北文化這種地方性、多元性，就不難理解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走向陜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華民族文化”之論斷。
在千古一帝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統(tǒng)一度量衡幣兩千多年后的今天，語同音作為國策被強力推行已成趨勢。行政上，方言不能進課堂、進講堂、進大雅之堂；生活中，普通話成時尚、成時髦，方言陣地快速萎縮。如陜北稱棒為“卜榔”，讀的是“棒”的分音，但當翹起大姆指新潮地表揚人很棒時，再地道的陜北人也不會說“你很卜榔！”“卜榔”自覺不自覺地被“棒”無情置換。過去陜北人稱父親為“大”，可經(jīng)過將一切古舊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文化大革命”洗禮，“大”被作為守舊的標志而慘遭淘汰，回望陜北，叫了一千多年的“大”，已進入絕跡的收官階段。改革開放前還在煤炭交易中使用，兼具阿拉伯數(shù)字、羅馬數(shù)字、漢字要素特征的標碼數(shù)字炭碼碼——（見圖3）（1—9），時至今日，別說認識，就是知道曾有此數(shù)碼的人，也是寥寥無幾。我的一雙80后兒女最早接觸此書，卻如看天書，十有六七不知所云。這真實地反映了陜北方言的生存現(xiàn)狀。
方言的消失也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我們不能無視方言詞匯、方言成分消于無聲、失之無形。在中國這個崇尚大一統(tǒng)的社會，春秋有雅言，隋有韻書，明有官話，民國有國語，今有普通話，不過我們就是缺乏西漢揚雄《輏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樣對待方言的態(tài)度。時下與忽視方言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對英語的“重視”和濫用，這影響的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傳統(tǒng)，更有中國文化之安全！普通話與方言不是簡單的孰優(yōu)孰劣?？陀^講，離開方言就無法了解現(xiàn)代漢語的源淵、承接、演變，甚至無法準確把握其詞義；離開方言，就無法體味中華文化之多姿多彩?！班l(xiāng)音未改鬢毛衰”、一聲鄉(xiāng)音淚先流，方言的這種無以名狀的情感和親和力，正是中華文明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的具體寫照。
陜北人從相貌特征上講是鮮卑人、黨項人、匈奴人等北方民族與漢人混雜的遺傳結果。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典型特點如同聽見古代的陜北方言一樣正在淡化和消失。傳統(tǒng)的陜北文化也正在離我們漸行漸遠。對此，我們無能無力，唯有吶喊作為警惕。2010年春天在北京的郊區(qū)農(nóng)村，我和東升及幾個陜北朋友在田野信步，發(fā)出了把陜北方言留住，把根留住的吶喊，這是這本書書名的由來，也是動機和動力。從拿筆開始，就知道我在從事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榆林、延安兩市在冊戶籍僅500多萬人，別說對13億漢語人群，對6300多萬晉語人群也是區(qū)區(qū)小數(shù)。陜北方言書籍對外人來講是嚇蠻書一本，就是對方言區(qū)，從事語言工作的能有幾人？吃飽撐的有條件對方言感興趣的又能有幾人？但我關注的不是這。我沒能力對方言釋疑解惑，但我要努力使人知道，世界上有這么一方水土，世代講這么一種動聽、明快、雅俗和諧的語言。也就是說，本書不是試圖要陜北人怎樣去說話，而是要告訴人：陜北人在怎樣、或曾經(jīng)怎樣說話！
轉(zhuǎn)自《光明日報》
《把根留住——陜北方言成語3000條》，王六著
故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