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德國隆重紀念達豪集中營解放70年，總理默克爾出席并獻上花圈悼念遇難者。然而，與達豪集中營相比，殺害了110萬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更臭名昭著的“魔窟”，德國人對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反思也從未停歇。今年開年以來，德國連續(xù)啟動了幾樁新的“奧斯維辛訴訟案”，四名原集中營黨衛(wèi)軍守衛(wèi)隊的納粹分子分別在多特蒙德、什未林、呂內堡被告上法庭。在二戰(zhàn)結束70周年的今天，重啟新一輪訴訟程序，清算殘存的納粹罪犯，無論是案情本身還是其特殊意義，都吸引了各方關注的目光。
十一州警方搜捕30名嫌犯
實際上，這幾起訴訟案只是德國重啟新一輪奧斯維辛訴訟程序的組成部分。為此，相關司法機構已醞釀準備了數年。
2013年9月，德國司法系統(tǒng)“納粹罪行調查中心”公布了一項針對49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守衛(wèi)隊成員的調查結果，確定這些人中除9人去世、7人在境外、3人無法確定住址，目前仍生活在德國境內的30人將面臨司法起訴。2014年年初，德國北威、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亞等十一個州的刑警局先后行動，分別在多個地點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規(guī)模罕見的大搜捕。
70年前，納粹以“工業(yè)化”的方式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在近600萬受害者中，有110萬猶太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這個“第三帝國”最大的殺人工廠中被殺害。這期間，曾有7000名納粹黨衛(wèi)軍人員在奧斯維辛效力，但戰(zhàn)后僅有數百名主要罪犯被懲處。雖然，這支守衛(wèi)隊中的大部分人僅擔任警衛(wèi)、報務、會計和醫(yī)務員等下級軍職，但他們也都涉嫌參與了集中營的大屠殺，上述行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將所有殘存的納粹嫌犯繩之以法。
盡管這批嫌犯如今都已行將就木，他們中最年輕的88歲，年齡最大的已近百歲，但許多人，特別是受害者及其親屬仍然為此感到振奮：因為無論如何，終于可以追緝這些罪人“直至墳墓”了。
初期對納粹罪行清算不徹底
其實，戰(zhàn)后德國對納粹罪行的清算并不是順理成章、一路坦途，它經歷了曲折、艱難的過程。
1945年的紐倫堡大審判以及戰(zhàn)后盟軍所設法庭，雖然處理了一批納粹首惡分子，但當時德國民眾，尤其是西德民眾對納粹罪行的反思卻沒有今天這樣深刻。曾是反法西斯斗士的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當時為了盡快穩(wěn)定政權、發(fā)展經濟，也對歷史問題采取了“實用主義”方針，強調只有希特勒及其貼身隨從對大屠殺負有責任，其他人都是被“強迫”，被“暴力化”了，“是希特勒的犧牲品”。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不僅“集體失憶”大行其道，而且不少納粹分子還在新政府繼續(xù)其職業(yè)生涯，一些司法部門的納粹留用人員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
戰(zhàn)后十幾年間，西德審理和判決的納粹案件很少。據一位歷史學家調查：當時曾在奧斯維辛效力并活下來的納粹黨衛(wèi)軍有6500人，只有29人受到司法審判，而其中在東德被判刑的有20人，在西德受到懲罰的只有9人。
相比納粹的其他戰(zhàn)爭罪行，集中營大屠殺從一開始就較少受到德國公眾的關注。由于希特勒政權的長期蒙騙，很多人對納粹缺乏足夠的認識。1945年，美占區(qū)曾經搞過一次民調，20%的德國人承認在對待猶太人問題上與希特勒的態(tài)度一致，還有19%的人認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做法有些過分，但基本正確。紐倫堡地方法院居然稱某集中營的關押人員為“很難調教的波蘭猶太人”。而一些司法人員也許本身就有不光彩的歷史，不僅在處理納粹罪行案時相當消極，還常常把罪犯歸為“脅從”，使處罰尺度大大降低，以致許多集中營的黨衛(wèi)軍高級官員只受到很輕的處罰。當時有人做過計算：大約每害死一個猶太人，只獲刑關押10分鐘。
另類檢察官擊破“集體沉默”
上世紀60年代，在法蘭克福成功進行的一場奧斯維辛大訴訟案，使德國社會經歷了痛苦的內心拷問和自省。
1959年初，《法蘭克福評論報》的一位記者將一份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那里得到的文件交給了黑森州總檢察官弗里茨·鮑爾。材料詳細記載了1942年集中營37名黨衛(wèi)軍槍殺出逃囚犯事件的細節(jié)及蒙難者名單，文件的簽字人是當時集中營的指揮官赫斯和他的副官穆爾卡。鮑爾隨即將材料轉交給“納粹罪行調查中心”和聯邦總檢察長。
當年4月，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由黑森州法蘭克福地方法院接手處理此案，法蘭克福地區(qū)檢察院負責相關調查，而鮑爾則受托作為公訴人。
當時，鮑爾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個“另類”。他不僅本身是猶太人，而且曾被納粹關押、驅逐。然而，正是這段遭遇賦予了他辦理此案的巨大決心和勇氣。鮑爾聘請了與納粹沒有絲毫牽連的年輕律師參與調查。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多方查閱檔案，千方百計尋求猶太人組織的幫助，并在報紙上呼喚證人勇敢地站出來。盡管辦案人員多次受到辱罵攻擊和暗殺恐嚇，鮑爾的司機甚至不得不配槍以防不測，但是，任憑來自各方的阻撓和威脅，他們依然毫不動搖。
整個調查取證進行了五年之久，其間，調查詢問了1400人，約談證人250多位，匯集證明材料75卷，包括幸存者的證詞、檔案文件以及集中營指揮官的命令、電報和記錄等，撰寫了厚達700頁的起訴書。調查證明，當年奧斯維辛集中營有7000名黨衛(wèi)軍守衛(wèi)隊隊員，他們看守共40個分營。1942年春，納粹當局命令奧斯維辛開始執(zhí)行“種族滅絕計劃”，記錄在案的即有：1942年，166趟列車運抵18萬猶太人；1943年，174輛列車運抵22萬猶太人；1944年，被“死亡列車”拉到奧斯維辛的猶太人高達65萬！每趟列車的猶太人到達奧斯維辛后，都會由黨衛(wèi)軍守衛(wèi)隊隊員對他們進行一次“篩選”，有勞動能力的男人和婦女繼續(xù)囚禁，“老幼病殘弱”則直接被送進毒氣室。
1963年初，鮑爾等檢察官向法蘭克福地方法院遞交了對20余名原奧斯維辛集中營黨衛(wèi)軍成員的起訴書，法庭審理正式啟動。鮑爾還創(chuàng)造性地通過“巡回法庭”的方式，對“集體沉默”的德國社會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在134天的訴訟過程中，有兩萬聽眾到法庭旁聽，庭審報告暢銷難求。各家媒體連續(xù)報道數百名證人的證詞，將奧斯維辛大屠殺的真相傳入千家萬戶。
1965年8月19日，法庭宣布了判決：6人被判無期徒刑，11人被判處3.5至14年的監(jiān)禁，3人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這場訴訟對提高戰(zhàn)后德國民眾的政治覺悟無疑具有重要的影響。一些專家指出，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的“集體沉默”終于被擊破，人們走進了必須面對“自己過去”的時代。
屠殺機器“小齒輪”同樣有罪
上世紀60年代的奧斯維辛大訴訟案雖然將德國社會對納粹罪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面，但許多集中營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對此案及后來類似案件的判決并不滿意。他們認為，德國對許多集中營的高級軍官判罰太輕，其下屬更是大多得到開脫。鮑爾曾在訴訟中提出，奧斯維辛對猶太人的謀殺不是多個單獨的罪行，而應被視為一個整體的罪惡。他認為，集中營守衛(wèi)隊的每個成員都犯有“參與謀殺”罪。但法院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數千黨衛(wèi)軍只是在那里工作過，猶如一部機器里的“小齒輪”，不足以被判刑。
1969年，西德聯邦法院以無法提供個人有罪的證據為由，終止了對原奧斯維辛集中營數十名守衛(wèi)的調查審判工作。此后多年，各地司法部門都按這一標準處理奧斯維辛案，致使數百起調查、訴訟程序中止，許多嫌犯逍遙法外。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下跪謝罪的舉動震驚了世界。盡管當時德國人對此有很大爭議，但全社會對二戰(zhàn)的反思逐漸深入，對被屠殺的猶太人及二戰(zhàn)受害者的憑吊紀念活動日益增多。此后，民眾的情緒不斷影響政府，政府的態(tài)度又促進了社會的反思。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大范圍、全民性的反省戰(zhàn)爭罪行的意識愈發(fā)增強。
“9·11事件”之后，漢堡學生、摩洛哥人默塔薩德克作為“恐怖飛行員”阿塔的幫兇被判刑。此人并沒有親自去美國殺人，但他隱瞞了阿塔離開漢堡的實情，并將錢款轉移給在美國的恐怖分子，因此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此事使“納粹罪行調查中心”的律師瓦爾特受到啟發(fā)：用同樣的理由也可以對聲稱沒有直接殺人的集中營黨衛(wèi)軍進行指控。
2008年，瓦爾特把奧斯維辛“索比堡死亡集中營”黨衛(wèi)軍看守德米揚魯克送上法庭。法院接受了鮑爾當年提出的觀點，即：不是以個人犯罪證據為依據，而是以其作為納粹屠殺機器的“組成部分”，“協助謀殺”2.8萬名猶太人的罪名，判處其5年徒刑。
這個判決為徹底追究納粹分子的罪行提供了案例，促使“納粹罪行調查中心”全面重啟對奧斯維辛集中營守衛(wèi)人員的司法追究，因此才有了去年初聯邦十一州的聯合大搜捕。
“納粹罪行調查中心”負責人稱，雖然這些被追究的納粹人員大都已九十多歲，但將他們繩之以法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據調查，這些人中有不少人至今沒有懺悔之心，審判這些嫌犯有助于樹立正確的善惡觀，同時也是對后人的一種警醒。
以司法清算納粹罪行的尾章
目前，距德國警方的大搜捕已過去了一年多，被追究的黨衛(wèi)軍分子有的死了，更多的人已無行動能力接受訴訟。但即使如此，僅剩的幾名嫌犯仍然要面對法庭的審判。
多特蒙德檢察官指控的是一名93歲的前奧斯維辛集中營守衛(wèi)隊成員，他參與了對17萬人的謀殺，受害人大多是從匈牙利被驅逐的猶太人。在什未林被起訴的是一名黨衛(wèi)軍下士，94歲。此人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醫(yī)務隊任職期間，至少有3681人被送進毒氣室。下薩克森州指控的納粹分子是一名92歲的黨衛(wèi)軍女看守，她參與了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軍”行動，其間共有1400名猶太婦女喪生。而現年93歲的格羅寧當年曾在奧斯維辛守衛(wèi)隊擔任會計，負責收羅和注冊被害者的行李與錢財。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伊娃·法迪迫切希望親眼看到所有的罪犯受到審判。法迪兒時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鋼琴家，但就在她報考音樂學院之前，一家人被押送到奧斯維辛。在集中營的毒氣室外面，納粹醫(yī)生招手示意她站到和家人分開的另一隊去。從此，她與其他八位親人陰陽兩隔。
一位匈牙利政治家指出：“每一個在'比克瑙集中營’服役、站崗的黨衛(wèi)軍守衛(wèi)就是用具體行動在協助大規(guī)模滅絕行動。”法迪則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一伙強盜入室搶劫殺人，站在門外望風的人就沒有罪嗎？那就是協謀罪！”
2014年，有“納粹獵手”之稱的國際猶太人組織“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柏林、漢堡和科隆等城市發(fā)起了海報宣傳活動，甚至懸賞2.5萬歐元，以期抓住“最后的機會”，尋求指證那些在逃納粹罪犯的證據。在2000多張海報上寫著：“晚了，但還不算太遲，幫助我們把他們送上法庭！”該組織估計，在德國還有數十名涉嫌犯罪的集中營黨衛(wèi)軍成員“沒有為自己的罪惡付出代價”。
格羅寧案共有數十名原告，基本都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他們的代理律師瓦爾特說：“對于集中營的幸存者和他們的親屬，這已經是一個來得太晚的公正形式了?！彪m然這些委托人現在都老了，且大多病痛纏身，但都想親自到呂內堡參加訴訟。一些幸存者甚至希望，那些罪犯“別死在我們的前頭”。對他們來說，這些罪犯70年后才得到懲罰近乎荒謬，但判決十分重要，因為這代表全社會公開表明的態(tài)度。
對于此次德國重啟奧斯維辛訴訟案，德國輿論也從不同層面進行了解讀。一些德國學者表示，“時間的流逝不會減少罪惡”，違反人道的行徑應當永遠被追究！歷史學家、亞琛大學教授呂森評價說，此次訴訟程序不是“自我起訴”或“自我責備”，稱其為“自我凈化”更為合適。此舉表明，德國勇于承認曾經以國家名義犯下的罪行，勇于承擔歷史責任。更有媒體指出，隨著二戰(zhàn)親歷者的逐漸離世，這次的奧斯維辛訴訟案很可能成為戰(zhàn)后德國以司法形式清算納粹罪行的最后一章，但人們對于納粹思想的追究不會終結！德國總理默克爾去年在柏林參加紀念奧斯維辛活動時明確表示，德國人為此“感到羞愧”，“并將對此負起永恒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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