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zhí)哆吤姹谄吣曜x“天書”
1971年4月，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去世，《參考消息》 刊登了國外關于他的報道。父親把其中的一段話特意一字字地念給我聽:“在他三十多歲的時候 (父親解釋道:這是指還沒有明顯成績、即還沒有成名受到公認時)，就已經(jīng)懂得了什么對于他是重要的?！彼押竺娴膸讉€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導我，也是對他自己那個時期的總結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拿來了一幅準備送外賓的國畫《達摩》給他欣賞。他只說了一句話:達摩面壁了九年啊。我聽了沒當回事。后來我才聯(lián)想到，他在黑龍?zhí)洞似吣?。一個而立之年的學生，跟隨著一個知天命且耿直的優(yōu)秀老師，在一個房間里長達七年，沒有做業(yè)務之外的任何雜事，思考一直沒有間斷，這是難以想象的。我也常思量，父親和他的老師如此固守七年，動力到底是什么，是否顯示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韌性和頑強精神? 兩個人以各種方式和角度談話聊天、交流讀書心得和思想，對于父親后來學術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進一步告訴我，三十年代在云南，他當時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繼續(xù)完成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的發(fā)掘報告。實踐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學術思想發(fā)育的種子。他在以后的回憶里說，這個時期好比在釋讀“天書”，從瓦鬲制作角度出發(fā)，將這個中國文化特殊載體的演化規(guī)律依序分成了四個階段，應是摸索中國特色考古學方法論的開始。
他還告訴我，上世紀三十年代瑞典學者蒙特留斯寫的 《先史考古方法論》一書，介紹了器物類型學，引起了他極大的注意。但人家針對的是北歐、意大利的青銅扣針、短劍和容器，而我們要研究的是地下出土的陶鬲和陶罐。為此，他說他不得不學達摩，長年對著這些器物反復思索著，才有了認識上的飛躍。幾年的成果，現(xiàn)在在北大用一節(jié)課就能說完———當然想吃透它也非易事。
我到了九十年代才知道，1939年有件事情對于父親的學術生涯起到重要作用。適逢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幾位學術要人也顛沛流離來到昆明 (后來他們去了重慶)，經(jīng)王振鐸引見，父親和李濟等比他年長的同仁見面，顯然是一次學術心靈的溝通，也令父親終生難忘。那次和李濟會面后，又見了梁思永、董作賓、吳金鼎、石璋如等先生。
1941年，父親的《陜西寶雞縣斗雞臺所得瓦鬲的研究》 十萬字初稿完成后，按照徐旭生文章里所說，考慮到這是父親的第一部著作，唯恐有閃失，所以要求父親把初稿郵寄給李濟、梁思永、吳金鼎和石璋如等前輩把關。書稿經(jīng)修改后，又經(jīng)徐旭生1941年6月作序，父親用掛號郵寄給了香港商務印書館館長王云五。不料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占領香港，書稿下落不明。
那時父親常和母親念叨他的“書稿丟失”及“太平洋戰(zhàn)爭”帶來的損失等，直到返回北平后父親有時還會說到這事。幼小的我，只知道父親遇到了麻煩事，對他的打擊較大，但不知我能為他做些什么。
《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一書的出版，歷經(jīng)艱難，直到1948年初才正式付印。1948年10月，父親收到了李濟先生對此書所作出的肯定性回信。
我由此理解，李濟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 《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層》手稿送給了父親，應是很貴重的“禮物”。因為李先生的文稿成于1944年，而父親在1948年的文章里提到，他很想親自撫摸一下小屯的陶片，我推斷，贈送的時間應在1944 1948年。李濟的毛筆字清秀工整，被我父母珍存在樟木箱子的最底層，幸存至今。
昆明當時聚積了很多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那時在西南聯(lián)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 (位于黑龍?zhí)段鞅狈较蚣s五公里)的聚會，作為一種學術活動，有人曾將它與早期的英國皇家學會相比。每次參加活動的不過十五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來有不少成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父親說，他們和王守競廠長是兩個不同的典型，他們像是在沒有外人理會也沒有干擾的安靜的地窖里慢慢孕育發(fā)酵成為了精品。
我還記得趙九章先生。他在西南聯(lián)大的簡陋教學辦公桌旁的土墻壁上，掛了一幅未裝裱的寫有岳飛名言“還我山河”的水墨畫，足見他對未來充滿信心。父親領著我在這張簡陋的黃色畫紙前觀看了許久:江南水鄉(xiāng)，穿著蓑衣的一個農(nóng)民在稻田里趕著水牛，一個如同我年紀的孩子雙手捂著頭往茅屋方向跑去，表明家是多么的重要。這幅簡單的畫，深深印刻在我幼年的腦海里。我也模糊地記得，趙伯伯他樂觀，愛說笑，精神抖擻。我長大后得知，他勤奮地收集和閱讀了所能得到的多種學科的專業(yè)資料，為他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施展特有的才華 (他一貫倡導多學科的協(xié)作，做了許多有遠見的戰(zhàn)略部署，如航天衛(wèi)星、氣象預報、建立地球物理所等)奠定了扎實而廣闊的業(yè)務基礎。
物理學家錢臨照教授，利用常常和徐旭生見面的機會，借閱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發(fā)現(xiàn)了墨子對于光特性的敘述，還發(fā)現(xiàn)了古人對于“地動(地球不是靜止而是在運動中)”的認識。知道了這些發(fā)現(xiàn)，都早于國外，從而為他與英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的國際合作，打下了基礎。為了籌建光學實驗室，身材不高的他常常圍起藍色圍裙和玻璃工在研磨機旁一干就是一整天。
云南自費考古夢的破滅
父親的工作，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是很單調的，就是埋頭寫東西，看材料。一同工作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有的時候他們也議論些什么，徐老伯常是主要的發(fā)言人，偶爾還會站起來，或者背著一只手在房子里邊走邊說。我兒時的印象里，這就叫史學。
父親和徐旭生先生倒是能和廟里的老道士談得來，幾次我見到他們在院子里意味深長地細細敘談，絕不是一般的寒暄聊天。后來父親還告訴我:“那個道長 (住持)很有學問，可不要小看人家，他曾回答我說:‘你要想學習道，進而明白道，首先你的內心要凈、要空———去除繁瑣的雜念;心虛了，道自然就會在你心里生根，之后才能悟得大道真諦?！夷菚r正長期地苦思苦想，經(jīng)他一說，我明白了，我得去除雜念靜下心來，于是我要尋找的道理———類型學———自然就進入我心田了?！?/p>
俞德浚伯伯有一間工作室，是座建在密林中的小房子，很像童話故事里的情景。他常在那兒一面看那些標本一面做筆記。父親好像看得很入迷，對他說，我羨慕你，你有這么多財產(chǎn)。父親也帶我在靜生植物園里，看俞伯伯的試驗現(xiàn)場———花卉暖房，還有兩間和蔡希陶先生親自砌出的烤煙房，還有養(yǎng)殖洋狗的犬舍。原來俞先生和蔡先生為了籌集到野外考察的經(jīng)費，想了許多辦法:引進并培育“大金圓”的優(yōu)良煙葉品種，培育它適應云南的土壤氣候環(huán)境;自己動手繁殖稀缺的花草，又在昆明市區(qū)開了個花卉商店出售;繁殖寵物狗和鸚鵡到市區(qū)去賣等等。幾項措施都得到了不錯的經(jīng)濟成效。特別是第一項既得到了經(jīng)費，也是工作的一個目的。近半個多世紀來，云南省煙草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和他們這個時期的重要成果關系極為密切。
父親對這些努力和經(jīng)費收入很關切也很羨慕。他曾對俞伯伯說，可惜我沒有你們這樣的本事和條件，我掙不到錢呀。原來父親的心思，是幻想也能運用什么辦法籌集到一點費用，到云南偏遠地區(qū)搞些少數(shù)民族原始生活環(huán)境的調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藝流程、土法煉鐵過程的調查等。此前，當他聽了俞伯伯講述的有些彝族地區(qū)還處于原始社會形態(tài)時很著迷。俞伯伯舉例說，他想送給彝族頭目一些禮物卻遭到拒絕，因為頭目說他無法將這個禮物均勻地分給他的手下人。
父親曾多次隱約設想過從家庭方面再次得到財力支持，用于云南地區(qū)小規(guī)模的“自費”野外考古調查。限于那時云南境內的社會環(huán)境，野外考察必須雇工并攜有槍支，攜帶馬匹、馬夫，集體行動。俞伯伯也一再告誡我父親，去野外沒有四五個人是絕對不行的，疾病、土匪、極度艱難危險的路途、和當?shù)氐念^目結交，都需要財力、人力。而北平研究院昆明辦事處能按時發(fā)出薪水就是最核心的工作了，連辦公用品的費用都極少。
于是，他只能多向老鄉(xiāng)們詢問。諸如山村里手工制陶的方法，泥制燒炭爐子的打制方法，手工打制銀器、磨制玉器飾品的方法等。他還很注意查看村民婦女衣服帽子上刺繡的圖案花紋。我后來才懂得他是在了解古代人對于花朵崇拜的淵源。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得知云南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不少新器物，感慨道:可惜呀，我當年沒得到機會去各地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