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的自私本能必然無法躲避激進的誘惑，他們傾向將他人的無心之失當做不可饒恕的罪行，把自己的應取挫折視為世界不公的惡果，并常常為激情、仇恨、夸大的觀點所迷惑感染，進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怨憤和偏見。正基于此，代際仇恨、階級仇恨、民族仇恨皆應運而生，由此催生了新時代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和激進民族主義的惡果，此兩者皆以人群不同劃分敵我，由此蠱惑眾心，傾覆世界。
在近代四百年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人比法國政治家塔列朗親王和奧地利前首相梅特涅親王更能理解人世的滄桑變幻。作為君主神權、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zhàn)爭三大時代的核心親身經歷者，塔列朗和梅特涅不僅僅親眼目睹了三種自詡正義的道德原則在二十六年內（1789-1815）的先后崩潰，也親身見識了無數的達官貴人和大眾庶民為了富貴或茍活不斷在這三種原則之間近乎寡廉鮮恥地反復搖擺：星期一堅定無比的神權政治保衛(wèi)者，星期三可能變幻為自由平等的信仰者，到了周末他就可能發(fā)表擁抱拿破侖民族主義的演說。三者道義原則分別是：舊君主時代的君權神授道義原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自由平等道義原則和拿破侖皇帝時代的民族主義道義原則。因此，當經歷了三十年近乎無恥的危險博弈之后，兩位大政治家實際上已對人性的輕浮和歷史的厚重了然于心。這使得他們不禁產生了兩種自相矛盾的認知，在他們后半生留存的著作或書信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痕跡：第一，無論是塔列朗，還是梅特涅，至少在他們的后半生，都對所謂的信仰和道義不屑一顧，對他們來說，三十年來為了各種反復無常、名目繁多之道義殘酷殺戮的生涯，帶給這些核心參與者的，與其說是更堅定的信念，不如說是萬物皆虛的幻滅。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塔列朗肯定早就是一個真正的幻滅者，或者說他從來都是什么都不信，但梅特涅也不遑多讓，他將自己的大陸同盟稱為“神圣同盟”，讓他的政治盟友亞歷山大沙皇加號“神圣王”，但他自己卻對“神圣”不屑一顧。很難想象這群毫無信念的人，是如何組織所謂的神圣同盟，并自詡堅定且為信念而戰(zhàn)的。塔列朗在給情婦卡特琳夫人信中這樣調侃法國政治，他說，“二十年多來，法國總是被各種人以各種理由拯救，我早已經習慣了”。梅特涅曾多次嘲諷自己的神圣同盟中的神圣兩個字，說，“所謂神圣，大概即是虛無吧?！?/section>第二，令人吊軌的是，恰恰正是因為親身經歷了殘酷血腥的法國大革命和毀滅整個歐洲的拿破侖戰(zhàn)爭，塔列朗和梅特涅都深深地意識到，革命與戰(zhàn)爭的本質在于缺乏共同的道義原則，沒有共同原則，讓一個國家的不同人群或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陷入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而只能如同叢林野獸般以彼此靠殺戮裁決，這使得席卷歐陸的毀滅性革命與戰(zhàn)爭整整肆虐了二十六年。就像塔列朗親王在1792年國王倒臺前夕所憂慮的那樣，他說“舊的君主信仰崩潰了，但新的自由理念卻未被廣泛接受，我看到法國將會陷入一片血海之中，那是一個沒有公正，只有暴力的野獸時代”；梅特涅也有同樣的見解，“革命的毀滅性不在于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摧毀了舊的正義，卻很難給世界留下新的正義，這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叢林世界下的文明自殺”。
“野蠻離文明只有兩步之遙，只要一放松，它就會重新回來?！边@是塔列朗親王的名言，他正是親身經歷于此。1792年9月，在目睹殘酷無情的九月屠殺之后，塔列朗意識到一場場更大規(guī)模的自相殘殺之血腥劇目將不可避免，他毅然辭去在革命政府中的高官顯爵，離開了法國，先后逃亡英美避難，他走之后，他的政治盟友們如丹東、德穆蘭等，政敵如維尼奧、圣鞠斯特、庫東等都先后遭到全家滅殺，本片段就是描述的九月屠殺更為重要的是，塔列朗和梅特涅都深深意識到，拿破侖戰(zhàn)爭對世界的毀滅性，也同樣來自于大陸各國缺乏共識，沒有共同的原則來處理彼此的分歧。拿破侖是一個對任何道德都毫無信仰的狂人，除了他自己的天才，這位軍人帝王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這不僅僅讓他的貪婪不可遏制，也讓其他國家無法與之建立任何互信，因為任何信任的本質基礎都離不開共同的原則，但拿破侖沒有原則，也不相信原則。拿破侖輕視道義和均勢，傲然以實力對待敵人、盟國及歐洲各國，將世界視為他作為一個強者任意馳騁的叢林，這讓塔列朗意識到其必敗的終局，并下決心拋棄巔峰時代的法國皇帝“奧斯特里茨戰(zhàn)役，讓世人知道與拿破侖為敵是危險的；耶拿戰(zhàn)役，讓世人知道對拿破侖中立意味著災難；西班牙的毀滅，則讓世人知道與拿破侖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場勝利都在制造著更多的恐懼和敵人，因為事實將迫使世界明白，拿破侖只信仰實力，毫無原則可言，他不是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君主，而是一個擇人而噬的魔鬼，這不可能長久?！?/section>——梅特涅從大政治家的歷史視野很早就意識到拿破侖必然失敗這種認識深深影響了他們后來處置政治與外交的方式，即無論是塔列朗，還是梅特涅，他們盡管或許不相信任何原則，卻極為重視原則的事實政治價值——那是穩(wěn)定秩序的根基。他們都認為，無論是穩(wěn)定的國家秩序，還是牢固的世界秩序，都不可能僅僅扎根于物質實力，更需要以共同的精神和原則作為基礎，否則必然完全陷于實力相爭的獸性時代。在這種情勢下，后半生執(zhí)政中，兩者尤其是梅特涅恰恰都在努力追尋普遍的信仰，以建構穩(wěn)定的統(tǒng)治。說來令人諷刺，作為兩個完全沒有信仰的人，他們卻試圖在舊時代的老人與新時代的年輕人中尋求共通的倫理，試圖在窮人與富人中尋求共存的觀念，試圖在歐洲大陸各國之間尋求共同的精神，并以這些不種的共性原則作為協(xié)調不種矛盾的基礎。
這就是真正的保守主義。一種存在于“新觀念尚未真正形成，舊觀念尚未完全落幕”大變局時代，使消極與積極并存的非絕對性世界觀。消極，是因為這些信仰者，無論是塔列朗，還是梅特涅，他們都從不自認為絕對正確，也不相信世間存在絕對正確，他們只相信基于現實的現在，這使得他們看起來甚為消極，甚至被鄙為反動。“我對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興趣，我只尊重并接受既定的事務，并在此基礎上思考”積極，則是指無論是塔列朗，還是梅特涅，他們的目標始終在于更好地努力駕馭時代的浪濤，避免在一個代際、階級、國家觀念差異極大且急速變化的時代，催生出無法彌合的矛盾，從而消弭毀滅性、全面性的革命和戰(zhàn)爭災難。“三十九年來，我一直扮演著堤壩的角色，阻擋波濤巨浪的翻滾……直到最后波浪淹沒了堤壩。但波浪并不會從此平靜下來，因為使其躁動不安的并非堤壩，而是他們內心的不安?！薄?848年梅特涅被迫辭職時的演講
正是基于此，整整三十三年，歐洲大陸再未出現過1789年法國大革命那樣慘烈恐怖的革命殺戮，也再未從出現過拿破侖戰(zhàn)爭那樣肆虐大陸的酷烈戰(zhàn)亂。那是一個總體而言較為和平、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時代，也是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不朽榮光。1820-1848年期間，梅特涅先后十七次協(xié)調歐洲大陸君主國的矛盾，讓彼此的紛爭在共同的保守主義原則下和平解決，使得歐洲大陸在38年內再未出現過大國之間的戰(zhàn)爭，這在歐洲歷史上是難以想象的和平時代。然而，即便是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無論是塔列朗，還是梅特涅，都知道這僅僅只是抗拒歷史和人性的本能，努力拖延必然到來之災難的到來。因為，人類的自私本能必然無法躲避激進的誘惑，他們傾向將他人的無心之失當做不可饒恕的罪行，把自己的應取挫折視為世界不公的惡果，并常常為激情、仇恨、夸大的觀點所迷惑感染，進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怨憤和偏見。正基于此，代際仇恨、階級仇恨、民族仇恨皆應運而生，由此催生了新時代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和激進民族主義的惡果，此兩者皆以人群不同劃分敵我，由此蠱惑眾心，傾覆世界。對此，偉大的梅特涅親王也不禁產生深深地無力感，他曾經感嘆道，“假如我早生二十年，那么我會是一個真正的舊君主主義者，安寧地過完自己的人生；假如我晚生二十年，那么我會是一個堅定的新思潮秉持者，發(fā)誓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時代；遺憾的是，我生于一個新舊交錯的現在，那么我只能站在這里，握緊世界的鐵輪，使歐洲大陸不至于陷入脫軌的災難，并必然作為一個走向失敗的反動派為后世歷史所嘲弄。”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必然和英雄的悲劇。作為激進浪潮的開端，毀滅世界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皇帝在戰(zhàn)場上失敗了，但他們所代表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卻最終蠱惑了歷史，相比而言，塔列朗和梅特涅以保守捍衛(wèi)大陸的安寧，讓人民獲得穩(wěn)定富足，但他們卻不能抵擋代際的浪潮，最終走向了必敗的結局。而保守主義的失敗，實際上意味著歐洲各國再也不愿意追尋解決分歧的共同原則，更趨于以激進主張轉移矛盾，這寓意著歐洲文明的失敗，也代表了歐陸必然會重演比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更慘烈、更致命的災難：梅特涅死后，再無對手的激進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發(fā)展到極致，在絕對觀念的主宰之下，各國、各階層都自視為絕對正確，彼此間再也無法以共同的原則裁決分歧，所有的矛盾最終只能用武力解決，這種野蠻的規(guī)則最終催生了毀滅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布爾什維克大革命。最終，當偉大的歐洲變成孱弱的邦國，歷史與文明透支得只剩下近乎白左的虛無，盎格魯撒克遜人以絕對強者的姿態(tài)統(tǒng)治歐洲。只有這個時刻，那些真正理解文明可貴的明智之歐洲人，才能透析保守主義先賢的偉大智慧：大陸的共識至關重要，歐洲的聯(lián)合不可替代。歐陸自我毀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實際上歐洲絕對民族主義發(fā)展到極致的必然結果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