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旺林
封建科舉時代，中進士是絕大部分讀書人瑰麗的夢想。而一個地區(qū)進士人數(shù)的多寡，也往往成為反映該地文化發(fā)達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大埔歷史上出過多少個文進士？在民國《大埔縣志》（下簡稱“民國縣志”）的“科目表一”（下簡稱“進士表”）中列了五十一位。在眾說紛紜中，這算是最權威、最可信的了。然而，其中部分清代人士的名字卻在北京市東城區(qū)圖書館編輯的《科舉輯萃·進士題名碑》中找不到，在記錄明清進士群體方面比較權威的工具書《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中也查找不到。另外，也有一位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中記為廣東大埔籍的嘉慶年間進士，在同治、民國縣志中毫無記錄。那么，大埔到底出過多少個文進士？我們希望把這個問題盡可能搞得清楚一些。這就是我們編著此書的最初動機。
在查找大埔進士史料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對于某些人物，不但不同的史志對其所作的記述多有不統(tǒng)一之處，甚至同一部史志的記述也有前后矛盾、互相抵牾的現(xiàn)象。此外，前人出于為尊、親者諱等原因，對一些進士的記述時有語焉不詳之處。有些記述在當時的讀者也許并不覺得費解，而在今天我們讀來，則往往會滿頭霧水，不知所云。面對這種種現(xiàn)象，更堅定了我們要編好本書的決心。
我們力圖讓本書成為大埔進士的檔案庫。因此，我們將準確性、真實可靠性作為編輯本書的基本原則，并注意到全面性、明了性的要求。為了讓讀者能比較全面、清楚地看到本書所收錄的每一位進士的真實面目，幾年來，我們搜集、參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通過小心求證，仔細甄別，做了不少糾錯、補遺的工作。
通過考查，民國縣志進士表中所列五十一人中，四十五人的進士身份是確定無疑的，元代余英的進士身份有待進一步查考，另有五人已可認定其不屬進士。本書據此分三部分對他們加以介紹。
大埔的進士，可以肯定不止這些人。已知的就有宋代為進士張雷的夫人作墓志銘的“進士藍震龍”。民國縣志編纂者曾推斷其屬于大埔人（見本書《張雷》中“附錄四”之二）。由于年代久遠，相關資料太少，故“進士表”中未加收錄。也許還有一些，連姓名都被歷史的沙塵所封埋。另外，民國縣志進士表中沒有收錄的盛若林，我們也有理由將其列入大埔進士的群體。
由于時間等方面的種種原因，我們能找到的相關史料還很不夠，加上我們的水平有限，因此，本書對所錄人物的記述和考證，不只缺漏甚多，錯誤也一定不少。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本書對人們較全面地了解大埔歷史上的進士群體，肯定會有一定的幫助。同時，我們也相信，本書在促進人們對大埔進士以及其他科舉人物作更深入的了解方面，也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下面簡單說明一下關于本書的幾個具體問題：
一、書名。由于本書有不少考證方面的內容，因此原擬以“大埔進士考略”為書名。后考慮到讓本書和《大埔將領錄》、《大埔巾幗錄》相配套，故將書名定為“大埔進士錄”。
進士有文、武之分。本書所收錄的進士雖然都是文進士，但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大埔出過一個武進士（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的房殿魁，有人說是大埔銀江人。民國縣志中并無記錄，而梅州市政協(xié)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2012年12月編印的《梅州進士錄》記其為梅縣城東鎮(zhèn)人，屬于梅縣、梅江區(qū)的進士）。此外，大埔也沒有出過其他的進士（如翻譯進士、經濟特科進士等），因此，本書名曰“大埔進士錄”應該不屬“以偏概全”。
二、民國縣志在進士表之后設一附表，列入七位“明通進士”。本書對他們亦加以介紹，但對于其“明通進士”身份未加查考。
三、紀年。古代的史志在紀年時一般采用年號+年份（同一年號中的年份。如“康熙二年”）或年號+干支（如“康熙癸卯”）的方法?？紤]到便于讀者核查原史志資料等需要，本書采用年號+年份+干支并標注公元紀年的方法。如：“康熙二年（癸卯，1663）”或“康熙癸卯（二年，1663）”。
書中凡用阿拉伯數(shù)字紀年的，均屬于公元紀年。
本書中歷史紀年與公元紀年的對應（如“康熙二年”或“康熙癸卯年”記為公元1663年）依據的是文物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一書。我國歷史紀年與公元紀年之間實際上存在一定的日期差。例如，康熙二年（癸卯年）的起訖時間是公元1663年2月8日（春節(jié)、元日）——1664年1月27日（除夕）。
四、書中所標的月、日，如無特別說明，均屬于農歷的月、日。
五、書中人物的歲數(shù)均屬虛歲。
六、本書中《大埔縣志》一般簡稱“縣志”，《潮州府志》一般簡稱“府志”。
七、本書收錄了部分與進士有關的照片。照片中宅第、牌坊、匾額、楣桿夾石等上面所鐫（書）的漢字均屬繁體字。介紹時則改為簡化漢字。
說明：
《大埔進士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作者：黃志環(huán)、鄧旺林、黃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