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時下，學者作家每每談及學術(shù)成果，多以寫作字數(shù)、出版冊數(shù)計，隨便一部長篇小說，字數(shù)都能超過《紅樓夢》，而長篇小說的繁榮異常，一年付諸出版者竟在幾千部，待印者不計其數(shù)。有工夫閱讀長篇小說的人已越來越少，能從頭至尾完整讀完者更是少之又少。有某暢銷小說作家，由于連續(xù)幾年每年推出兩部長篇而受到質(zhì)疑，猜側(cè)其寫作為雇傭所為。在小說出版春色滿園、氣象萬千之時，以出版小說為專的全國眾多文藝出版社的經(jīng)營，卻秋風凋零，每況愈下。何以使然，市場使然，小說家責怪人心大不如前，讀者申飭沒有好作品面市，小說之衰微，衰在綠葉萋萋之間，微在枝條郁郁之時，現(xiàn)象好似蹊蹺詭譎，言之不祥，實則順理成章，并無怪誕。而在學界，學術(shù)成果每每以發(fā)表論文的篇數(shù)計，使得各類學術(shù)期刊的版面收取費越來越高。這樣的論文除了自己，不知誰還有興趣卒讀。北大某社會學教授的學術(shù)專著，因抄襲于國外同行而身敗名裂，斯文掃地，類似的例子還不斷有媒體報道。究其故，有個人品行的原因，也有形勢所迫的借口。
賈島有“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句喻賦詩之不易，縱使洋洋萬言、連篇累牘的小說創(chuàng)作，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曾“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在此之前的素材積累階段，他借《紅樓夢》第一回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表露：“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贝藶樽髡咔殂褐懈卸l(fā)，胸臆之不得不吐。
對于安身立命、垂之千古的學術(shù)，更是一件嚴肅的事了。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懸賞千金，不能增損一字。朱熹于四十多歲時，即已寫就四書注釋初稿，之后反復增刪修改，分合不定，直至六十多歲時，方在漳州將四書合刊為一，印行天下。紹熙元年刻印之時，他又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遂令刻工馬上修改，“鄉(xiāng)在彼刊得‘四子’‘四經(jīng)’，當時?？弊灾^甚仔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四書集注》奠定了其在學術(shù)上不可撼動的地位。當他看到友人草率出書時曾慨嘆：“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鄙旰狻肚G園小語》云：“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復取證于高明，然后授梓。若乘興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剛更高?！贝艘嗌饕?。
持此態(tài)度者，尚有黃侃。黃平生謹于著述，曾說過“不滿五十不著書”之類的名言。1936年他五十歲生日當天，老師章太炎先生為其撰一聯(lián)：“韋編三絕今知命，黃娟初裁好著書。”上聯(lián)嵌孔子“五十讀《易》”之典，贊黃侃五十年來勤奮讀書，下聯(lián)用蔡邕《曹娥碑》之典，希望其今后可以潛心著述了?！安粷M五十不著書”，看似激言，實則悃意，悃己之思想尚未成熟、學問尚未直立，著書過早恐妄下雌黃，于世無益。他在日記中曾言：“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已十過，《漢書》亦已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后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遍數(shù)?！?div style="height:15px;">
黃侃對新文學不存好感，對胡適抱有敵意，他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戲稱胡適為“著作監(jiān)”，學生不解其意，黃侃的回答頗為陰損：“監(jiān)者，太監(jiān)也。太監(jiān)者，下部沒有了也?！睂W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黃侃是存心諷刺胡適的著作只有上部，沒有下部。此喻遂傳為笑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白話文學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長期付之闕如，倒也是事實。林語堂曾幽默地夸贊胡適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這一“美譽”多少有些令人尷尬。如此尷尬，一則因其社會活動太多，朋友太多，占用了過多時間，一則其精于考證，立言謹慎，“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jù)說三分話”，便是他的名言。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據(jù)可信之材料，依常理之判斷”，可謂是那一代人的臨深履薄，字斟句酌。
著書立說、形諸筆墨之于朱熹黃侃只是業(yè)余，其正業(yè)乃設(shè)壇講學、教書育人。舒懷命筆、操觚稗官之于曹雪芹也是業(yè)余，只是今人無法考證其從事何種職業(yè)而已，但寫作《紅樓夢》他是沒有得過誰人稿酬的。
無意于佳乃佳的著作，看似偶然，其則必然，書教好了，學問大了，語句豈有不佳者，觀點豈有不明者，見解豈有不邃者，文字豈有不傳者。再則，他們將寫作當成了立言，賦予了崇高與神圣，臨事饉飭，三思不敢片刻孟浪，所謂“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也，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即便小說創(chuàng)作也沒有虛應故事、胡編亂造之唐突，曹雪芹便言：“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敝祆涓菍⒅雠c明道聯(lián)系起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將文與道聯(lián)系一處者，早已有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便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說。以此古訓為操守者，今日專事寫作的職業(yè)操手，尚有幾人經(jīng)心在意、留神理會？尚有幾個念慈在慈、銘諸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