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英語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機能
韓少功 王堯
王堯：漢語在整個世界文化創(chuàng)造和知識生產(chǎn)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可以從漢語的文學寫作特點開始，接近這個問題，慢慢的展開。西方語言學上的變革，帶來文學批評和文化上的變化，對漢語的重新理解也會帶來眾多領域的變化。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看漢語的寫作，看白話文的歷史，以及漢語今后的走向，我們可以看得更通透一點。比方說，漢語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典故之多。
韓少功：典故之多是漢語的重要特點之一，不僅表現(xiàn)出漢語的歷史悠久，積累深厚，而且表現(xiàn)出漢文化強于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的獨特文化傳統(tǒng)。成語里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個故事，一個具體案例，一個提供意義的完整語境，“拔苗助長”、“葉公好龍”、“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這樣。比方說你使用“退避三舍”，雖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讓”、“避讓”、“忍讓”，但這個典故的豐富含義和準確含義，是這些詞不能完全表達的。為什么退避?這里面有情感，有感恩報德的來由。為什么不多不少退了個三舍?這里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與原則相沖突時的權衡。還有什么叫“三舍”?這里有歷史知識，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圍，可以讓人產(chǎn)生現(xiàn)場感和其他聯(lián)想。這就是說，典故最大限度保存著話語的語境，盡力保存相關判斷的實踐性、感覺性、具象性，是一種準文學化語言，或者說是一種“活性”語言。一般來說，語言是對事物的一種符號抽象，但在抽象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還原具象，始終引導一種對實際生活的關注，就是典故的特點。成語典故潛藏著中國古人特有的一種哲學態(tài)度，表現(xiàn)出中國人更善于用實踐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來推動思維。
王堯：可以與之比照的是，古代歐洲人崇尚公理化，長于概念抽象和邏輯演繹。
韓少功：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科學與宗教的興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義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種話語的語境，這些問題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得到足夠的反省。但一個不懂中文的國外學者，可能很難從語言的角度來展開這種反省。
王堯：英語中也有成語。
韓少功：是有，但相對于中文來說非常少。英語有一點來自希臘神話或宗教的典故，有一點來自現(xiàn)代俚語中的典故，但總的來說很少，不像中國人，一開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語，哪怕一個農(nóng)民也是這樣。大家習以為常毫無感覺，但對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構成了最可怕的障礙。他們一聽到你說成語，就發(fā)懵，就一頭霧水?？谧g員們最明白這一點，常常一聽到成語就繞過去，或者適當?shù)睾喕簟?/span>
王堯：英語倒是有較為嚴密的語法體系。
韓少功：中國人正是借用了這個體系，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現(xiàn)代漢語。但這個“法治”還沒有學到家，在表示時態(tài)、語態(tài)等方面暫時無法可依，或是立法不嚴，有較大的模糊空間。中文里有很多弱語法、非語法、反語法現(xiàn)象，受形式邏輯的浸染較淺，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體把握，靠詞語顆粒之間的關系默契，才能顯示出來。報上的體育欄目里常說“中國隊大敗某某隊”，或者說“中國隊大勝某某隊”，意思居然是一樣的，“勝”與“敗”都是勝了。不有點荒唐嗎?在這里，意思不取決于“勝”或者“敗”，只取決于詞序安排，還有那個“大”。“大”一下，情緒上來了，意思就明確了，后面說什么都不要緊。你說“大吃某某隊”或者“大拉某某隊”，也可以。據(jù)說，陳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夾生飯式的現(xiàn)代漢語語法，說《馬氏文通》，其實不通。
王堯：這時候可能是語感比語法更重要。
韓少功：各種語言的詞匯資源也不一樣。比如中文里說到顏色，有黑、白、紅、綠這一類詞。但英語里冒出一個nonwhtte，意思是“非白”。什么是“非白”?黑、紅、綠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學等等也是“非白”呵，這個詞管天管地漫無邊際，豈不是怪怪的?顯然，這個詞就不是從實踐歸納出來的，是用邏輯演繹出來的，就像數(shù)學家們可以從實數(shù)演繹出虛數(shù)，不可實證和較真，但有時候管用，管大用。又比如說吧，大名鼎鼎的bing，幾乎貫穿整個歐洲學術史，從亞里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爾，是一個形而上學的中心詞，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既難翻譯也難解讀。它曾經(jīng)被譯成“存在”，“生命’、“本質(zhì)”、“規(guī)定”、“是”，“在”，還有“人”(human being)……攪成了一鍋粥。其實所有這些概念加起來，才是這個being。前人譯莎士比亞時，把它譯成“活著’，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臺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我譯昆德拉的小說時也參照這一譯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這種譯法的，說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么being的原義是什么?就是“是”。如果要像魯迅先生提倡的硬譯，哈姆雷特那句臺詞應該是：“是還是不是，這是個問題。”昆德拉的書名也應該改成《關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輕》。
王堯：這當然只能讓中國讀者費解，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樣說話，也不怎么關注這個“是”。
韓少功：雖然也有過實事求“是”的說法，但“是”一般只作聯(lián)系動詞，引出后面那個東西。“我是人”，就是這樣用的。“是”有時候也用作代詞，比方“是人”，相當于“斯人”，意思就是“這個人”，但在現(xiàn)代漢語里基本不這樣用了。可歐洲人不是這樣的，“是”對他們的意義太重要了。他們習慣于追求公理呵，習慣于三段式的形式邏輯呵，習慣于形而上地尋根究底呵，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級。更重要，更神圣。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邏輯依據(jù)和合法程序需要嚴格查究。就像要領取一個上帝頒發(fā)的身份證，不然事物就沒有意義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樣焦慮萬分了。這樣，他們的這個“是”獨立了，靜止了，本身成了一個東西。成了一個常用名詞，甚至可以帶上冠詞，可以翻譯成“這個是”、“這個在”，“此是”、“此在”。這個東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學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大部分哲學都是圍繞事物的“是”展開。如果說中國人只是求解事物“是”什么，是一種實踐指向，那么歐洲人則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么，“是”何以為是，是一種公理指向。換一句話說，中國人重thing，歐洲人重being；中國人重know，歐洲人重know to know。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英語詞性轉(zhuǎn)化靈活，輕松跳槽，不斷向上抽象化和演繹化，be可以加上一個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這樣一級級往邏輯迷宮里轉(zhuǎn)化和掘進。難怪外國的哲學那么難懂，那么難譯，真是把中國學者一個個往瘋里逼呵。他們的理性主義是這個風格，比如黑格爾；后理性主義也是這個風格，如海德格爾。很多書可以幾十頁不舉一個例子，不涉及任何實際，康德就一輩子沒有走出過他那個小城，只在抽象概念的天國里長驅(qū)直人和苦打苦斗，讓一般的中國人實在難以想象。儒家和道家都不是這樣的，只有名家，還有西來的佛學，與之有點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中國人一看到這些詞肯定頭就大了，正像他們一聽我們中國人說成語典故頭就大了。
王堯：以前有人說“美不可譯”，看來文化特性也難譯。
韓少功：我不知道是歐洲公理化思維造就了他們的語言，還是他們的語言促成了歐洲的公理化思維，但歐洲文化的遺傳特性，在理論語言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簡單地說，這構成了一張言必有理的邏輯之網(wǎng)，卻不一定是一面言必有據(jù)的生活之鏡。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乃至經(jīng)院哲學，在這種語言里水土相宜，如魚得水，似乎只能在這一類語言里，才能獲得抽象不斷升級和邏輯無限演繹的可能。
王堯：你這里作的比較很有意思。語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個大課題，現(xiàn)在對中文成語的使用是用減法，當然也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
韓少功：成語減少，實際上是語言弱化文化性和強化工具性的過程，是當代漢語正在簡約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這里的意思不會被誤解：我并不是主張一味地多用成語，也不是說英語這一類語言的抽象性和邏輯性有什么不對，更不是說漢語與英語之間只有差異性而沒有交集點。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側重地看一看漢語與英語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機能。如果我們了解拉丁文、希臘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這一問題看得更清楚——可惜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王堯：語言文字的發(fā)展是非常緩慢的?，F(xiàn)代漢語也還在生長中，漢語寫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魯迅這樣的語言大師，對現(xiàn)代漢語貢獻很大，也是提供了漢語寫作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認為，現(xiàn)代漢語的使用問題解決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因為有了魯迅，不能說我們現(xiàn)在只能做修修補補的事情，這過于自卑了。
韓少功：我覺得漢語還處于一個再生的初始階段，魯迅那一輩只是開始了而不是結束了這階段。中文是世界上惟一一種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而沒有中斷和消失的大語種，經(jīng)過了白話文的轉(zhuǎn)型以后，將來對人類社會會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真是一個我們無法估量的空間，是一個未知數(shù)。
王堯：語言決定了認識世界基本方式的差異，這種差異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區(qū)分開來。西方人有時不能理解中國的文化現(xiàn)象，他不能用漢語來思考，就進入不了角色。
韓少功：嚴格地說確實是這樣。這正像我們?nèi)绻粚W會外文，也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外國文化?？上覀冄瞿轿鞣降那嗄甓?，真正學好西方語言的少，而且西方語言似乎只剩下一門英語，其他如法語、西班牙語、希臘語、荷蘭語就門庭冷落，小語種更是無人問津。我在中國民航去蒙古烏蘭巴托的飛機上，聽到廣播里有英語和日語，但沒有蒙語，這種語言歧視真是既無禮又無知。
王堯：不懂得一個民族的語言，我們看他們的文化就總是隔了厚厚的一層。
韓少功：比如我們有一個中文詞“國家”，把“國”與“家”組合在一起，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倫理，一整套農(nóng)耕文明傳統(tǒng)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么翻譯和理解呢?很難。他們曾經(jīng)把中文詞的“面子”，翻譯和理解成“榮譽”、“尊嚴”、“體面”’等等，后來發(fā)現(xiàn)都不大對，最近才有一種新譯法：mianzi，干脆采個音譯，將其當作一個全新的概念。其實，每一種語言里都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詞，有一些不可譯、或者很難譯的語法現(xiàn)象。恰恰是這些詞和語法現(xiàn)象，構成了特定文化資源的寶庫，值得譯者和讀者特別注意。朱光潛先生早就說過這一點。
王堯：不同的語言確實有著文化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與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有關。即使同一個語種，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區(qū)，區(qū)域文化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像蘇南與蘇北就不同。
韓少功：我讀古代的書有一個愛好，特別喜歡注意作者舉什么樣的例子，打什么樣的比方，注意這些例子和比方來自什么樣的生存方式。我讀《墨子》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最喜歡用制陶、造車、筑墻一類活動來打比方，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工程師，實干家，成天在生產(chǎn)現(xiàn)場轉(zhuǎn)，肯定經(jīng)常有一身臭汗，與孔子、孟子、荀子那一類白領階級不一樣。我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們常常說到牧羊人、羊皮、馬、牛肉，很容易從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還發(fā)現(xiàn)他們常常說到船、戰(zhàn)船、帆、船長、舵、航行、進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業(yè)繁榮的氣息。錢穆先生說，讀史一定要讀出人，這是對的。我們讀語言也一定要讀出生活，就像你說的要讀出蘇南和蘇北的生存方式來，、如此才能設身處地地了解人文。
王堯：英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語言很講究時態(tài)。
韓少功：可能就與他們的生活實踐有緊密聯(lián)系。我在農(nóng)村務農(nóng)的時候，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日子和年份，但對季節(jié)是念念不忘，農(nóng)事活動嚴格依照季節(jié)進行，二十四個節(jié)氣是他們最重要和最真實的時間。由于季節(jié)是循環(huán)的，中國人也就比較容易接受時間循環(huán)的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qū)分時態(tài)也就不是特別的必要。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人較容易接受佛教的轉(zhuǎn)世輪回說：過去就是未來，未來就是過去，兒孫就是祖輩，祖輩就是兒孫。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沒有這種長久的、廣泛的、深厚的農(nóng)耕文明史，其時間意識很可能來自他們其他生活經(jīng)驗，比如航海的經(jīng)驗。在航海中，時間是在速度與距離中體現(xiàn)出來的。如果距離是直線延長的，那么航行時間也是直線延長的，這一天和另一天，這一個月和下一個月，意味著航線上兩個絕不相同的位置，于是過去、現(xiàn)在以及未來不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環(huán)。這樣，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們，特別是與航海聯(lián)系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習慣于一種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語言中嚴格區(qū)分時態(tài)也就變得極其自然，我不能確定語言中時態(tài)表達方式的差別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我在這方面不是專家。但我相信語言中的時態(tài)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一定受制于特定的時間意識，而不同文化里的時間意識，一定與特定的生活經(jīng)驗相關。生活是語言之母。
王堯：我們可以體會到語言現(xiàn)象和整個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象是有關聯(lián)的。中國人表達時間是很模糊的，說“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長時間。陳子昂怎樣說，“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是無法言說的時空。所以中國人不會想到寫《時間史》一類著作的。
韓少功：歐洲人把時間作為一個特別核心的哲學問題進行研究，對時間的思考很深的，著作車載斗量。在中國，還有其他一些東方民族，看來是另外一種情況。印度人就不怎么關心時間，只關心永恒。大概就因為這一點，印度人也不大重視歷史，歷史與神話混雜在一起，不像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