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法治山西 2022-03-22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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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歷史上山西的民用食鹽，來源有三：一是土鹽，出于霍山以北各府、州；二是口鹽，走西口進來，流行于黃河沿邊的地方；三是河東池鹽。土鹽和口鹽，任憑民間自煎自販，無關(guān)于國家經(jīng)濟。唯有河東池鹽，風水結(jié)成，是天然的寶藏，供給山西、陜西、河南三省人民食用，歷代設(shè)有官吏管理，權(quán)利由上面掌握，隨著運行日益廣泛，有關(guān)的法律也越來越嚴密。
關(guān)于池堰修治。鹽池也叫鹽澤，在安邑、解州之間，河東道所治運城之南，東西五十五里，南北七里。舊分兩池，以近安邑者為東池，近解州者為西池，后又以近運城者為中池。
《周禮》《左傳》《漢書·貨殖傳》《水經(jīng)注》，都有解州鹽池的記載。周穆王、漢章帝曾經(jīng)臨幸安邑，專來觀看鹽池。古時官府設(shè)有鹽都尉，領(lǐng)兵千余人守衛(wèi)。后來撤消鹽都尉，設(shè)置了猗氏、安邑兩縣來負責守護。
舊志書稱：河東大鹽池，名分為二，實是一池。池中之水，其味咸，魚鱉不生，其性溫，隆冬不冰，有稱為“海眼”，竅于山川，生此奧區(qū)，以供食于人民。此池之鹽，出于種沃水于池，種鹽于畦，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風以結(jié)之，而鹽遂成。南有風洞，風自洞出，為南風。夏月工人種鹽得南風，收成倍加。
鹽池外，環(huán)繞有土墻，名為禁垣，同鹽池一樣廣袤，規(guī)定墻高一丈六尺，基厚六尺，頂厚二尺，有馬道，有塹壕。墻垣內(nèi)外各設(shè)房舍三十六處，供兵卒居住。開有三道大門，東為育寶門，距安邑五里；西為成寶門，距解州十里；中為佑寶門，近臨運城。
修筑渠堰，是為防止別的流水進入鹽池。鹽池北面的涑水河、姚暹渠的堤壩，與鹽池的禁垣都需要每年加修。
清朝雍正六年（1728），經(jīng)鹽政碩色提出，池墻最關(guān)緊要，請求撥銀三千兩，作為年修之費。這項年撥款，到雍正十三年（1735）停止。改變?yōu)樨熈罟芾聿块T巡查，池墻如有塌卻，報明興修，所需銀兩從每年額定的修渠堰五千兩內(nèi)動支。
嘉慶二十年（1815）九月二十一日，地震，禁墻坍塌八千四百余丈，及其他損壞，由河東道覺羅承先詳明，刻日興修，于次年六月一律修整完工。道光二年（1822）八月初六日大雨，山洪陡發(fā)，馬道盡行坍塌，九月初三日又大雨三晝夜，有堰渠決口，經(jīng)河東道張大鏞委員堵筑，動用商捐銀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余兩。咸豐六年（1856）又修，并補葺禁墻，挑挖引河，先后共用生息銀五萬九千八百余兩、商捐銀二萬七千余兩。同治十一年（1872）巡撫鮑源深親勘鹽池，禁墻歷久傾圮，設(shè)法修整，議令商捐商辦，兩年后開工，用銀三萬二千余兩，整體重修工竣。
摘自《山西法治史話》
晉法文
《鹽法》摘要（下）
關(guān)于場畦管理。禁垣之內(nèi)，區(qū)池分為三場。東場地氣本厚，上多黑泥，下坐鹽根，糾纏附土，磊塊相連，稱為產(chǎn)鹽之母。西場地氣獨薄，但有黑泥，而無鹽根。中場介于東西之間，近東者似東，近西者似西。清朝初年設(shè)三場大使，管理鹽務(wù)，但大使沒有級品。到雍正年間，部議認為大使職分卑微，不足以彈壓商戶，酌加為正八品。
三場各自修治鹽畦，為澆曬鹽的場地，鹽畦長寬不一，以埂為界。凡一畦，為一個號，注明商戶名，每號納稅課銀六錠。三場共有畦四百六十五號，額外還有余畦一百二十一號。
關(guān)于鹽引制度。河東鹽法，歷來由商運商銷。鹽商編制有額引、余引兩種。額引，行銷有固定地區(qū)，按其地區(qū)人口定量發(fā)鹽。余引，行銷沒有定點，可根據(jù)銷售情況，酌量增減。原規(guī)定，每一引支給鹽二百斤。雍正三年（1725年），以鹽運途中盤山渡水，折耗甚多，加重為二百四十斤為一引。
鹽引的制度，開創(chuàng)自宋朝，繼及于明朝，歷來有所增減。清乾隆年間，定額達到六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引。到乾隆后期，產(chǎn)鹽缺額，商力積疲，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經(jīng)山西巡撫馮光熊奏準，將鹽稅攤歸地丁，所有行銷河東鹽的山西、陜西、河南三省，需供鹽給一百七十三個州、縣，定額為四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八引。除額引外，以余引彌補額引之不足，實銷實報，余引累增至二十四萬。嗣后，嘉慶十二年（1807年）復歸商運，酌定額引、余引共計六十萬五千二百七十九引。
關(guān)于法定稅課。鹽法按引納稅。河東鹽商有兩種：一是坐商，二是運商。守場灑鹽者為坐商，領(lǐng)引行銷者為運商。鹽工撈鹽，每日得一引，積四個月得鹽一百二十引，故習慣以一百二十引為一名。每引征銀三錢九分八厘，每名稅銀四十八兩，加以賑濟等款，正稅五十兩，故習慣以一名之稅為一錠。乾隆時額引六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引，正雜課銀共五十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余兩。
鹽法禁絕了民間的土販，專設(shè)商運，無實力的商販告退，有實力的投認。原定五年一更換，重新招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巡撫兼鹽政農(nóng)起，為運鹽業(yè)穩(wěn)定起見，疏請停止年年招商，改變?yōu)殚L商。日久之后，弊端漸多，時有所窮，利有自竭。官長不無應(yīng)酬，款項繁興，浮費日多。咸豐二年（1852年），戶部侍郎王慶云查辦河東鹽務(wù)，指出：運商疲累，一在鹽本之巨，二在浮費之多，三在運腳之重。銷鹽本有定價，因運商虧本，不得不增價。鹽貴之故，實際不是缺產(chǎn)，而是因為走私，坐商貪賣走私，抬價居奇。因此確定：白鹽一名，最貴不得超過銀六十兩；青鹽一名，最貴不得超過銀四十兩。
摘自《山西法治史話》
晉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