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Hoyt Tillman）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田浩（Hoyt Tillman），哈佛大學博士，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宋元思想史研究。著有《功利主義的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zhàn)》、《朱熹的思維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等，編有《宋代思想史論》。
時間：2008年10月27日
主持：復旦大學哲學系吳震教授
這個題目可能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國朱熹研究的情況。美國的方法論不同，而且寫文章的方式不太一樣。我的意思不是美國的方式好，只是傳統(tǒng)不同而已，中國有自己的寫法。
我先說一些背景，然后討論三位學者的研究。明朝末期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起初他們認為佛教比較流行，便于傳教，就身穿佛教的衣服，但是中國人把他們看作佛教的另外一種，而真正有地位的人，如士大夫是不穿佛教衣服的。對中國傳統(tǒng)情況有所了解后，傳教士們開始學習中文，并找到了一些——特別是從儒學上——與自身宗教較為接近的觀點。他們得出結論，孔子、孟子和五經(jīng)這一類古代思想較接近歐洲天主教的思想，而朱熹的四書和科舉的影響則把儒家的傳統(tǒng)理性化，改變了儒家的古代思想，不太適合天主教。爾后，傳教士把所做的這些改變匯報到羅馬。這在歐洲引發(fā)了辯論，有人批評他們將天主教與儒家思想混為一談。
這一背景還有另外的重要性。耶穌會傳教士把孔子、孟子提出來，其地位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更高，認為孔孟更適合天主教的教導，于是就把孔子變成了Confucius。除了古代思想家外，這一系統(tǒng)并未繼續(xù)傳承，比如沒有把朱熹變成類似拉丁文的叫法。事實上，他們看重漢代之前的中國思想，這對后來的美國有很深刻的影響。隨后很多人用德文、法文、英文等翻譯了《論語》、《孟子》和《道德經(jīng)》。然而，宋代的相應材料卻少有人譯成英文。
下面來看陳榮捷的研究。陳榮捷老先生已經(jīng)去世了。他是一位華人，在夏威夷長大，哈佛大學的博士。做研究生時，他專門研究中國哲學。有次答考，他的一位老師洪業(yè)先生問他一個關于《道德經(jīng)》的問題。陳先生很難回答，因為當時他只對儒家的思想感興趣，對老子等幾乎沒有興趣。陳榮捷要做中國哲學，可以說是以儒學為主，尤其是要改變美國人對儒家思想的看法。為此他有兩個很大的方案，其一是他翻譯了很多宋代的材料，或許最有名的要數(shù)《近思錄》。這是一個特別大的貢獻。另一個大方案，他覺得天主教、基督教傳教士的立場在歐美文化界影響太深，一般歐美的知識分子所知道的孔子或孟子受到西方宗教背景的影響，他要改變這一狀況。
1982年我參加了在夏威夷召開的一個關于朱熹的國際會議。我做了一個報告，關于朱熹所提及的“天心”，并就此做了一些哲學上的新的考察。做報告時，我便注意到陳先生很有意見，可是他沒說什么話。會后，因論文集里前輩的文章已足夠，我就把自己那篇文章改定寄給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雜志。他們轉給了兩位審稿人之一的陳先生。盡管審稿報告未寫姓名，但是其立場鮮明，我很清楚是誰寫的。陳先生看了，火了，說老外看中文太少，把“天地之心”糊里糊涂看成了“天心”，不必考慮。大概83年，在長沙的旅館，我又遇見了陳先生。他覺得我是要把朱熹改成一個基督教徒，強調“天”是耶穌會傳教士把基督教思想與儒家思想配合。從那時起，我們就有機會交換意見。后來他也收到了我寄去的《朱子語類》中相關的段落。他必須承認朱熹是利用了這個字，盡管他一直覺得在朱熹思想里完全沒有“天心”這個意思。
了解陳先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立場。他本人相當佩服朱熹。大約是1987年，國內在廈門開了討論朱熹的會議。會后，陳先生去了朱熹的墳墓。那時他年齡很大，仍在朱熹的墳墓前磕頭，而且磕完頭說，他一輩子向兩個人磕頭，一位是他的母親，另一位就是朱熹。他在美國要實行朱熹的那個道統(tǒng)，可以說把自己也綁在那道統(tǒng)里面，以代表朱熹的思想。你們看他翻譯的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手冊》）。那本書從五經(jīng)開始，一路下來，可是關于宋代那部分，就是北宋五個主要人物，周敦頤、二程等等，而南宋只有朱熹和陸九淵。金元也沒有，陸九淵就到王陽明。我與陳榮捷的研究方向有不同的地方。雖然我承認他有很多很大的貢獻，但是我總以為他研究的這個范圍有點太窄了。
例如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陳亮和朱熹的辯論。我覺得陳亮有些話非常清楚。他膽子特別大，而且敢說。與朱熹辯論時，他說，那時老子等一些人對古代很有意見，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三代等等很有懷疑，對政治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孔子把歷史材料洗干凈，給政治一個大的希望。再進一步，陳亮就說朱熹你應該跟我合作，把漢唐的歷史洗干凈，做我們當代的“正大本子”。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政治問題是新的，我們必須找到一些新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看到這些材料，就覺得中國文化很復雜，有多元性，有用的觀點在朱熹的那個正統(tǒng)里不多，而在那個正統(tǒng)之外卻有很多好的意見。同時晚年陳亮等人的一些看法有時比較接近我們當代問題，所以更適合做當下的研究。
后來我寫的《朱熹的思維世界》一經(jīng)出版，美國的一些學者很有意見。他們也不看我之后在中文版內對他們的回應。我寫這本書的另外一個目的在于同哥倫比亞大學的陳榮捷與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辯論。陳榮捷先生雖然并不正式在哥倫比亞開課，但是他每個月有一個周五是要到了哥倫比亞講學。講學之余，他就留下參加新儒學的座談會，每月一次?？墒俏矣幸粋€困惑，就是看很多人的文章，他們亂用道學、理學和新儒學，而且他們沒有說清楚這個詞的含義。連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儒學座談會上，最重要的三位學者，他們利用“新儒學”這個詞就有相當不同的地方。陳先生的用法是周敦頤、二程到朱熹，很窄的范圍，很清楚地受到朱熹本人，以及元代所編的《宋史·道學傳》看法的影響。這是狹義上的“道學”。狄百瑞的用法可以說是相反的。我與他辯論以后，他說得很清楚，“新儒學”比較接近“理學”，可是比“理學”還要寬，所以他把“理學”的范圍再擴大，就是“新儒學”。倆人經(jīng)常合作，每個月開會，不過看起來，他們并未注意到在用詞方面是相反的。第三位是謝康倫（Conrad M. Schirokauer）。他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朱熹的政治思想。他的立場同他的兩個朋友也有很大區(qū)別。他注意到了我寫的陳亮那本書。他看得很仔細，我避免用“新儒學”這個詞，而是用“道學”這個詞。他與我探討過這個詞。謝康倫的看法是，“新儒學”不是“道學”，不是“理學”，與所有中國所用的詞匯不同?！靶氯鍖W”，Neo-Confucianism，是我們歐美的一個詞，因此我們要它包括什么，就包括什么。雖然我覺得謝康倫的說法有問題，但我很佩服他想出來的理由，并很清楚地表述出來。所以我強調無論是用“道學”還是“理學”，希望能說清楚你用的這個詞的范圍是什么。
現(xiàn)在討論余英時老師《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本書。余先生對朱熹的研究很有意義。我是他早期的學生。他多半的學生是東方人，他們了解得比我多。評論自己老師的書有點不方便，可是我沒有辦法，必須討論。原本我不想寫書評，可是雜志社壓力很大，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哲學》雜志發(fā)表了這一書評。
1970年他第一次到臺灣，碰巧我就在那。我非常高興，就去拜訪他。他說要不要去拜訪錢穆先生，我說那更好，他就帶著我去了。這次拜訪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錢穆先生的房間內到處都放有朱熹的話，錢穆先生還自己用毛筆寫下來掛在墻上。說到錢穆先生，起初，他可以說是一位考證的歷史學家，對宋學包括朱熹，有反感，因為他受到清代考據(jù)學的影響。可是到他晚年，他花了很多工夫來寫《朱子新學案》。那時國內文革，朱熹不受歡迎。他就特別在那個時候要寫這樣一部書。余老師過了七十歲后，對朱熹很有興趣，在這之前對朱熹興趣不大，主要在漢代和清代。所以當初我做朱熹的研究，他總有這樣的一點意見。我的朱熹的這本書和他的那本都是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而且兩個書名很接近。然而他書名的這個改變也表達了他的意思。在我看來，同狄百瑞辯論，我是強調歷史和政治文化斗爭?？墒菑挠嘞壬倪@個立場，我做得不夠。他就把“思維”用“歷史”這個字代替，覺得我在歷史方面不夠，不夠強調政治文化斗爭。另外，他寫那部書時，幾次打電話來，與我討論宋代的歷史和思想，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好像他寫這本書是他一輩子，至少我有機會看見他的時候，最快樂、最得意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他這一點像他的老師錢穆先生，到年齡大了就變回到研究朱熹的思想上。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可惜，在我看來，雖然他有這個立場，批評哲學家過于注重抽象的問題，強調我們要注意到宋代的政治斗爭，而且他對道學和理學的分別說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研究這些，此外現(xiàn)在大家都用“理學”這個詞，所以他也就用“理學”這個詞。而這對他所要表達的立場有一點不利，因為他用的這個詞已經(jīng)具有哲學性的含義，而且消滅了政治文化的那部分。
總之，希望大家能借此完整的“路線”看得更清楚。幾百年以來，開始西方?jīng)]有太注意宋代的思想，而多注重古代先秦部分，之后才注意到12世紀朱熹的思想。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陳榮捷老先生。他之所以要強調朱熹，就是針對美國世界，針對基督教、天主教對我們了解朱熹的影響。我自己研究朱熹，一方面因為它是宋代以來的思想，可以利用朱熹與其他宋代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的辯論來了解中國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希望中國人了解，儒家思想是多元性的。當然，朱熹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而余先生的這個例子就更清楚了，他與陳榮捷的承擔完全不同，他有政治上的意義。你們看他的書就很清楚，我就不多說了。
趙嗣胤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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