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類》這本書中我想證明，個性作用并非個人成功的決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們以某種形式獲得家族的蔭蔽和支持。那些最終變得卓爾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個人奮斗，其實不然。事實上，他們一直得益于某些隱蔽的先天優(yōu)勢，或是非凡的機緣，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優(yōu)勢；這使得他們學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方式認知世界。出生的時代與地域?qū)€體的影響巨大。而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我們的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無意識的情況下，就已限定了我們獲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關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樣的人這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探究他們從哪里來，只有這樣才能明白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則流于平庸。
人們通常只想到杰出人士是最優(yōu)質(zhì)的種子，但很少想到成材還必須有充足的日照，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有足夠的運氣躲過兔子和伐木工人。
因年齡大幾個月而顯現(xiàn)的微弱優(yōu)勢會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不斷積累，最終引導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軌道中，其影響會延伸許多年。
能進入頂級球隊的球員肯定比你我都更具備運動天賦。但是，那是因為他們起跑的時間比別人早得多，而這種領先優(yōu)勢，既不是他們理應得到的，也不是他們因為努力才得到的。然而最終，正是這種領先優(yōu)勢造就了天才們輝煌的成就。
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援引《新約·馬太福音》，把這種現(xiàn)象叫作“馬太效應”?！胺彩怯械?，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背晒φ撸瑩Q句話說，就是獲得這些特殊機遇的人，他們因此最終取得了更大的進步；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減稅優(yōu)惠從而變得更富有；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因獲得了更優(yōu)秀的老師的指導，更多的關注，從而取得更好的成績；冰球隊9歲至10歲間的孩子中年紀稍大者獲得了更多的指導和訓練，從而變得更優(yōu)秀。在社會學領域，所謂成功就是“優(yōu)勢積累”的結果。職業(yè)冰球隊員一開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隊的隊友好一點點，然而這微小的優(yōu)勢帶來的機遇，擴大了他和那些隊友之間的差距，隨后差距與機會交替發(fā)揮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終被選中的隊員成了真正出眾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并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眾，一開始他只是比別人優(yōu)秀那么一點點。
由于我們過于相信成功是個人的事情，所以我們損失了許多造就天才的機會；很多制度甚至過早地將一部分人劃入失敗者行列，阻礙了這些人成才。我們對天才頂禮膜拜，對失敗者卻漠不關心；我們忽視了社會機制對個人成才的巨大影響，這些都使我們變得越來越被動，這里的“我們”指的就是社會。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結論是：第一，根本沒有“與生俱來的天才”——花比別人少的時間就能達到比別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勞苦命”——一個人的努力程度比別人高卻無法比別人更優(yōu)秀。研究結果表明，一旦一個演奏者進入頂級音樂學校，唯一能使他出人頭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練習；成功的要素在這個階段變得簡單明了。還有一點是，那些頂級演奏家們，他們練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一個人在學習的過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項復雜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艱苦練習，而練習的時長必須達到一個最小臨界量。事實上，研究者們就練習時長給出了一個神奇的臨界量：10000小時。
當然，這并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人能從等量的訓練中獲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還未發(fā)現(xiàn)任何一位世界級的專家在其專業(yè)領域中的訓練時長少于這個數(shù)字。人的大腦好像必須花費那么長的時間消化理解，才能達到極其精通的水平?！?/span>
10000小時的確是大量時間。人們在很年輕的時候的確很難依靠自己達到這一要求。你需要獲得父母的鼓勵與支持。你不能太貧窮，因為如果你必須依靠兼職維持生計的話，你根本沒法在日常生活中獲得足夠時間做練習。
使他們?nèi)绱顺錾牟皇撬麄兎欠驳牟拍?，而是他們非凡的機遇。
在1975年，如果你的年齡更大些，早已離開校園走向社會，那么你的意識還屬于上個時代。你已經(jīng)買了房子，結了婚，正在撫養(yǎng)襁褓中的孩子。你絕對不可能放棄一個好工作和養(yǎng)老保險，不切實際地花397美元去買什么個人電腦。所以讓我們把所有生于1952年以前的人排除在外。同樣的，如果你年紀太小也是不行的。假如1975年你還在上高中，即便你想盡早入電腦這一行，估計可能性也比較小。所以我們也把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排除在外。1975年最理想的年齡應該是20歲到21歲（換個說法就是，年齡足夠大，大到可以趕上電腦革命，但又不至于太老，老到錯過時機），換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至1955年。我們可以輕易驗證這種理論。比爾·蓋茨何時出生？比爾·蓋茨：1955年10月28日這簡直是最佳年齡。蓋茨正像冰球隊里1月1日出生的球員。
這其中的確存在非常明顯的模式，普通人卻對此視若無睹，人們只相信成功完全是個人努力的結果。但是到目前所有有關成功人士的歷史都說明，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簡單；歷史恰恰說明，那些獲得特殊機遇眷顧的人們總能努力工作，并勝任使命；與機遇相伴的人總能取得非常的成就。他們的成功并不僅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獨特的成長環(huán)境促成的結果。
一個事實——智力在現(xiàn)實中的作用并沒有那么大。
實踐智力”。斯滕伯格的實踐智力包括“知道該向什么人說什么話，該在什么時候說，怎樣說才能達到最好效果”。這種技能更像是一種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釋為什么。這種技能本質(zhì)上是一種實踐能力：這不是關于如何辯解的知識，而是幫你正確了解形勢從而獲得你想得到東西的知識。準確地說，這是一種與智商測試所考查的邏輯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術術語來說，就是普通智力與實踐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
拉里奧把中產(chǎn)階級父母對孩子的教育風格稱為“協(xié)同培養(yǎng)”。這種模式傾向于“發(fā)掘孩子的天分，培養(yǎng)孩子的主動性和技能”。作為對照，低收入家庭對孩子的教育策略為“自然成長”。這些家長只把撫養(yǎng)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責任，而把孩子的成長與發(fā)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兒。拉里奧強調(diào)，一種模式并不一定優(yōu)于另一種模式。照她看來，家境貧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規(guī)矩，更少發(fā)牢騷，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時間上更有創(chuàng)造力，有很好的獨立性。然而，協(xié)同培養(yǎng)模式帶來的好處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動表總被安排得滿滿的，他們經(jīng)常在各類體驗中來回穿梭。孩子們學會與他人協(xié)作完成任務，學會在復雜的組織結構中應付自如。他們還學會如何舒服地與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時候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用拉里奧的話說，中產(chǎn)階級的孩子最終形成了“權利”意識。
“權利”意識這種說法在當年含有貶義，但拉里奧的意思卻是褒義：“這些孩子的行為表明他們認為自己有權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權參與制度互動。他們在各種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贏得別人的關注……通過互動來滿足自己的偏好是中產(chǎn)階級子女的一貫做法?！彼麄儗τ螒蛞?guī)則很熟悉?！爸挟a(chǎn)階級家庭的孩子雖然才上四年級，但已經(jīng)能站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基礎上行事了。他們要求老師或醫(yī)生調(diào)整辦事程序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弊鳛閷φ?，勞動階層家庭孩子的性格被認為是“疏離，疑慮和有強迫癥”。無論在什么環(huán)境下，他們都不知道如何為達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拉里奧的絕妙用詞）。
成功總有原因。成功人士不可能獨自走向成功，他們總是特定地點和特定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
這跟比爾·喬伊和比爾·蓋茨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他們也曾身處前景不明的領域，更不敢奢望獲得世界范圍的認可。但是不久，個人電腦革命爆發(fā)，而他們恰巧已經(jīng)積累了10000小時，他們已經(jīng)做好準備。弗洛姆的情況也一樣。他在世達花了20年時間在其專業(yè)領域磨礪以須，忽然之間世界形勢變了，他已經(jīng)做好準備。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間變成了機遇。
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不得不提到20世紀的兩件大事：20世紀30年代的經(jīng)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1939年至1945年）。假如你在1912年以后出生——也就是1912年至1917年組——你大學畢業(yè)的時候，經(jīng)濟大蕭條最糟的日子已經(jīng)過去，接下來便是“二戰(zhàn)”。你很可能入伍才三四年戰(zhàn)爭就結束了，但因為你比較年輕，時勢對你不會造成什么壞的影響（當然你得平安從戰(zhàn)場回來）。然而那些出生在1911年以前的“特曼人”就沒這么幸運了。他們在大學畢業(yè)的時候正值經(jīng)濟大蕭條最困難的時期，幾乎不可能找到工作?！岸?zhàn)”爆發(fā)時，他們正好年近40歲，這意味著當他們應征入伍，他們業(yè)已開始的職業(yè)生涯、家庭生活，最年富力強的歲月被打斷了。1911年之前出生的人在人口統(tǒng)計學意義上是相當不幸的，20世紀最大的戰(zhàn)爭災難直接沖擊了他們的黃金歲月。
大蕭條在經(jīng)濟上徹底毀了他。他的儲蓄所剩無幾，也沒有家族勢力可以依靠。從那以后他就變成公證人一類的律師了，再不敢冒任何風險，他經(jīng)受的打擊已經(jīng)夠多了。父親不得不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個在牙買加儲蓄銀行工作的朋友能給他介紹些客戶。他為25美元的生意拼命工作，就為區(qū)區(qū)25美元?！薄拔疫€能記得父親母親早晨的一次對話，”簡克洛繼續(xù)說道，“父親對母親說：‘我現(xiàn)在身上有1美元75美分。我需要10美分坐公交，10美分坐地鐵，還有25美分買三明治?！f完他把余下的錢全部留給母親。他們一直在生活的邊緣掙扎?！?/span>
從某種意義上說，成功的可能性不來自我們自身，也不來自我們的父母，而是來自我們的時代：即我們在歷史上所處的特定地點和所面臨的特定機會。對于一個未來想做律師的人而言，20世紀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軟件工程師，1835年之于企業(yè)家。
自主性、復合性、付出與回報的關聯(lián)性，以上3點是任何一份稱得上令人滿意的工作應該具備的屬性。能賺多少錢并不是使我們快樂的最終源泉，使我們快樂的源泉是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讓我們實現(xiàn)自我。如果給你兩個工作選擇，年薪75000美元的建筑設計師工作和年薪10萬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費站的工作，你會選擇哪一個？我猜應該是前者。因為做一份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復合性、付出與回報關聯(lián)性的最佳組合，對于我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這比金錢更重要。只有艱苦從事沒有意義的工作才稱得上是艱苦工作。一旦這項工作變得有意義，它就會使你快樂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跟紐約其他主要法律事務所不同，其他事務所大多有數(shù)以百計的分支辦公室遍布世界各國首都，而這家公司只有曼哈頓總部大樓一處辦公室。他們拒絕的案子比他們接的案子都多。和其他所有競爭對手不同，他們的酬勞不按小時收取，他們只針對案件一次性收費。有一次凱馬特要打一場并購官司，這家律師事務所為兩個星期的訴訟工作收取兩千萬美元，凱馬特馬上同意，并且雙方合作非常愉快。他們的律師如果不能比你更聰明，就一定比你更勤奮；如果不能比你更勤奮，他們就會不擇手段，直到最后取得成功。
成功不是隨機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預知的、強而有力的優(yōu)勢環(huán)境和機遇構成。正像19世紀的企業(yè)巨頭，20世紀的軟件巨頭都有一個最佳出生年份一樣，紐約猶太律師也存在一個最佳出生時間。這個時間就是1930年。出生在那一年的人首先受惠于人口出生率低谷時代的各項好處。這個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歲，此時正值紐約法律界面臨變革，開始了為期15年的企業(yè)并購黃金時代。而此時的“白鞋公司”律師們卻任由機會流逝。如果你想在這一時期成為紐約大律師，圈外人的角色對你有利，父母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對你有利，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對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時擁有這3條有利條件——外加聰明才智與驅(qū)動力——那這些優(yōu)勢形成的力量將勢不可當。這就好比你立志成為冰球運動員，又恰巧生于1月1日。
這家坐落在黑石大樓的法律事務所就是大名鼎鼎的沃切爾·利普頓·羅森·卡茨律師行。公司的第1個合伙人是赫伯特·沃切爾，他生于1931年。他在布朗克斯區(qū)范·科特蘭特公園對面的成衣業(yè)工人工會宿舍長大。他的父母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和兄長均經(jīng)營女士內(nèi)衣生意，工廠就在現(xiàn)在的蘇荷區(qū)百老匯大街和春天大街交匯處的一棟6層樓的頂層。沃切爾在1940年進了紐約公立學校，大學進入曼哈頓上城的城市學院，后來又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第2個合伙人叫馬丁·利普頓，他于1931年出生，也是猶太人后裔，父親是工廠經(jīng)理人。他就讀于澤西城公立學校，高中畢業(yè)后考取賓夕法尼亞大學，后來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第3個合伙人叫雷納德·羅森，他于1930年出生，從小家住布朗克斯，靠近洋基體育場。父母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在曼哈頓服裝工廠做燙熨工人。他于20世紀40年代在紐約公立學校讀中學，然后考進曼哈頓上城的城市學院，然后是紐約大學法學院。第4個合伙人是喬治·卡茨，他于1931年出生，是東歐猶太移民后裔，在布朗克斯區(qū)那種每戶只有一個單間的一層住宅樓長大。他父親是賣保險的，住在幾個街區(qū)以外的祖父是制衣廠的剪裁工。20世紀40年代他在紐約公立學校讀中學，后來考取上城的城市學院，然后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
榮譽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區(qū)的邊緣地帶，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區(qū)。這種解釋的邏輯是，如果人們居住在多巖石的山坡地帶，由于那里很難耕種，人們大多依靠牧羊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種文明大相徑庭。從事耕種的農(nóng)民能否活下來依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而從事游牧的牧民則更多依靠自己。農(nóng)民不必擔心他們的莊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盜賊有本事一個晚上就把地里所有莊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這樣的擔憂，實際上，他們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個生活被毀的恐懼之下。所以他們養(yǎng)成了好斗的性情：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對危及他們名譽的哪怕最輕微的挑戰(zhàn)予以最堅決反擊——這就是“榮譽文化”的含義。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榮譽感在男性那里占據(jù)存在感與自我價值的中心。
只有在榮譽文化氛圍下才會發(fā)生老紳士因為人格受辱而槍擊他人的事件；也只有在榮譽文化氛圍下，法庭最終判決此項謀殺指控——因捍衛(wèi)榮譽而發(fā)生——不成立。我發(fā)現(xiàn)，人們時常以各種理由拒絕以文化差異這種更廣闊的背景來思考問題。這是種族文化觀念促成的結果：我們總是避免因為民族特性標簽而對個人產(chǎn)生先入為主的偏見。然而我們沒有意識到，人們的確深受種族文化的深刻影響。
文化傳承是事件背后更強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響長存。經(jīng)過數(shù)代傳承，即便產(chǎn)生文化的經(jīng)濟、社會和人口等條件已經(jīng)消失，這種文化也會一直完好無損留傳下來。文化直接決定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沒有它，我們將無法認知世界。
到目前為止，本書已經(jīng)討論了成功所依賴的優(yōu)勢積累模式：何時何地出生，父母如何營生，成長環(huán)境如何決定了你在社會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本書第二部分將討論，我們從祖先那里繼承而來的傳統(tǒng)和行為模式，是否也在個人發(fā)展道路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
緩和性語氣可以解釋飛機失事事件中最令人費解的部分。在現(xiàn)代商業(yè)飛行中，機長和副機長平攤飛行職責。但是從歷史紀錄來看，墜機大多發(fā)生在機長獨斷專行，自己獨掌飛行的時候。這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即便機長總是機組人員中飛行經(jīng)驗最多的一個。在佛羅里達航空墜機事件中，如果副機長的角色與機長調(diào)換，他還需要暗示3次么？當然不需要，他只需要簡單地下達操作命令——飛機就不會墜毀。為了更安全地飛行，飛機應由經(jīng)驗較少的飛行員駕駛。因為這樣就意味著，有更豐富經(jīng)驗的第二駕駛員會在出現(xiàn)狀況的時候大膽說出自己的見解。與緩和性語氣作斗爭，成了過去15年間商業(yè)航空業(yè)界的主要戰(zhàn)役。世界主要航空公司都有一門被稱為“機組人力資源管理”的課程。課程主要訓練機組中的新人如何清晰、有效地與他人溝通。例如，課程會教副駕駛員一套標準程序，用以在事態(tài)嚴重的情況下挑戰(zhàn)機長的權威。（“機長，我擔心……”；然后是“機長，我認為……不妥”；如果機長仍舊置之不理，則使用“機長，我認為現(xiàn)在的情況很危險”；如果還不行，副機長可以自行接管飛機控制權。）航空界的專家會告訴你，這場針對緩和性語氣的戰(zhàn)役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加有效，以至于近年來的航空事故因此大為減少。
權力距離指數(shù)”。權力距離是指人們對待比自己更高等級階層的態(tài)度，特別是指對權威的重視和尊重程度。讓副機長在機長面前維護自己的意見，必須助他們克服所處文化的權力距離。
克勞斯只把自己定位為下屬，既然是下屬，在這樣的危急時刻，關鍵決定就不應由自己來做，這個決定應由機長來做?？墒菣C長已經(jīng)筋疲力盡，他沒提出任何解決辦法。而此時，專橫的紐約航管員要求飛機繞場復飛。克勞斯竭力告訴對方他們正處在危險之中，然而克勞斯通話時采用的是在他們文化中下級向上級匯報的語氣。航管員不是哥倫比亞人，而是低權力距離指數(shù)的紐約人。他們從來不認為他們和空中的飛行員之間有任何等級差異。所以對紐約航管員來說，飛行員的緩和性口氣并不代表尊重，只代表他們的飛機狀況良好。
我們?nèi)〉檬聵I(yè)成功的能力與我們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連，因此做一名好的飛行員和來自高權力距離指數(shù)的文化背景，這兩件事很難調(diào)和。順便說一句，哥倫比亞并不是權力距離指數(shù)最高的國家。赫爾姆雷希和同事阿什力·梅里特曾對不同國家飛行員進行權力距離指數(shù)測試，得分第1名是巴西，第2名是——韓國。
飛機失事的3條典型前提：輕微的技術故障；壞天氣；疲憊的飛行員。這3個條件中單獨任何一條都不能造成事故，只有在3個條件同時具備，并同時作用在機組每一個人身上的時候，事故才會發(fā)生。
高權力距離文化的這種對話方式，只有在聆聽者有條件的情況下才是適宜的。也就是說雙方得有足夠時間相互揣摩。這種方式絕不應該在暴風雨的夜晚，精疲力竭的機長準備把飛機降落在一個下滑角指示燈有故障的機場之時使用。
文化在生活中是強大的，無所不在的，即便文化的實用性已經(jīng)消失，其影響也會長久存留；但同時他也堅信，文化影響即便再頑固，也不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每個人都成長在一個文化環(huán)境之中，而文化環(huán)境又是集優(yōu)點、弱點、素質(zhì)和傾向等各種屬性于一身的綜合體，為什么人們通常不愿正視這一事實——我們不能割裂我們的行為與成長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
人類大腦存儲數(shù)字的記憶周期是2秒鐘，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很容易記住兩秒鐘內(nèi)讀完的東西。
每年在世界的一個知名大都市都會舉辦奧林匹克數(shù)學競賽，每個國家都會派出1000名八年級學生參賽。照波依的觀點，不需要任何數(shù)學題，我們就能精確預測每個國家在奧林匹克數(shù)學競賽中成績的排名。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份問卷，考察學生們的努力意愿程度。實際上，我們連這樣的問卷都不需要做，我們只要考察哪個國家的文化特別強調(diào)努力的作用，我們就已經(jīng)可以預測結果了。那么，名單的最頂端是哪些國家或地區(qū)呢？答案也許并不令人意外：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日本。這5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共通點在哪里？共通點就是他們的文化都是崇尚有意義工作的稻田文明。千百年來在這些地方，貧窮的農(nóng)民在稻田里堅持著每年3000小時的耕種，為了生存下去，他們的觀念就是：“一年忙到頭，吃穿不用愁。”
我們在本書中討論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種可預知的線索。這條線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這樣的話，克里斯托弗·蘭根就要比愛因斯坦更成功；這條線索也不完全是個人選擇和個人努力的結果。這條線索，確切地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天的成全”?！爱愵悺笔悄切┇@得特殊機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當機遇到來就當仁不讓把握住機遇的人們。對于加拿大的冰球運動員來說，生于1月就是他們進入全明星隊的機遇；對于甲殼蟲樂隊來說，漢堡之旅就是機遇；對于比爾·蓋茨來說，特殊機遇就是生在正確的年代，并在初中時代就獲得電腦終端；對于弗洛姆和沃切爾·利普頓·羅森·卡茨律師行的創(chuàng)始人來說，機遇是多重的：他們生于正確的年代，有著能給他們最勤勉激勵的父母，他們擁有少數(shù)族裔身份，這種身份幫助他們在紐約其他傳統(tǒng)律師事務所涉足公司并購官司以前，就已在這個領域?qū)嵺`了20年；最后是大韓航空，直到公司幫助飛行員突破原有文化禁錮，他們才最終扭轉局勢。我們從中得到的啟示其實相當簡單，但卻一直被人忽視。我們十分敬畏那些最優(yōu)秀、最聰明、自學成才的“異類”，我們認為這些人命中注定就該從蕓蕓眾生中自然而然冒出來。我們了解比爾·蓋茨的成就，驚嘆他13歲的時候就自覺走上超級企業(yè)家的道路。但是這是一種錯誤總結。事實是，1968年的世界只為這一個13歲男孩打開電腦終端使用的方便之門；假如當時有100萬個孩子都獲得了這樣的機會，今天世界上又會有多少個微軟公司呢？要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們的社會就要重新排列幸運的拼圖——例如，重新安排某些關鍵日期——將機遇分配給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聯(lián)盟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組織一個聯(lián)盟，那么今天我們就有兩倍的冰球明星。將這種理念推廣下去，天才的花朵就會更燦爛地開放在所有領域，而我們的世界也一定比現(xiàn)在更富足。
任何意義上的超常之輩，都無法目空一切地說：“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彼麄兌际菤v史與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是機遇與積累的結晶。超級律師、數(shù)學天才和軟件企業(yè)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類的一般經(jīng)驗，他們的成就絕非石破天驚也非神秘莫測。他們處在優(yōu)勢與文化傳承的網(wǎng)絡中央，有些是與生俱來的，有些則是后天養(yǎng)成；有些是自己爭取的，有些則僅僅是因為運氣——但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說到底，所謂“異類”從來就不是什么異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