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從《紅高粱》開始認識張藝謀，西方人從《紅高粱》開始認可并關注中國電影。從《紅高粱》到《秋菊打官司》，從《一個都不能少》到《英雄》，張藝謀的電影有風格的延續(xù)，也有大膽的突破。作為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張藝謀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據(jù)著很高的位子。
談中國電影很難繞開張藝謀的名字，而談張藝謀的電影很難繞開他對色彩的關注。攝影師出身的張藝謀似乎對色彩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總是將自己的電影用色塊完美的表現(xiàn)出來。談張藝謀電影的色彩運用就先要談一下他在色彩運用上的特點：
首先，是對紅色的偏愛。
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論述的事實，把《紅高梁》的DVD光盤放進影碟機，按下播放鍵，黑色的屏幕上出現(xiàn)的事占滿整個屏幕的大紅色的片名。接下來便是身穿嫁衣的紅色的鞏俐，紅色的蓋頭、紅色的嫁衣、紅色的花轎、紅色的繡花鞋。張藝謀在影片開始的幾分鐘里，鋪天蓋地的使用紅色。如果說這個段落的紅色是緣于婚禮這樣一個特殊故事背景的話，后面幾個段落的紅色則純屬導演的個人喜好了。紅色的高粱地里火紅的野合，不但給我們視覺上的沖擊，更是心靈的洗禮?？釔奂t色的張藝謀強加給高粱酒一身紅色，然而在這樣的整體紅色氛圍中，我們竟沒有覺著這種違反生活現(xiàn)實的設置有什么虛假，反而覺得高粱酒就應該是紅色的。日本人的入侵，高粱地里的血戰(zhàn)，更是用了紅色的背景，那種讓人眩目的紅，以至于“我爸爸”變成了色盲。
到了《菊豆》，場景改到了染房，大紅色的染缸不但把布匹染成紅色，把愛情也染成了血的顏色。在這個紅色的大染缸里，亂倫的愛情像紅色的布匹一樣炙熱、不可阻擋。就連最后的毀滅都要在紅色的火焰里完成，張導對紅色的熱愛真的不只是一點。
當火紅的燈籠一個個被掛起，張藝謀在喬家大院為我們講述了又一個紅色的故事。姨太太們的喜怒哀樂似乎都依賴于那些符號性的紅色的燈籠，點燈滅燈之間，多少恩怨情仇，多少人間悲喜?！洞蠹t燈籠高高掛》的紅色讓我們覺得心酸、悲哀、無奈。
《秋菊打官司》里那一串串紅色的辣椒似乎是秋菊的性格寫照，倔強，耿直，一根筋。
張藝謀的電影中女主人公幾乎都回穿紅色的衣服，特別是《我的父親母親》中“我母親”那條紅色的棉褲，幾乎成為一種張氏經(jīng)典。紅色的服裝，紅色的道具，紅色的背景，紅色的故事。張藝謀的電影里充滿了紅色，這里面有劇情的需要，有深層內(nèi)涵的外部體現(xiàn)，也有導演本身的偏愛。
其次，道具色彩與環(huán)境色彩呼應。
紅色的花轎在黃土飛揚中顛簸起伏，《紅高粱》中“顛轎”一場戲可謂經(jīng)典，花轎的紅色與環(huán)境的土黃色形成一種反差色，突出了花轎的視覺主體的同時，交代了環(huán)境。一場婚禮居然可以在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以一種最原始的方式演繹得讓人心潮澎湃。
這種道具色彩與環(huán)境色彩的呼應在《菊豆》、《英雄》、《我的父親母親》中也有很好的體現(xiàn)。紅色的布匹與染房的和諧、不同顏色的服裝與沙漠對應所產(chǎn)生的不同的含義、回憶的色彩斑瀾與現(xiàn)實的暗淡無光……都體現(xiàn)出張藝謀對色彩把握的整體性構(gòu)想。
再次，色彩對人物內(nèi)心的視覺外化。
人物的性格、內(nèi)心感受是內(nèi)在的東西，想要在銀幕上展現(xiàn)一個人的性格以及此時此刻的內(nèi)心感受，必須尋找一個有效的視覺載體加以呈現(xiàn)，顯然，色彩是眾多載體中的一個。張藝謀是運用色彩外化人物內(nèi)心的高手，他總是可以通過色彩的變化清晰、準確的傳達人物的內(nèi)心感情以及導演想要傳達的東西。讓觀眾通過視覺的刺激，下意識的體味電影角色的當下處境和感受。
《紅高粱》的整體色調(diào)是紅色的，但是有一場戲，張藝謀運用了藍色調(diào)來表現(xiàn)。九兒再次回到燒酒鍋的時候，老頭已經(jīng)被人殺死了，九兒怕被傳染上麻風病，一個人坐在黑黑的院子里。全境中，九兒席地而坐，頭頂上掛著圓圓的月亮。張藝謀在這個場景中用了冷色調(diào)的藍色基調(diào)，突出一種孤寂和凄楚。當觀眾看到這種色調(diào)的時候，會在潛意識里調(diào)動關于深藍色的記憶，那種孤寂感會不自覺地激發(fā)出來，這時候，觀眾會跟九兒一樣感受到那種圓月下的無助。
《大紅燈籠高高掛》也是以紅色為主基調(diào)的，大紅色的燈籠映照的整個喬家大院都透出暖暖的大家風度。當頌蓮謊稱懷孕被發(fā)現(xiàn)后，四院的燈被封了，紅色的燈籠頓時變成了黑色。導演恰在此時向老天要了一場雪，于是，黑白呼應，頃刻之間，冷暖的對比顯得格外強烈。頌蓮此刻的心情是否像這封掉的燈一樣，黑壓壓一片？或許，這也是一種預兆，一種對頌蓮命運的暗示。
每次看到“我母親”在一片桔紅色的樹林里奔跑的時候，都會生出些許對愛情的憧憬，心跳會隨著“我母親”的腳步起伏，在心中為這個純潔的姑娘祈禱。《我的父親母親》是一部很抒情、很唯美的影片。主人公“我母親”是一個純潔質(zhì)樸，對愛情充滿向往的農(nóng)村姑娘。她的愛情是詩意的、美好的、不摻雜任何雜質(zhì)的，同時又是委婉含蓄的。桔紅色正是這種情感狀態(tài)的絕佳的視覺體現(xiàn)，“我母親”表達愛情的方式是中國式的，帶著些許羞澀和靦腆。她的愛不同于菊豆的亂倫，不同于九兒的炙熱，于是，紅色不是它的顏色。張藝謀并沒有因為對紅色的偏愛使得對人物的解釋產(chǎn)生偏差，他準確的抓住了“我母親”的性格特征，用屬于它的顏色外化了這個農(nóng)村姑娘。
復次，將色彩運用到極致。
我們之所以說張藝謀是一個在色彩運用上很有特點的導演，是因為，他每一次色彩的運用都幾乎到了一種極致，讓人嘆為觀止。我們一提到張藝謀的電影色彩就會想到紅色，紅色似乎已經(jīng)成為張藝謀電影的一種符號代碼。《紅高粱》中鋪天蓋地的紅色讓我們記住了張藝謀，《菊豆》中紅色的染房讓我們認識了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紅色的燈籠讓我們無法忘記張藝謀，《秋菊打官司》中紅色的辣椒讓我們重新審視張藝謀。
張藝謀似乎已經(jīng)把紅色用盡了，這似乎已經(jīng)成為屬于他的色彩。當他把這種色彩運用的極致之后，別人便很難在這個領域有所突破。相信沒有哪個導演在看完《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后還敢輕率的使用燈籠這個道具。因為人們已經(jīng)認定紅色的燈籠是張氏的，貼了標簽的東西，是很難在人們頭腦中更改的。初看張藝謀的很多影片的時候覺得有些夸張，其實，這恰是導演的高明之處。他已經(jīng)把紅色作的夸張了，想要超越他就只能走近荒誕了。
張藝謀電影的色彩不僅僅是為了形成一種風格，很多時候，色彩有它自身的含義更有導演想想表達的思想內(nèi)涵。張藝謀是一個善于用色彩表達深層含義的導演，所以我說，張藝謀是一個會用色彩說話的導演。他的電影中的色彩都是由含義的：
一、民族化的展現(xiàn)。
導演是有民族歸屬的個體，在集體無意識的影響下，每個導演的影片都會滲透著民族的印痕，張藝謀也不例外。從故事到人物，從思想到情感，張藝謀的電影都會有很多民族化的展現(xiàn)，色彩也一樣。
色彩的民族化展現(xiàn)首先是一種對事實的尊重。中華民族的婚嫁就是紅色的，倘若讓鞏俐穿著非紅的服裝坐在花轎上，首先就沒有了真實感。電影首先是一種記錄和表現(xiàn)，通過記錄一個故事，一段回憶，一種狀態(tài)來表現(xiàn)導演的某種思考，某種擔憂，某種感嘆。那么在記錄的過程中也就完成了民族化的展現(xiàn)，一種無意識的展現(xiàn)的同時，又有某種刻意的成分。
所謂無意識外的刻意是指，民族化的展現(xiàn)有吸引西方觀眾的成分。我們觀看西方電影的時候會感覺到新鮮，因為另外一個民族的風情我們是陌生的。也就是因為陌生生出很多好奇，因為好奇容易產(chǎn)生一種認同，西方人看中國電影的時候也會有同樣的感受。通過民族化的展現(xiàn)獲取國際性的認同，應該也是張藝謀的聰明之處。穿著婚紗踩著紅地毯步入教堂的西方人，看到一身紅裝坐著紅色花轎的新娘，自然會產(chǎn)生一種新鮮和好奇，同時也會產(chǎn)生一種探究的欲望，在探究的過程中，他們認可中國電影。紅紅的燈籠映照出的不僅是姨太太們的喜怒哀樂，更有中國一夫多妻制下女人的悲哀和無奈，也或許還有整個人類都回避不了的人性中的尷尬。張藝謀通過民族化的色彩指向一個人類共同關注的命題，于是，民族的真的在銀幕上變成了世界的。
二、情感的釋放。
個體在感受外界刺激的時候，主要通過聽覺、視覺、觸覺。其中視覺是很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每個顏色之所以都會有不同的約定俗成的含義，正是因為人們會通過視覺感受某種情感。
《英雄》中，人物著不同顏色的服裝講述的是不同的故事，表達的是不同的情感訴求。
三、寓意的物化。
色彩是一種很直觀的物化效果，很多不易直觀表現(xiàn)的寓意往往可以通過色彩表現(xiàn)出來。
《秋菊打官司》張藝謀風格轉(zhuǎn)變的一部影片，從故事到紀實，從唯美到樸實。里面的紅色的辣椒就有一種寓意在里面。那種紅色不是《紅高粱》里的狂野，不是《菊豆》里的亂倫，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寓意。紅色首先是秋菊這個人物性格的物化——耿直，倔強；紅色還是社會現(xiàn)實的物化——法制像紅色的辣椒一樣難以接近；紅色又是傳統(tǒng)思想的物化——保守，不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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