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寫作團隊·名作導讀
安東尼格拉夫頓《腳注趣史》
文/歐陽軒
每當撰寫論文時，腳注引用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學術規(guī)范，但不知你是否有想過，腳注是怎么來的？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褂媚_注？
201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史家、普林斯頓大學特聘教授安東尼·格拉夫頓的《腳注趣史》，此書追溯了腳注的本質與起源，以歷史學家的眼光，編織出一部腳注的發(fā)展史。
不過，本書雖名為“趣史”，但是由于翻譯等原因，文章內(nèi)容頗為晦澀，本文即選擇其精彩且富有學術價值的部分進行提要鉤玄式的介紹。
腳注與傳統(tǒng)史學
安東尼·格拉夫敦在《腳注趣史》中說：“腳注及其相關的論著結構，如引證性的和考證性的附錄，它們的出現(xiàn)將現(xiàn)代史學與傳統(tǒng)史學分割開來。”
在西方史學史中，具有開山意義的史學著作是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前的史詩、神話和記事散文中自然沒有腳注，而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都屬于歷史敘述體，其實也沒有腳注，今天我們看到的《歷史》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的注解都是不同譯本的譯者添加的。
雖然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稱贊希羅多德的《歷史》創(chuàng)建了這種歷史敘述體是一種了不起的發(fā)明，他稱“傳說的筆錄之轉化為歷史科學，并不是希臘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5世紀發(fā)明，而希羅多德則是它的發(fā)明人。”但是也正如譯者王以鑄先生所指出的：“《歷史》全書可以明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只是以希波戰(zhàn)爭的歷史為骨架，用它來貫串許多關系不大的傳說、故事、地理、人種志方面的記述等等，后半部分開始敘述戰(zhàn)爭本身?！偟目磥?，不少材料是硬湊到一起的。”希羅多德對材料的處理持著“有聞必錄”的原則，“我的規(guī)則是我不管人們告訴我什么，我都把它記錄下來?！边@種方式一方面當然讓歷史著作顯得史料豐富，內(nèi)容充實，但另一方面希羅多德雖有對采錄觀點的批判，但沒有做史料的考辯，很多內(nèi)容是以訛傳訛。在這個意義上，希羅多德的《歷史》之歷史很難被認可為“科學的歷史”。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繼承發(fā)展了希羅多德的歷史敘述體，但修昔底德卻在史料的方面更進一步，他更加重視史料的真實程度和一手性，因此修昔底德的觀點是“直接觀察和目擊者言比之任何文字證據(jù)更為可取?！毙尬舻椎碌倪@種嚴謹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正式后世蘭克學派追本溯源時所稱道的地方，因此科學史家約翰·布瑞就說：“從希羅多德到修昔底德，雖然只相差了幾十年，但是在史學觀念上是一個很大的飛躍——希臘史學到了修昔底德時，形成了一個科學的飛躍?！焙笫捞m克史學在歷史寫作中重視運用原始史料，強調求真、客觀和如實，正與修昔底德的史學精神暗合。但是修昔底德受制于時代限制，除了正文中的實地分析以外并無成熟的手段或者技藝來展示他對史料考辯的努力。
希羅多德為了核對史實也經(jīng)常的實地考察走訪，他“對自己搜集到的材料總是持著一種謹慎和批判的態(tài)度?！钡窍Ａ_多德以見聞的形式述作，雖有批判卻并沒有考辯。但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不但強調“親歷者”的一手性，而且有著比較和審視的研究過程，這一研究過程修昔底德直接在正文中予以了表述。這種形式一方面大大啟發(fā)了后來的史學家們重視史料考辯的精神和尋求更為純熟的研究表達技藝。
腳注與現(xiàn)代史學
這一部分也是全本《腳注趣史》中最為精華的部分。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安東尼·格拉夫敦認為腳注是“層層累積之物”，他指出現(xiàn)代史學的腳注與神學家的隱喻、文法學家的注疏和語文學家的校訂大有淵源：神學家的隱喻已經(jīng)包含了現(xiàn)代腳注的內(nèi)容形式，文法學家的注疏已經(jīng)奠定了現(xiàn)代腳注書名、章節(jié)和頁碼的格式，而語文學家的校訂如洛倫佐·瓦拉對《君士坦丁的贈禮》精彩的批駁顯示了腳注辨?zhèn)蔚淖饔煤鸵饬x。
但是“沒有一種傳統(tǒng)的注釋形式是與史學的腳注完全相同的?！爆F(xiàn)代史學的腳注形式，“它們的出現(xiàn)將現(xiàn)代史學與傳統(tǒng)史學分割開來?！?“歷史學家只要吃了史料考證這棵樹上的果子，就無法再回到書寫單純敘事的原初狀態(tài)了?！?19世紀史學革命的核心人物蘭克，他也許不是這種現(xiàn)代史學腳注形式的創(chuàng)建者，但他確實是這種現(xiàn)代史學腳注形式范式的確立者。
蘭克所引領的史學革命造成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我能看到，一個時代馬上就要來臨了：那時，我們將不再把近代的歷史建立在記述的基礎上，哪怕是過去同時代史家的記述——除非它們到達了提供一手知識的程度，更別提那些又是從這些記述中衍生出來的作品。相反，我們要建立于目擊者的報告和最真實、最直接的史料上。”
蘭克他真正的成名之作正是他對于奎恰迪尼《意大利史》腳注的批判文章。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在之前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認為“總而言之，圭恰迪尼具備了古代傳統(tǒng)史家們所需要具備的一切條件：他們自己必須有政治和軍事經(jīng)驗，他們的記錄須基于親眼所見或者以對目擊證人的訪談為基礎，他們要明白無誤地尊重事實。”但是蘭克卻指出這部作品存在四個巨大的問題：一是錯誤的政治學方法引入，導致了圭恰迪尼等一批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家們寫出優(yōu)秀的政治報道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糟糕的史著；二是條約文本不經(jīng)考證的引用，導致了大量的舛誤；三是政治演說內(nèi)容的虛構，使得這些文藝復興的史家們在模仿如李維等古典史家的敘述和文采時“完全不考慮史料”；四是這些錯誤的史料竟然在之后又被其他的史著當成材料所引用。
因此蘭克專門用一個記錄本每頁分成兩欄，將其系統(tǒng)比對奎恰迪尼著作注解與原始文獻區(qū)別的結果寫下，最后當他的這部著作出版之后，當時的《文學總論報》熱烈的稱贊道：“他以毫不妥協(xié)而且嚴厲的批判為火炬，照亮了一些史著，它們此前都被視為其所描述的那個時代的主要史料……也照亮了書寫史著的史家的個性，他毫不留情的打掉了兩者頭上的光環(huán)；或者說他至少精準的確定了，這些史著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值得信賴或者不值得信賴，以及這些史著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可靠地史料?！?/span>
蘭克史學的基石是史料的考證，而這種考證正是通過現(xiàn)代史學腳注這種形式來實現(xiàn)的。后世的史學家們紛紛效法蘭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建立起一個豐富且復雜的腳注機制，不但要盡可能旁征博引，而且必須有對史料的考辯過程，否則就不足以說明史學著作的可信度。最為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古史大家康托維奇，當他的著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出版之后，里面居然沒有一個腳注，立刻引起了當時史學界一片嘩然，其論點標新立異之處甚至引起了群起而攻之，整個德國學術界都對其學術水平產(chǎn)生了懷疑，但之后康托維奇“不慌不忙”地出版了內(nèi)容詳實的腳注單行本，結果馬上學術界就噤聲不語了。
雖然在蘭克之前雖然文獻考證的思想和腳注的使用早有淵源，但從范式的確立上看，是蘭克是將歷史敘述和史學研究的進一步結合起來，并使其成為了史學界的主流?！皬暮暧^上看，他（蘭克）將敘述性的史學和分析性的史學結合了起來。他凸顯了考證方法的威力，就像他運用此方法所重構的那些事件一樣震撼人心?！?/span>
但其實，蘭克自己就對這種結合深感不安。一方面，蘭克自己深受古典的觀念影響，認為古典式的、沒有注釋的歷史敘述形式是最優(yōu)的；另一方面，蘭克認為不應該在史著中同時講述“兩個故事”，“他認為那些技術性的學術工具會破壞歷史敘述的攻防套路?！?/span>
蘭克使現(xiàn)代史學腳注形式成為現(xiàn)代史學家人人遵守的范式，但是這種腳注在講述史家史學研究過程的同時，其實也在無時無刻的提醒著讀者它和歷史敘述本身的差異性。
蘭克這種弊病早在他還在世的時代就已經(jīng)暴露出來，“蘭克作為現(xiàn)代歷史學家技藝的奠基人，他在實踐中并不比這個專業(yè)領域的后人更加規(guī)范。他將正文作為一個整體去書寫，然后再在他的藏書、筆記、摘錄以及概要中去尋找支持正文的證據(jù)：他添加參考文獻就像是把肉燉好了再往上撒鹽?！睙o疑，這種分裂的做法其實是無法保證蘭克史學所宣揚的“如史直書”的。在當時，就有一位史學家海恩里?！とR奧對蘭克的作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還需要羅列更多嗎？——只要打開書看看，幾乎在每頁都能找到要么顛三倒四、要么言之無物或者引證不當之處。這叫直截了當?shù)恼嫦鄦?？這是細致入微的研究嗎？”
萊奧一針見血的指出了蘭克通過腳注實現(xiàn)的這種結合的真正問題所在—— “正文里的東西和腳注所征引的內(nèi)容截然不同?！?/span>
延伸：腳注與后現(xiàn)代史學
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產(chǎn)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歷史敘述和史學研究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從西方史學建立開始就存在著，而隨著現(xiàn)代史學腳注范式的建立，已經(jīng)日益突出。通過腳注形式來考辯史料這一治史方法的流行，在19世紀就引發(fā)了當時西方史學界最為激烈地爭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
當時支持歷史是科學的史學家完全贊成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史學研究使用科學方法可以建構出真實歷史，而在當時科學方法即史料考辯之學；二是史著應該是史學研究和歷史敘述的統(tǒng)一，且前者應該為主。因此如德國史學家約克·鮑威爾就說：“今天的新史和舊史截然兩途。寫新史的史學家，相信歷史是科學的一支，而非純文學的流亞，止于作優(yōu)美的、有教育性的以及有趣的敘事?！?/span>[1]發(fā)展到了極點還有英國史學家伯里的名言：“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span>
但是，當時就有史家提出“歷史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德國史家布瑞就說：“涉及具體事物的真理，常是相對的；絕對的真理，是抽象的理想，在現(xiàn)實人事中不可企求，因之在歷史中也是不可得。
這一爭論在二十世紀中葉最終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影響。1954年伯林出版《歷史的不可避免性》，提出歷史不存在所謂的規(guī)律，將決定論用到歷史上，使史實中性化，脫離人的影響，是離奇荒謬的。1957年波普爾出版《歷史主義貧困論》，更是革命性的指出歷史只有趨勢，不存在所謂的歷史定律；歷史也沒有解釋，沒有符合真正歷史的真相，只有預測和推論。
通過以腳注為中心的梳理，就會發(fā)現(xiàn)二十世紀中葉伯林和波普爾的革命性理論其實是第一次正式突顯了這個矛盾。
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后，西方史學界發(fā)生的研究轉向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這個矛盾解決的嘗試。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學界非常熱門的便是當時的“新歷史轉向”，新歷史主要的三大流派——量化史派、社會科學史派和心理史派——都在方法上對蘭克史學做出了革新。他們試圖使用更加科學的、廣泛的材料來使他們的史學研究符合歷史真實，很多新歷史的代表作在腳注的使用上，更是突破性的打破了蘭克創(chuàng)建的范式。
如二十世紀70年代出版的勞倫斯斯通的《英國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在其第一章就寫到“本書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嘗試以圖繪、記錄、分析、解釋從1500年到1800年這大約三百年間英國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上的變化。”在這本書中，使用了大量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私人信件乃至于情書，這些史料很難用蘭克學派式的腳注進行引用。
既然不用通過腳注進行考辯史料，或者說如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或者私人信件這些史料本身也毋庸考辯，那么史著就回到了歷史敘述本身。
新歷史進一步發(fā)展的結果是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的興盛，但是，這種研究轉向的持續(xù)發(fā)展卻依然存在著問題——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毋庸考辯，現(xiàn)代史學的腳注機制畢竟經(jīng)歷千年累積，當目前還依然有著非常強的存在價值。在二十世紀末發(fā)生的“何偉亞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何偉亞的《懷柔遠人：清代的禮賓與1793年馬爾嘎尼使團》是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的代表之作，榮獲了1997年美國亞洲學會的列文森獎。但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周錫瑞教授卻對該書進行了猛烈的批評，稱之為“一派胡言，望文生義”之作。書評刊出后，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艾爾曼出來為何偉亞辯護，稱周氏的批評是“充滿惡意，小題大做”，從而演化為一場雙方均有該國漢學家中的重量級人物參加的論爭。
從腳注機制的方面考察，周錫瑞教授提出何著正文中的腳注中存在著“斷章取義，不做考證，不通文法，強為之解”的問題，對原始史料有錯誤翻譯和錯誤斷句，并指出在該書附錄的詞匯表中還有將“皇帝”誤作“黃帝”、“一視同仁”誤作“一視同人”之類的問題。艾爾曼盡管在諸多方面為何氏辯解并回擊周氏，但對周氏所指出的這些“硬傷”卻無法予以有力回答。
雖然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在嘗試回歸歷史敘述本身，但如果過分注重歷史敘述與史學研究的對立性，那么史學研究的不充分表達其實又造成了新的問題——如果沒有史學研究過程作為保障，如何使歷史敘述符合歷史本身？這將是未來史學面臨的重要問題
注：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釋從略。
編輯：思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