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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王路教授的第一部專著《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談起。這本書在1987年9月寫完，并于4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出版。亞里士多德是邏輯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是形而上學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以致于“沒有一部邏輯史不談亞里士多德邏輯，也沒有一部哲學史不談亞里士多德邏輯”[1]1。傳統(tǒng)邏輯在大學傳授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在亞里士多德邏輯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二者又有著重要的區(qū)別；現代邏輯對亞里士多德邏輯有很多解釋，而現代邏輯和亞里士多德邏輯二者之間是不同的。所以，王路教授認為“最主要的仍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亞里士多德邏輯”[1]1;《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力圖從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發(fā)，回答什么是亞里士多德邏輯這一問題”[1]1,并且探討用現代邏輯研究亞里士多德邏輯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應該如何研究邏輯史。該書在最后引用了一個故事，“著名的亞里士多德學者羅斯先生在牛津大學講授亞里士多德邏輯時，和一個女大學生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女學生：羅斯先生，亞里士多德為什么這樣說呢?

羅斯：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亞里士多德說的是什么?！?/span>[1]221-222

王路教授對此所做的評價是：“這一段話難道不能給我們以耐人尋味的啟示嗎?”[1]222那么，他想說的“啟示”是什么呢?或許就是他一直以來對我談到的“從文本出發(fā)”這一研究方法吧!或許也暗含著他自己后續(xù)研究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和理念?我還是從文本出發(fā)來談吧。

周禮全先生是王路教授的指導老師，對他的治學之路有著原則上的影響。在回顧周先生的時候，王路教授這樣說過：“1981年，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留在哲學所工作，可謂春風得意。不久，周先生與我進行了一次時間比較長的談話。他聽了我對今后工作的想法，對我說，要揚長補短……'揚長補短’,非常精辟!做學問不是做買賣，不能搞短期行為，不能弄虛作假?！瓘拇艘院螅野阎芟壬倪@句話作為我的治學原則。”[14]11那時候，他自己有一個長期研究計劃[13]序言1,準備沿著從古代到中世紀再到現代這一歷史線索，依次對亞里士多德、奧卡姆和弗雷格進行專題研究。1987年，在完成《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之后，因為受商務印書館之邀，他把研究弗雷格提到了研究中世紀之前。

弗雷格研究由兩部分工作組成：一方面，從1988年初到1990年初，王路教授翻譯出《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27],并由商務印書館在1994年6月出版；另一方面，在1994年9月完成《弗雷格思想研究》[13]一書的寫作，交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1996年7月出版。弗雷格是現代邏輯的創(chuàng)始人，也被公認是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思想對于現代邏輯的產生和發(fā)展，對于當代哲學，特別是對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的研究和發(fā)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當時我國學界還沒有人對弗雷格的思想進行過系統(tǒng)的研究，沒有這樣一本專著。此前的1996年1月，邏輯室的張尚水研究員主編出版了《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中的第五卷《邏輯哲學》,在“導論”的最后，張先生說“最遺憾的是沒有弗雷格的評傳”[28]29?！陡ダ赘袼枷胙芯俊返某霭?，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彌補了張先生的這一遺憾。邢賁思先生認為，這“是國內第一部研究弗雷格思想的專著。它系統(tǒng)地全面地研究了弗雷格的邏輯思想和哲學思想，對其主要問題：概念文字，意義和意謂，概念和對象，算術基礎以及語言哲學和本體論，等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并且提出了許多有創(chuàng)見的思想，比如關于意義和意謂的區(qū)分”[4]3。1998年，這部著作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冠以《世紀轉折處的哲學巨匠：弗雷格》為名重新出版，和第一版一樣，都列于胡繩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文庫”中。

在《世紀轉折處的哲學巨匠：弗雷格》一書的最后，王路教授說：“我希望，弗雷格的思想成就可以給我國哲學工作者帶來一點啟示：現代邏輯是極其重要的!”[4]280但是，根據當時我國分析哲學的研究狀況，他認為現代邏輯基本知識方面授受和訓練的不足，導致了對西方分析哲學的理解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和困境；國內哲學界普遍對現代邏輯缺乏了解也使他“深感一個邏輯工作者的責任：我們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還應該積極宣傳掌握現代邏輯知識的重要性，爭取使它成為我國高校哲學系的基礎課和必修課”[5]2。1997年，王路教授參加了國家九五社科一個重點項目，作為項目成果之一，他在1998年3月完成《走進分析哲學》的寫作并于1999年9月出版。這本書的核心是“邏輯分析”,用非形式的方法講述現代邏輯的思想，通過分析語言哲學的思想內容“來分析其中使用的現代邏輯的方法，揭示現代邏輯的方法在形成語言哲學的思想內容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5]2,意圖“使我國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至少是使從事語言哲學研究的人認識到現代邏輯的重要性”[5]2,換句話說，就是人文精神應該包括科學精神。為了說明這一點，王路教授提到了陳啟偉先生那個時候的一個訪談錄，陳先生在訪談中認為：“分析哲學至今仍然是我們現代西方哲學研究中的一個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亟待加強。而且我覺得分析哲學對意義問題的重視，對觀念明確、思想清晰的強調，對科學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國哲學應向西方哲學更多地學習和借鑒的東西。”[5]3-4

在《走進分析哲學》中，王路教授第一次使用了“邏輯和哲學”作為自己著作的章節(jié)題目，并且第一次以標題的形式明確提到了“必然地得出”這個詞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1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認為邏輯的產生和重大發(fā)展的內部條件在于邏輯的本質即自身的內在機制，而“這種內在機制就是'必然地得出’”[5]282,它就是邏輯的觀念。就在寫完《走進分析哲學》半年之后，1998年8月，《邏輯的觀念》一書也完成了寫作。這一思想隨即于1999年10月以《論“必然地得出”》為題發(fā)表在《哲學研究》上[29]。2000年3月，《邏輯的觀念》一書出版，這本書追問的問題是“現代邏輯對哲學有什么用?而更深層次的則是邏輯與哲學的關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20]3。但是，現代邏輯的專門化和技術化需要專門的學習和訓練才能把握、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是邏輯，因此不僅需要重視和強調現代邏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應該有一個正確的邏輯觀，應該對邏輯這門科學的性質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此外，還需要強調的是，現代邏輯(至少一階邏輯)應該成為我國高校哲學系的基礎課和必修課，以使我們培養(yǎng)的哲學系的學生不至于在知識結構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為“不懂一階邏輯，就是不懂邏輯。一階邏輯不普及，我們的哲學研究和邏輯研究狀況就不會有什么根本的改觀”[20]5。2004年，他寫的教材《邏輯基礎》出版，以非形式化的方法講述一階邏輯的內容，認為學習邏輯的目的主要有三類，“一類是通過學習邏輯，掌握一些專門的技術和方法，從而使我們能夠應用這些技術和方法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另一類是通過學習邏輯，培養(yǎng)一種邏輯的眼界和意識，從而使這種眼界和意識成為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構成要素，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潛移默化地起作用?！€有一個目的，這就是告訴學生一些有關邏輯的知識。這些知識包括邏輯的歷史發(fā)展、一些主要的邏輯學家等等。就這三個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邏輯的觀念”[19]序1。

《邏輯的觀念》一書的出版，正值世紀轉折之際，它傳達的“思想從觀念上對國內學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從而推進了1978年以來國內邏輯教學和研究現代化的進程”[30]279。而且，這一觀念也深植于王路教授關于“是”與“真”的形而上學研究、關于語言與世界的研究之中。

王路教授在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研究生，導師是周禮全先生，研究方向為西方邏輯史。因為畢業(yè)論文選定的是研究亞里士多德邏輯，他不僅研究《工具論》,而且開始閱讀《形而上學》。他在隨筆集《寂寞求真》中記錄了1982年發(fā)生的一則故事。那時候，他擔任哲學家埃爾曼教授為期7天講學的翻譯，期間有一件事情對他觸動很大——“埃爾曼教授講了7天課，天天都在講'truth’,但是他明明講的是'是真的’(is true)這種意義上的'真’(truth),根本不是'真理’?！?/span>[14]47也就是說，王路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意識到，“是”與“真”是理解西方哲學的主要問題；在1990年完成《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的翻譯時，他已經明確了這一認識，指出“國內對'Wahrheit’有'真’、'真理’、'真理性’和'真實性’等譯法，與之相關的詞及各種詞匯形式的譯法也極不一致”[27]譯者序17。隨后，在1992年的論文《“是”的邏輯研究》[31]中，他簡要地提到了“是”與“存在”的區(qū)別，以及圍繞這種區(qū)別所形成的學術爭論。澄清對于“真”的理解乃是理解“是”的必要環(huán)節(jié)。1996年，他在論文《論“真”與“真理”》[32]中論述亞里士多德關于“真”的思想時，開始談到亞里士多德對“是”的論述，并且簡要談到了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1997年，他發(fā)表論文《如何理解“存在”?》[33],提到康德的著名論題“是(Sein)顯然不是真正的謂詞”,并且指出“存在”的譯法是有問題的，只是這篇論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存在(existence)”上。這一系列論文的主要思想在于，如果總是把“真”與“真理”混為一談，或者分不清關于“存在”的研究與對“是”的存在解釋的區(qū)別，那么對于如何理解“是”這個形而上學中至關重要的概念就無法說清楚。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他于1998年發(fā)表論文《“是”、“是者”、“此是”與“真”——理解海德格爾》[34],以一種案例分析的方式具體闡述了關于“是”的看法。

經過長達20年的積累和準備，王路教授于2003年出版專著《“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以下簡稱《“是”與“真”》),系統(tǒng)地表述了他在形而上學方面的思想。他在書中提出：“求是、求真，乃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根本特征，也是一脈相承的思想。兩千多年的歷史發(fā)展，為我們提供了浩瀚的文獻和復雜的問題，涉及諸多哲學家的思想和論述。真正談清楚這個問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原則是，不求全面，僅僅有重點地選擇一些哲學家的著作進行案例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著重考慮是與真的聯(lián)系，由此提供一條理解的線索?！?/span>[9]《“是”與“真”》一書認為在西方哲學研究之中，應該將being譯為“是”,應該主要在系詞的意義上理解它，并且把這樣的理解貫徹始終；書中探討了“是什么?”這一問題，并且探討了“是真的”這一認識要求和正確認識的標準，從而闡述了“是”與“真”、邏輯與形而上學之間的聯(lián)系。

《“是”與“真”》主要是從語言層面對being的研究進行了探討；2007年，《邏輯與哲學》出版，從學科層面繼續(xù)了這一領域的研究，重點從邏輯與哲學的關系方面回答了關于being的問題。書中對西方哲學從“是”到“真”的變化和發(fā)展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并明確指出，西方哲學與邏輯是相通的，傳統(tǒng)邏輯的基本句式是“S是P”,其核心概念“是”與哲學中的核心概念、亞里士多德所說的“being as being”(即“是本身”)乃是相通的。從理解西方哲學的角度來說，對being進行語言層面和學科層面的研究，二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此外，《邏輯與哲學》第八章的標題是“柏拉圖類乎邏輯的思考”,王路教授關于這一章的想法是：“不談柏拉圖，當然也可以思考邏輯與哲學的關系，因為邏輯是亞里士多德創(chuàng)立的。但是我認為，邏輯不是憑空產生的，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因此，對西方哲學的邏輯傳統(tǒng)，也可以看得更遠一些。加入對柏拉圖的研究，可以使我們考慮得更多一點。”[23]序1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本文后面還會回到這個課題上來。2008年底，《弗雷格思想研究》被商務印書館重版，王路教授在再版序中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這一說法，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一定是哲學史主線上的問題，是哲學史貫徹始終的問題。在弗雷格這里，就是真這個問題。弗雷格的語言哲學無疑是圍繞著真這個概念展開的……他又明確地說，'真為邏輯指引方向’,由此似乎可以認為，真乃是邏輯研究的問題。這里顯然就有邏輯與哲學的關系這樣一個問題。”[17]

既然主張用“是”來翻譯being及其相關概念，并把這種翻譯貫徹始終，而且“是”這個問題和“真”這個問題是哲學史的基本問題，是哲學史貫徹始終的問題，那么從理解西方哲學出發(fā)，就應該考慮being這個詞最主要的用法和意思是什么，就應該考慮用一個詞如何能夠體現和表達出這種通常的用法和意思。為此，需要克服改變過去的翻譯、改變已有的認識等種種困難?！笆恰迸c“存在”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是”乃系詞，而“存在”不是系詞，把being翻譯為“存在”,則從字面上割裂了邏輯與哲學的聯(lián)系。那么，這里出現的主要問題是：系詞的理解是一種邏輯的理解還是語言的理解?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王路教授在兩年內出版了兩部著作。2011年1月，《讀不懂的西方哲學》出版，認為：“圍繞being這個詞和概念的問題固然很多，但是從理解西方哲學的角度出發(fā)，則可以把它們歸結為一個：西方哲學家為什么要討論這個being?確切地說，他們?yōu)槭裁匆懻撨@種系詞意義上的東西?”[17]序4從理解西方哲學的角度出發(fā)，重要的是要把這種東西表達出來，而“存在”一詞無法做到這一點。這部著作從哲學史的角度，選擇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胡塞爾、海德格爾的著作作為研究對象，說明如何把“是”的理解貫徹始終。2012年8月，《解讀〈存在與時間〉》出版，這部著作則只以海德格爾的名著《存在于時間》為對象，從中選擇了四節(jié)內容，逐段討論，這樣做同樣是為了說明如何把“是”的理解貫徹始終。

改變過去的翻譯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如果說這兩部著作主要是為了克服這一困難，那么另外還有一個困難有待克服，那就是改變已有的認識這一困難。

西方哲學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學科，涉及多種語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學、思想、政治、宗教、語言等之大成，經歷了從一體到眾多科學的分離，有形而上學和其他哲學之分，而形而上學號稱“第一哲學”,being問題正好屬于形而上學領域。因為國人學習西方哲學往往是從閱讀中譯本開始的，由于being譯為“存在”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既有的知識結構。為了使得這種知識結構和積累成為促進學習進步的要素，而不是讓它阻礙發(fā)展，需要一種顛覆性的觀點。出于這樣的考量，王路教授于2017年出版以王曉朝教授所概括的“一'是’到底”論[35]為書名的著作《一“是”到底論》[22],以期有助于克服剛才提到的困難，并且展示了整個哲學史從being到truth, 也就是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發(fā)展和轉變，以期有助于我們真正地理解西方哲學。

總之，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形而上學》(或者說形而上學),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分析哲學，從而也就是理解西方哲學，就要理解“是”與“真”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

1 王路教授最初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中談到“必然得出”這個詞,并且提到,亞里士多德“沒有定義'必然得出’這一重要概念”(參見文獻[1]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