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春秋》的關系問題，在春秋學史上一直爭論不休，至今未有定讞。孟子、董仲舒等力主“孔子作《春秋》”，杜預、范寧等則認為《春秋》乃孔子根據魯國舊史“修”之以成，而晚近更有學者主張《春秋》與孔子無關。據《四書章句集注》和《朱子語類》中的相關材料來看，朱熹在不同地方對孔子“作《春秋》”和“修《春秋》”這兩種相反之論居然都有所肯定和發(fā)揮，這難免令人疑竇叢生。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積極表彰《四書》而使?jié)h宋經學格局為之大變的關鍵人物，朱熹以《四書》為據而展開對孔子和《春秋》關系問題的探討，其中應蘊含著獨特的典范意義，值得我們深究。
朱熹前后立場矛盾
在注解《論語》之“述而不作”一章時，朱熹明確地說：孔子只是“修《春秋》”，“而未嘗有所作也”。細繹其注文可以發(fā)現(xiàn)，朱熹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了論證。首先，孔子未能完全滿足“作”的兩個條件：一是“創(chuàng)始”，二是“作，非圣人不能”。在朱熹看來，孔子雖是圣人，但他只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創(chuàng)制新的禮文制度及典籍。其次，“述而不作”乃孔子自謙之辭——不敢當“‘作’者之圣”。再次，時代決定了孔子只能是“述而不作”——其時先圣所創(chuàng)制的各種禮文制度已斐然成章，大體略備，故孔子只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客觀地說，這三條理據中只有第一條和第三條支持他“孔子修《春秋》”的主張，而第二條恰成為反對的理由。
然而，在其后的《孟子集注》中，朱熹居然放棄了“孔子修《春秋》”的觀點，而明確表示認同“孔子作《春秋》”這一主張，“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也”。與之相應，“孔子作《春秋》”的觀點在《朱子語類》(以下簡稱《語類》)中亦多次出現(xiàn)。例如，當?shù)茏有煨痔岢觥叭绾巫鳌洞呵铩?？恐是作否？”這一問題時，朱熹沉吟了片刻，然后徐徐答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榖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這就是說，朱熹在綜合了《孟子》《公羊傳》和《榖梁傳》中的相關說法之后，最終承認了孔子是自覺地擔負著重大的歷史文化責任而“作”《春秋》的。如此，接下來的問題是：朱熹到底是主張孔子“修”還是“作”《春秋》呢？
調和兩種相反之論
若以《語類》中的相關材料來看，朱熹似更傾向于孔子“作《春秋》”說。據筆者的初步統(tǒng)計，在《語類》中，“孔子作《春秋》”的說法出現(xiàn)次數(shù)達到了16次之多，而“修《春秋》”的說法則一次也沒有出現(xiàn)過。但是，眾所周知，相比于《語類》，《論語集注》更具權威性，故其中“孔子修《春秋》”一說似亦能代表朱熹的定見。關于《語類》和《四書章句集注》的關系，清儒賀瑞麟曾主張：要將二者“遍參互證，益見發(fā)揮”，最終“其于朱子之心，亦庶乎有以得之”。竊以為，賀瑞麟這一觀點甚是合理公允。按照這一思路，筆者捃摭了《四書章句集注》和《語類》中的相關材料并相互參證，得出的結論是：朱子最終對孔子“作《春秋》”和“修《春秋》”這兩種相反之論進行了調和，在孔子和《春秋》的關系問題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孟子集注》卷八中，朱熹明確主張：“《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北娝苤?，所謂“筆削”乃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對“孔子作《春秋》”一事的具體稱述之語。由是觀之，朱熹雖明言“孔子作《春秋》”，但此“作”字前已加了一個限定之詞“因”，以強調孔子“作《春秋》”是在“因”這一前提和基礎上的創(chuàng)作和開新。朱熹的這一觀點，在《語類》中亦可得到驗證，如此書的第八十三卷載其言曰：“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奔毨[其言，它包含了三層意涵：孔子對魯國舊史的因襲傳承、在魯國舊史基礎上的修改與創(chuàng)作。也就是說，朱子最終融合了“孔子修《春秋》”和“孔子作《春秋》”這兩種觀點，而認為孔子作《春秋》既有因襲傳承魯史策文的一面，又有在此基礎上的“修”的成分，更有“作”的內容。筆者以為，朱熹的這一主張應符合孔子著《春秋》的實際，是孔子和《春秋》關系問題的最合理的答案。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因”“修”和“作”只是理論上如此區(qū)分，至于今本《春秋》中到底哪些是孔子所“因”的“舊史文”，而哪些又是所“修”和所“作”的“孔子之文”，朱熹認為我們不能妄自臆度，“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圣人筆削”。魯國舊史的亡佚不存，使得我們根本無法比照和勘定今本《春秋》經中何者為魯史策文，而何者又為“孔子之文”?？陀^地說，朱熹這個理據是非常有力的。所以，他在解說“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這一類《春秋》之經文時，常用“恐是……”之類的表述，以示審慎。
困境源于推尊《四書》范式
最后，我們來探討導致朱熹在孔子和《春秋》關系問題上持矛盾立場的原因。筆者認為，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是：朱熹推尊《四書》并以之為據來詮釋《春秋》。毋庸贅言，若《四書》所記載的孔、孟二圣關于《春秋》的相關言論適相矛盾——如前文所引的孔子“述而不作”之言和孟子的“孔子懼，作《春秋》”這一主張就明顯存在著沖突和對立——則這種以《四書》為衡準來詮釋《春秋》的范式必然陷入經典詮釋的困境。而要走出這一困境，自然要對孔、孟之言進行合理的解釋和調適。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春秋》三傳這一詮釋范式的傳承。當?shù)茏有煨痔岢觥翱鬃邮欠褡鳌洞呵铩贰边@一問題時，朱熹意識到自己原來的孔子因魯舊史而微有更改地修成《春秋》之說，不但與孟子的“孔子作《春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些言辭相矛盾，而且也和《公羊》《榖梁》二傳中的相關說法，如“其辭，則丘有罪焉耳”相沖突，從而迫使自己必須修改原有的觀點，甚至提出新說法，以使《四書》和《春秋》三傳相契合。由此言之，朱熹陷入孔子“修”抑或“作”《春秋》的詮釋困境，正是其表彰《四書》以取代《五經》在儒家經典系統(tǒng)中至上地位的必然結果。
從春秋學史的流變歷程這個角度來說，朱熹提出孔子到底是“修”還是“作”《春秋》的問題，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典范意義。北宋以前，關于孔子到底是“修”還是“作”《春秋》的問題并沒有引起學者普遍的關注和討論，究其原因無疑是《四書》在儒家經典系統(tǒng)中的地位并未被抬升至如此高度?？梢哉f，朱熹對《春秋》經傳中相關問題的研討，典型地體現(xiàn)了宋元明清時期《春秋》學研究的理路和特點，所以他所遇到的詮釋困境亦是這些以《四書》去解說《春秋》的儒者們必然會面對和要解決的難題。程頤、胡安國、朱熹、王陽明和王夫之等人圍繞“以夏時冠周月”的體例問題而展開的持續(xù)不斷論爭即是一大例證。職是之故，繼朱熹而起力圖調和孔、孟觀點的學者代不乏人，直至劉師培作《孔子作春秋說》一文時，還嘗試著在朱熹的研究基礎上去解決這一經典詮釋難題。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