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無關）”近期持續(xù)成為網(wǎng)絡語言熱詞，它來源于某演員帶有方言口音的口誤。

　　中國地域?qū)拸V，由諸多方言引起不解是常態(tài)。

　　沈從文的連襟語言學家周有光就曾說：“沈從文的話我有兩成聽不懂?！?span lang="EN-US">

　　在遙遠的歷史中，古人的溝通交流又該怎么面對“雞同鴨講”？

　　晉代，金陵城中吳語區(qū)　與中原話相互指摘方言

　　古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奠定了各地區(qū)方言之間的差異，導致了古代社會中缺少普遍性的共同語言。有人記錄多方言的情景：“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span lang="EN-US">

　　此之種種鋪墊了方言間“雞同鴨講”的結(jié)局。

　　公元311年，因亂世，晉室遷至金陵，同時大批說著中原晉語（洛陽方言）的皇室、貴族的中原人來到金陵，建立了新的政權。遷于金陵的王導為了跟本地人接觸，學習吳語，而被北方士族取笑。

　　《世說新語·輕說》中記述，佛教學者支道林與王子猷兄弟相見。有人問他：“你看到他們覺得怎樣？”支道林回答道：“見到了一群白頸烏，只聽聞他們‘啞啞（象聲詞）’的聲音?！?span lang="EN-US">

　　他形容吳語聽起來像是鳥叫聲。吳語區(qū)的群眾也作了反擊，《世說新語·輕說》同樣有記錄。有人問顧長康：“你咋不唱洛陽的詩歌呢？”顧長康回答道：“我何至于唱成老太婆的聲音！”

　　由于方言間的相互阻礙，“翻譯”便應運而生。

　　方言長久已有，因此“翻譯”亦自古便有。就官職而言，周代設有“寄”、“象”等；秦漢有“譯官令”、“譯官丞”；南朝設置“譯令史”；隋唐設置“通事舌人”；宋遼金設“潤文史”、“譯史”、“通事”；元朝設“怯里馬赤（口語翻譯）”；明朝有“譯字生”；清朝設“通譯官”。

　　朱元璋也怕方言，命“南京話”為通用官話

　　即便設立了“翻譯”的職位，日常中普遍性的地域溝通障礙仍未消失。我們?nèi)粘Ｋ熘墓糯胀ㄔ挕肮僭挕币辉~，起源于明代。

　　朱元璋推翻元朝統(tǒng)治，因擔心官員與讀書人“拘于方言，無以達上下”，所以命人編纂《洪武正韻》并向天下推廣?！逗槲湔崱返某醺逋瓿捎?span lang="EN-US">1375年，即洪武八年，朱元璋對此仍不滿意，此后又經(jīng)過二十余年的修改、調(diào)整、出版。其間，朱元璋先是恢復了兩宋時期流傳的“雅音”，后又將首都地區(qū)的南京官話改為全國通用語言。為將南京官話率先在官場推行，并引起上行下效的風氣，朱元璋特囑咐若官員不履行，罪杖十。自此，南京官話成了通用語言，并走入百姓家中。

　　雖古代“南京話”與現(xiàn)今南京話略有不同，但是在明代文學作品的語言表述中仍可感受到濃濃的“南京味”。明代史料筆記《客座贅語》中詳細記錄了古代南京的諸多雜事。幾百年前的“南京話”，至今聽起來也倍感親切。《客座贅語》中說道：“南都（指南京）方言，言人物之長曰苗條，美曰標致……作事之不果決曰落索（啰嗦）……好搬弄曰翻騰，曰估倒（鼓搗）……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貌寡不揚曰銼……”

　　南京文史學者、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客座教授黃強告訴記者：“我們南京的方言在《金瓶梅》中也有表現(xiàn)。語言專家研究表明，南京方言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名詞后面有兒化現(xiàn)象，譬如：碗兒、碟兒、盤兒。兒化語言現(xiàn)象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舉不勝舉?！?span lang="EN-US">

　　利瑪竇讓南京人教中文，朝鮮以韻書習漢文化

　　明代正宗普通話《洪武正韻》，不單單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語言發(fā)展進程，甚至將文化的種子播撒至朝鮮、日本等國。公元15世紀前，朝鮮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并以漢字為書寫方式。朝鮮語文字《訓民正音》的出現(xiàn)彌補了缺少朝鮮語文字的空缺，而《訓民正音》的重要參考對象便是《洪武正韻》。

　　在《洪武正韻譯訓》中，他們提到：“聲韻之學，最為難精……惟皇明太祖高皇帝……一以中原雅音，定為洪武正韻，實是天下萬國縮宗……”這一句已將《洪武正韻》歸類為聲韻研習的根本。

　　根據(jù)母本《洪武正韻》，朝鮮編纂了《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解》等書，以促進全民學習。

　　400多年前，意大利學者利瑪竇慕名來到中國。在路途中，他們邂逅了一名太監(jiān)，為了回饋優(yōu)待他的同船神父們。利瑪竇將在南京買的一個書童留給了他們。他說他將書童留給他們，是因為這個孩子可以教神父們地道的中國話。

　　對中華文化熱愛頗深的利瑪竇還與羅明堅共同創(chuàng)作《賓主問答辭義》。辭典中記錄這當時南京話的相關說法。比如“后生家”、“四腳蛇”、“這等”、“不得閑”，同時還有“把他進來”、“好得緊”等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