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之名起于明代。檢索《明憲宗實錄》,卷三是“成花二年五月辛未”條所錄巡撫陜西副督御使項忠奏疏中提到：“此有兵部以河套虜眾謀欲犯進”。關于河套的地域范圍，明清史籍多所載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16《河套地廣袤略》曰：“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zhèn)地界，東西兩千余里；南自邊墻，北至黃河，遠著八九百里，近著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由此可知，古人所謂的“河套”地，實指歷來習稱的河南地，南限于明代長城。
本文所論述的河套范圍要比古人所謂的“河套”大一些，總面積約為13萬平方公里，地理坐標為北緯37〇35∕?1〇2∕；東經(jīng)106〇—112〇，地跨內(nèi)蒙古、寧夏、陜西三省部分地區(qū)，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四面環(huán)山，東北西三面環(huán)河。西面賀蘭山、北面陰山、東面呂梁山、南面橫山，構成河套地區(qū)南北略長的距形輪廓。在漫長的地質(zhì)時期，地殼運動造成賀蘭山東側，陰山南側的巨大斷裂帶，因地勢低洼，黃河循此流動。山洪沖積扇與河水沖積形成帶狀平原，河套中心地位，即鄂爾多斯高原或稱鄂爾多斯臺地。臺地上有一些河流注入黃河，成為外流河，另一些河流為內(nèi)流河，也是季節(jié)河。在古代，鄂爾多斯湖泊星羅棋布，隨著時間的推移，氣候干燥加劇，湖面縮小，陸續(xù)干涸，僅存湖泊皆為咸水湖。
山地、河流、平原、丘陵溝壑、沙漠共同構成現(xiàn)今河套地區(qū)的地表形態(tài)特征。
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zhàn)爭中，移民也同時進行著。為鞏固新開辟的國土，抵御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的侵擾，漢政府實行移民屯田，興修水利的系列工程。元朔二年（前 127 年），衛(wèi)青等人出擊匈奴，收復河南地，建立朔方、五原郡，調(diào)動大批軍民和物資到西北去。據(jù)《史記·平準書》載：“又興十余萬人筑衛(wèi)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shù)十百巨萬，府庫益虛。”④[《史記》卷 30《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21 頁。]當時適逢東方饑荒，于是就大量移民西北?！搬阖毭裼陉P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費以億記，縣官大空?！雹輀《史記》卷 30《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22 頁] 這種情況大大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不可能長久維持。實行屯田，使西北軍民實現(xiàn)自給顯得十分必要?？墒俏鞅钡貐^(qū)氣候干旱，雨水稀少，在這里屯田，首先就要解決灌溉問題，于是大規(guī)模的農(nóng)田水利建設在西北展開，東到河套一帶，西至河西走廊最西邊，都有西漢軍民在墾殖。 “又數(shù)萬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官田，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雹赱《史記》卷 29《河渠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39 頁。]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漢置縣，治所在今甘肅靖遠縣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雹踇《漢書》卷 94《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770 頁。]《史記》所言這一屯田帶，北端應起于朔方郡之三封、窳渾二縣，再沿黃河西岸上溯，經(jīng)北地郡之靈武、廉縣、靈州，安定郡之鶉陰（縣城故址在今甘肅靖遠縣西北），金城郡之媼圍（縣城故址在今甘肅皋蘭縣東北），南至于令居。令居即今永登縣，在今蘭州市北，濱莊浪河東岸，其東北方向是坐落于黃河西岸的景泰縣城，景泰縣城東北方向是坐落于黃河北岸的中衛(wèi)縣城?，F(xiàn)在由于騰格里沙漠的擴展，這幾個縣都成為沙漠化嚴重的地區(qū)，屯田帶北端之三封、窳渾等縣城及轄地，今已覆蓋于烏蘭布合沙漠之下。而在漢代，這一迤儷千里的狹長地帶并不存在荒漠化問題，所以能夠“往往通渠置田官”?！巴贝颂幙山庾鳌疤幪帯薄Ｌ锕偈侵鞒滞蛪ㄊ聞盏墓賳T。銀川平原上有他們住所遺址，即所謂的“典農(nóng)城”，是西漢農(nóng)都尉馮參所筑。有南北二城，南典農(nóng)城當時為靈武縣治所，地望在今青銅峽市境；北典農(nóng)城在今永寧縣境。今永寧縣境還有上河城遺址，西漢上河農(nóng)都尉治此城，主持當時北地郡境黃河以西即今銀川平原上的屯田。這里是西漢最早的屯田點，也是我國最早開辟的引黃灌溉農(nóng)業(yè)區(qū)。[王天順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446頁。]
秦漢以后，歷代都在這里移民、浚渠、屯墾，留下許多古渠遺跡。有些渠道歷代相傳使用。今寧夏平原上能明確其路線大致分布的有：
秦渠：在較早的文獻中，很難找到秦朝在這里興建水利的記載。但秦在此開渠的傳說卻有流傳。相傳寧夏平原黃河以東的秦渠，就是因為它鑿于秦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東渠（關于秦渠之名，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它起于十九世紀，是秦家渠的簡稱。秦家渠最早見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文用）形狀》：“開唐來、漢渠、秦家渠?！惫?/b>1504年《寧夏新志》：“秦家渠，古渠名也”。公元1664年左右成書的《讀史方輿紀要.陜西十一》：“秦家渠，在黃河以南”。公元1820年《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甘肅．寧夏府》：“秦家渠，在靈州東，亦曰秦渠，古渠也?！鼻厍家娪诖恕９?/b>1926年《朔方道志.水利志》：“秦渠，一曰秦家渠，相傳創(chuàng)始于秦。”公元1936年《寧夏省水利?？?/b>.各渠考述》，在照引《朔方道志》以后，特地注明“至秦代何年？無從考究”。）據(jù)說這個名稱也與它位于北地郡的黃河以東有關。歷史上北地郡的建制，雖然一直延續(xù)到唐，但其轄地達到寧夏平原的，只有秦漢時期的北地郡。秦渠鑿于秦朝，還是可能。（朱學西《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務印書館，北京1997年第145頁）。據(jù)說秦還在河西穿鑿渠道，后人稱為北地西渠。
漢渠：相傳漢武帝時開鑿。這條渠道的引水口在秦渠渠首上方，它繞過秦渠的南面和東面，到富平北面回注黃河?！端?jīng)注》引《地理志》：“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边@條河溝指的應是漢渠。（朱學西《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務印書館，北京1997年第147頁）《新唐書》提到，吐蕃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據(jù)《元和郡縣圖志》，漢渠在靈武縣（唐代靈武縣治所大致在今青銅峽縣北部）南五十里。溉田五百余傾。
漢延渠：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由郭璞主持穿鑿。相傳它是在原來北地西渠的基礎上延展而成。
光祿渠：光祿渠（關于光祿渠，還有一種說法是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祿勛徐自為主持開挖。）在漢代已有渠名，一直保持到唐代?！杜f唐書.李聽傳》載,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靈州大都督長史、靈鹽節(jié)度使李聽為了用屯田“以代轉輸”，主持疏浚了“廢塞歲久”的光祿渠。汪一鳴則認為，從其地理位置和地貌條件分析，光祿渠原始渠道當是寧夏平原最早修建的一批渠道之一，即大概公元前118年前后修建的，而其得名則很可能與宣帝時曾任北地郡太守的張延壽有關。延壽原任光祿勛，其父為武、昭、宣三朝元老張安世，先后任尚書令、光祿勛、大司馬、車騎將軍等職，封富平侯；其祖父張湯則為武帝時代著名的御史大夫。尚書渠、御史渠等也可能是張延壽浚修后命名的。（汪一鳴《漢代寧夏引黃灌區(qū)的開發(fā)》載《水利史研究成立大會論文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3年，第46頁。）
兩漢以后的歷代典籍對河套平原灌渠也多有記載。成書于公元六世紀的《水經(jīng)注》，指出河套平原上原有的引黃渠道，“所在分裂，以溉田圃”。[酈道元《水經(jīng).河水注》]《魏書》明確河套平原上的舊渠堰“上古所制，非近代也”，[《魏書.刁雍列傳》]上古可能指兩漢。公元九世紀初編撰的《元和郡縣圖志》記有“漢渠”、“御史”等渠名[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舊志還明確指出，光祿渠“本漢時道河灌田之處也”，漢延、唐徠皆為“漢唐舊渠”。[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
四
近年考古發(fā)掘表明，兩漢時期河套平原的引黃灌渠是確實存在。
例如在布隆淖附近的漢代古城“臨戎”曾發(fā)現(xiàn)制鐵遺址[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qū)》一文載《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這些作坊顯然是為當時戍邊制造兵器和農(nóng)墾服務的。1973年，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隊征集到三方西漢官印。其一是“西河農(nóng)令”印，出土于伊克昭盟杭錦旗霍洛柴登公社的一座漢城遺址，這一遺址周圍還有大片墓群，考古工作隊在附近發(fā)現(xiàn)的干河、草灘、沙地中還發(fā)現(xiàn)有鐵農(nóng)具等遺物?？梢娺@一帶在漢代是宜于農(nóng)耕之區(qū)。位于今伊盟準格爾旗納林鄉(xiāng)北境的美稷縣更是以富產(chǎn)糜子而得名。另一方官印是“中營司馬”，是農(nóng)都尉的助手。第三方是“漢匈奴栗借溫曷鞮”印[見陸思賢《內(nèi)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漢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這些官印的出土恰與文獻“通渠置田官” [《漢書》卷 94《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770 頁。]相印證。侯仁之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qū)》一文中說：“可以設想二千多年以前，漢代最初的移民正是在這一片原始草原上，把一望無際的處女地開墾了起來，但為了保證收成，還必須進行人工灌溉，可惜的是歷史上關于當時灌溉工事的記載很少，偶有記述，也很簡略”?！霸谝巴饪疾熘校?jīng)注意尋訪漢代渠道的遺跡而一無所得。這或者是由于后來流沙的侵襲，古道已被掩埋，或者由于強烈的風蝕作用，至遺跡泯滅，不可復見。將來如果能夠進一步詳細考察，或許仍有可能發(fā)現(xiàn)一些漢代水利設施的舊跡。（根據(jù)《水經(jīng)注》的記載，確定知道臨戍城北有人工渠道向銅口東出，引河水以灌田。由此推測，從何西開渠引水關天，也是有完全可能的）”至于引山泉灌溉，今在烏蘭布和沙漠的北部尚不乏其例（今陶升井以西約60公里,山麓之下有毛道囫圇農(nóng)場,引山泉溉田達兩千畝.）古代陰山林木叢茂(《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引郎中侯應言：“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產(chǎn)于依阻其中，治作弓失，來出為寇，是其園囿也?！?，水土保持條件較今日為好，估計山泉流量較今日為大，因此引山泉以灌田也是完全可能的?！?據(jù)居延出土的漢簡中的記錄材料，可知漢時河西屯田士卒中分為“田卒”和“渠卒”，可見當時在軍事屯田任務中，有一部分士卒是專門負責開渠灌溉的。
另外，陳橋驛著的《水經(jīng)注研究》一書中，也肯定了窳渾縣古城北面的奢申澤，“在西漢時代為一個繁榮的邊疆墾區(qū)提供灌溉的大湖”。
秦漢開渠灌田的經(jīng)濟效果如何？史載，昭宣之際，邊郡安定，經(jīng)濟繁榮，“邊城晏閉”，“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西漢末年，馬援在北地“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shù)千頭，谷數(shù)萬斛”，[后漢書.馬援列傳]看來這里農(nóng)牧發(fā)展良好。公元一世紀初，張戎言：“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漢書.溝洫志]這里當然包括河套地區(qū)的，因此可以說，河套地區(qū)的引黃灌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是很有成效的。但一代史家司馬遷曾作過這樣的評論：“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灌田，作者數(shù)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shù)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用各巨萬十數(shù)?！?[《史記》卷 30《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24 頁]有人憑此認為朔方水利完全失敗，事實并非如此?！肮ξ淳汀惫喔阮A期效益沒有完全發(fā)揮出來，這可能有以下推測：其一是，黃河主河道擺動、主流常變使渠口引不上水或者引水不足；其二是，主渠工程完工，田間配套工程沒有給跟上，排水無出路；其三是，灌溉方法不當，因這里的土壤含鹽量過大，在未經(jīng)灌淤、洗鹽壓堿之前，作物生長不良，產(chǎn)量不佳；其四是，因渠水含沙量大，渠系易淤，如無科學管理就得不到穩(wěn)定的灌溉效益。如番系穿汾河渠后，“田數(shù)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廢?！盵漢書.溝洫志]河套平原上的許多渠道也必然會遇到這樣的困擾。
但這畢竟是發(fā)展中的問題。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親率群臣百工堵塞黃河瓠子決口，影響極大，此后“用事者掙言水利，朔方、河西、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①[《史記》卷 29《河渠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14 頁。] 掀起了一股興辦水利的熱潮，司馬遷也贊嘆：“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史記河渠書]，為武帝時期西北等地灌溉事業(yè)的成就作出了總結評價。
秦漢河套灌區(qū)農(nóng)業(yè)開發(fā)有什么歷史意義？發(fā)展水平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綜合分析，得以略見端倪。
秦漢開發(fā)河套地區(qū)的經(jīng)濟得到的直接好處是：首先是節(jié)省了從內(nèi)陸轉輸?shù)南?，促進邊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西北屯田的經(jīng)濟效益十分明顯。秦漢王朝在解決邊疆問題時，糧食供應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李斯說秦末農(nóng)民起義的原因是：“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盵史記.秦始皇本紀]賈誼也說：“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能致也?！盵《新書.屬遠篇》]主父偃說的更具體，“率三十鐘而致一石”。[《漢書.主父偃傳》]。元朔二年漢武帝派兵“筑衛(wèi)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shù)十百巨萬，府庫并虛”，“中國繕糧饋道，遠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大司農(nóng)”。[《漢書.食貨志》] 這些說法都說明進行軍事行動、修筑、戍守邊塞都要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從內(nèi)陸轉輸耗費巨大。而秦漢在西北地區(qū)的屯田恰節(jié)省了內(nèi)陸轉輸?shù)膭谫M，發(fā)揮著經(jīng)濟補償作用?？梢哉f，西北屯田基本上解決了戍邊士兵的糧餉供給。趙儷生先生主編的《古代西北屯田開發(fā)史》根據(jù)漢簡記載，計算出敦煌屯田畝產(chǎn)量為0.7石，人均墾耕34畝，人均得谷24石。一個田卒一年的口糧21.6石自給而稍有余。[趙儷生《古代西北屯田開發(fā)史》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71頁]這反映了西北屯田的一般水平，而河套地區(qū)地理位置偏東，又有黃河穿過，引黃灌溉更是方便，因此，河套地區(qū)的屯田也應符合其狀況，而且可能會高于這個數(shù)字。如果加上種子、農(nóng)具、耕牛及田卒衣物，一個田卒一年所得除去口糧好像所剩無幾了。但其口糧若是從內(nèi)陸轉輸，其耗費要大過口糧的十倍。
此簡說明內(nèi)郡遇有災荒，則調(diào)邊郡屯田之積谷以資救濟。
其次是移民實邊及屯田開發(fā)加強了邊塞的軍事力量。兩漢時期，西北邊塞上有三支可以相互配合的力量：第一支是邊郡部都尉率領的障塞戍卒。他們分布于城障亭隧之中，以“候望為職”（224.6），觀察敵情；并按時巡查邊塞“天田”，察看是否有人“越塞蘭出入天田跡”（6.7），漢簡稱為“日跡”。第二支是邊郡之屯兵。高帝時傅寬“徙為代相國，將屯”，顏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漢書.傅寬傳]景帝時李廣“以邊太守將屯。”[漢書.李廣傳]漢簡也有“將屯要害處”（242）的紀錄。[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由太守和將軍所將之駐扎于邊郡要塞處的屯兵，是經(jīng)中央調(diào)動而駐于邊郡的出擊部隊，其來源或為郡都尉所統(tǒng)之正卒中的騎士、材官。第三支力量就是農(nóng)都尉所統(tǒng)之田卒、戍田卒。趙充國說：“屯田內(nèi)有亡費之利，外有守御之備。”[漢書. 趙充國傳]田卒因參加防御，就應給他們配備武器：
田卒魏郡貝丘武□里李年藁矢五十
“藁矢”、“槍”為邊塞守御器，漢簡多有記錄。據(jù)記載，邊縣之民每戶有一人要“具弓弩”，隨時準備應敵。編戶如此，田卒更不會例外。西北邊塞線上亭隧相間，其要害處駐扎著供出擊之屯兵，其內(nèi)側又分布著龐大的屬于機動支援力量的屯田卒，漢邊塞真乃可守可攻，屯田卒在鞏固邊防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趙儷生《古代西北屯田開發(fā)史》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63--6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