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道溪。攝影 蔣肖斌
白鹿洞書院內(nèi)的民國建筑。攝影 蔣肖斌
命途多舛的“白鹿洞”。攝影 蔣肖斌
白鹿洞書院養(yǎng)的白鹿。攝影 蔣肖斌
導讀
白鹿洞書院被稱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始建于南唐，毀于戰(zhàn)火，南宋朱熹經(jīng)多方努力重建，成為宋末至清初數(shù)百年中國的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朱熹親自撰寫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一直為后世效仿，甚至流傳到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帶，使白鹿洞書院享譽海外。
如今白鹿洞書院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但那條最富哲理、也最富詩意的溪流——貫道溪仍在不舍晝夜地流淌，我們漫步在貫道溪旁，如果有足夠悟性，肯定能看到朱熹、陸九淵和王陽明等中國文化巨人的身影，也能夠領(lǐng)略到如這條小溪昭示的，先賢之道正從歷史中流來，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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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有地名為白鹿洞，距離白鹿洞不到兩公里，有一個叫“上畈李”的小村莊，再遠一些還有“下畈李”。村子都不大，只有二三十戶人家，村民種菜、養(yǎng)雞，過著標準的田園生活。他們大都姓李，這在中國是一個極其沒有辨識度的姓氏。但這里的人們相信，他們的“李”，源于一個唐朝名人——李渤（773~831），而李渤，為不遠處的白鹿洞留下了一個書院故事的開頭。
李渤所在年代是中唐，安史之亂過去了，一切似乎又都好了起來。唐德宗貞元十四年至十八年（798~802），李渤和哥哥李涉隱居于白鹿洞，還“因地制宜”養(yǎng)了寵物白鹿，自稱“白鹿先生”。到了唐穆宗長慶元年至二年（821~822），李渤當上了江州刺史，又在白鹿洞興修基建，亭臺樓榭，流水花木，為一時之勝。
白鹿洞享有盛名，連白居易都特地來此和李渤相會，寫下了《再過江州題別遺愛草堂兼贈李十使君》，“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這是關(guān)于白鹿洞最早的詩。
李渤的白鹿洞只是自己念書的地方，到了南唐，白鹿洞開始大規(guī)模辦學，烈祖李昪（937~943）在此創(chuàng)辦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撥了學田，聘了洞主，招了學生，與金陵（今南京）秦淮河邊的國子監(jiān)齊名，這是一個政府唯一在國都之外設(shè)立的“國學”。到了北宋，書院繼續(xù)旺盛生長，終與岳麓、睢陽、石鼓并稱“四大書院”，常駐學生達百人。
故事講到這里，都很順利，這是一個中國傳統(tǒng)書院欣欣向榮的編年史。但不是所有書院都能像岳麓書院那樣，有著千年弦歌不絕的幸運。
北宋熙寧五年（1072），宋神宗的這個年號一般與“王安石變法”聯(lián)系在一起，但對于白鹿洞書院來說，并不是什么好年份。陳舜俞（1026~1076）在《廬山記》中記載，兵荒馬亂，此時的白鹿洞已鞠為茂草。而宋徽宗為了顯示自己繼承宋神宗的遺志，給自己起了個年號崇寧（1102~1106，崇尚熙寧）——倒的確是“繼承”了，崇寧末年，白鹿洞盡廢不存。
白鹿洞書院之所以到今天還能時時為人提起，是因為朱熹。很多書院的院史上都有他的名字，而白鹿洞更是他親生的。從這里，故事的一個新篇章開始了。
宋孝宗淳熙六年至八年（1179~1181），朱熹知南康軍——這個官，“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在100多年前也當過。朱熹一上任，就造訪了白鹿洞書院——早已是一片廢墟。他唏噓不已，寫了一首詩《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感嘆而作》。
不像有些文人，發(fā)完懷古之情轉(zhuǎn)身就撤，朱熹的行動力超群，果斷決定興復書院：首先，讓地方官搞好基建；然后，模仿岳麓書院的做法，鍥而不舍地給皇帝上書，要來了高宗御書、《石經(jīng)》與監(jiān)本九經(jīng)（國子監(jiān)所刻印書籍稱“監(jiān)本”）；接著，此時已經(jīng)任浙東提舉的朱熹又撥付了30萬錢，買田置地以圖可持續(xù)發(fā)展；其他的，聘老師，招學生，還經(jīng)常請陸九淵之類的學術(shù)名流來當當客座教授……把損毀殆盡的白鹿洞，生生辦成了一個書院樣板間。
而影響最為深遠、甚至超越白鹿洞書院本身價值的，是朱熹在此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guī)》。這是中國書院發(fā)展史上第一個綱領(lǐng)性學規(guī)，后傳至日本、朝鮮、東南亞一帶，堪稱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胡適在《廬山游記》中說，白鹿洞在歷史上占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一是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二是因為朱子重建，明定學規(guī)，遂成后世幾百年“講學式”書院的規(guī)模。
朝鮮的書院，一概以白鹿洞書院為楷模，而且明確了朱熹的神圣地位，對他香火膜拜。《白鹿洞書院揭示》在宋朝時和朱熹的其他著作一起被僧人帶回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朱子學成為“國學”。日本全國的圖書館現(xiàn)藏有德川時有關(guān)《揭示》的著述、講義、集注、圖說，多達26種，還不包括民間收藏。甚至到了明治維新西學成為主流的年代，當時的日本學者元田東野根據(jù)天皇旨意，草擬《教學大旨》時，還應(yīng)用了《揭示》中的“五教之目”。
相比白鹿洞書院的遺澤在外邦生生不息，中國這邊的歷史就有些乏善可陳。書院在元代最大的事件，就是于元末毀于戰(zhàn)火。歷史湯湯，不是一間小小的山間書院能逆轉(zhuǎn)的。
吳國富在《新纂白鹿洞書院志》中說，明朝的白鹿洞有三個大變革：一是明英宗正統(tǒng)三年（1438），南康知府翟溥福（1381~1450）重修白鹿洞書院，此為開拓之功；二是明憲宗成化元年至十七年（1465~1481），江西提學僉事李齡與南康知府何浚，再次重修書院、捐置學田，更重要的是，聘任胡居仁（1434~1484）為洞主；三是王陽明來書院講學，心學開始在書院興起。之后，書院在弘治、嘉靖、萬歷年間均有修繕。
胡居仁（1434~1484）擔任洞主，是白鹿洞書院在明朝的一個重要事件。他一生布衣，史書上對他生平最重要的記載，就是在白鹿洞書院教書。他認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不是為了求取功名。胡居仁是朱熹的鐵桿追隨者，他強調(diào)敬與誠二字，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續(xù)修學規(guī)，特意加上“主誠敬以存其心”一條，作為朱熹版的補充。
看中國古代書院的生命，有很多時間節(jié)點是一致的。比如，唐代溯源，宋代興盛，元代被毀，明清復興，清末又毀，到了民國變來變?nèi)?，最終消失于歷史。白鹿洞的故事講到這里，就快到最無趣的部分了。
明清易代，民生凋敝，文風衰頹；到了清代，書院多淪為科舉附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讀書人夢中向往的東西。盡管歷任地方官也會修一修書院，發(fā)表一下感言，也只是表面文章。
之后的故事就更加速了：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廷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停辦，資產(chǎn)歸南康府中學堂管理；清宣統(tǒng)二年（1910），清廷廢白鹿洞書院名稱，改稱“江西省高等林業(yè)學校”——書院周邊的確古木參天。
在整個國家都一片倉皇時，也曾有人想挽救書院。
光緒三十三年（1907），南康太守王以慜想把白鹿洞書院改成“存古學堂”，呈報上級。上級回復，先是夸贊了一番，“以先賢講學之區(qū)，為保全國粹之地，以古學防新進之流弊，以學堂洗書院之陋習……”最后表示，沒錢。
民國九年（1920），時任江西省省長戚揚、星子縣知事吳品瑀重修書院。戚揚在《重修白鹿洞祠宇碑記》中寫道：“至于今日，群焉以詐力相高，以亡恥相導，至謂中國古學不適于時用，藉以自蓋其荒陋，于此而與譚朱陸之指，義利之辨，真無異猿猱之冠服，爰居之鐘鼓矣，可勝愾哉。”
然而命途多舛，剛修完，民國十年（1921）8月27日夜晚，書院被人縱火，全部被焚，百余萬卷書籍損失殆盡。此后，白鹿洞書院陸續(xù)被改建為“鹿洞小學”“黨政訓練所”“廬山軍官訓練團”……
民國二十七年（1938）至二十九年（1940），日軍占據(jù)白鹿洞書院，以為兵營；民國三十五年（1946），曾有將白鹿洞書院作為當時設(shè)在南昌的中正大學永久校址的設(shè)想，但終未果。吳宗慈在《廬山續(xù)志稿》（江西省文獻委員會1947年鉛印本）中說，“中正大學迄今尚未派員來整理，古代文化一餐，任其日漸衰滅，地方官吏及中正大學，似應(yīng)共負其責”。
誰來承擔責任，或者一定要追究誰的責任，其實都不重要，白鹿洞書院至此的命運已成定局。
從1949年到1979年，白鹿洞書院一直歸當?shù)亓謽I(yè)農(nóng)墾部門管理，先后由廬山植物研究所、廬山林場苗圃隊、江西省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廬山分校林學系、廬山林科所等負責。這些機構(gòu)對書院沒有任何建造之功，但有一點很幸運，因為歸屬林業(yè)農(nóng)墾，邊緣到?jīng)]人惦記，書院的文物得以躲過“文革”之劫。
在不同年代，來白鹿洞書院有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古代，學生們來這里上學，需走鄱陽湖水路，上岸后再步行十里山路，方可抵達；現(xiàn)在，游客坐火車到九江站或者廬山高鐵站，再開車一個小時，游完廬山，或者會順便來看一看，尤其是帶著學齡兒童的家長，希望這里能給孩子沾染一點文氣，如果回去后考試能多兩分就再好不過了。
2017年7月7日，白鹿洞書院辦了一個公益講座，規(guī)模不大，卻是中斷100多年來，第一次又有人在這兒講講那些儒家的學問了。
在中國人眼里，白鹿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連李白都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騎著白鹿出行，是一件風雅的事情，李渤應(yīng)該也這么認為?，F(xiàn)在，書院又養(yǎng)了幾頭白鹿，白鹿吃的蔬菜和草，是上畈李和下畈李的村民送來的。也就是說，時隔千年，李渤的后人再一次養(yǎng)起了白鹿，而居然，書院仍在。
1982年7月，一場國際朱熹學術(shù)研討會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應(yīng)邀參加并作了發(fā)言。在會議期間，他作詩一首：“白鹿薪傳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東。何期千載檀山月，也照匡廬洞里風。”
白鹿洞書院的故事，早就超越了時間與空間，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圣殿般的象征。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寫過一副對聯(lián)：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圣賢心。對中國人來說，天地、圣賢都是不可磨滅的，而書院，隱于天地，得于圣賢，有這樣的初心，一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