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2年，元豐五年，一位落魄的官場士子被貶到黃州。黃州這個地方，在宋代也算是一個偏遠之地，按常理來說，只要是個士大夫，見此情景，一定會大為失望落魄。但出人意料的是，這個剛剛被貶到黃州、一生政治命運幾近于夭折的人，卻在前來拜訪他的人所撰寫的描述中，絲毫不見落魄困窘之意，放達自適之態(tài)躍然紙上：
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竹枝、一枯樹、一怪石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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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記載于米芾的《畫史》中，而那位被貶謫的士大夫，正是大名鼎鼎的蘇軾。而中國書法史上，兩位傳奇性的書法人物也開始了他們歷史性的會面。
然而他們見面究竟談了關于書法的哪些問題，我們還尚未得知，但是關于書法之外的事情，蘇軾卻跟米芾談了不少，尤其是蘇軾獨特的“畫竹”之法。
就此別過后，我們在另外一處歷史的故紙堆中看到了一些蹤跡：
米元章元豐中謁東坡于黃岡，承其余論，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
這段話記載于《跋米帖》中，其中“謁東坡于黃岡”正說的是他們倆這次會面的場景，“承其余論”說明當時40多歲的蘇軾，以一個長輩的心態(tài)給當時只有30歲的米芾在書法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議，這個建議的內(nèi)容很明顯，是有關于“晉人”書法的，否則，也不會說“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了。
而“晉人書法”對于米芾來說，應該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后來的米芾，成為了一位狂熱的“晉人書法恪守主義者”，而曾經(jīng)給米芾指出學魏晉之路的蘇軾，卻走向了他的反面，成為了一位“變通書法主義者”。
你也許看到這里會感到疑惑，到底什么是“晉人書法恪守主義者”，什么是“變通書法主義者”。
這其實是我自己借用的兩個概念，以此來區(qū)分兩種完全不同的人。
恪守主義，最早來自于基督教中，人們根據(jù)對待《圣經(jīng)》的兩種不同態(tài)度，分為恪守主義者和變通主義者。恪守主義者信奉《圣經(jīng)》上一言一句的意義，認為他們不容更改，更不容人們隨意假設，而變通主義者則不那么認為，他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定義闡述經(jīng)典的權利。實際上。西方的宗教改革運動就是一幫信奉變通主義者提出的。馬丁路德尤為明顯。
后來，在美國九位大法官中，人們也根據(jù)這一概念來區(qū)分各位大法官對于法律條文的解釋、理解和對法律適用性尺度的掌握大小，這個概念再加以擴大，就是美國著名的兩個對立的派別。
實際上，我們借鑒這一概念，就可以來去區(qū)分兩種完全不同的人。而我們區(qū)分的依據(jù)，就是根據(jù)他們對于魏晉書法的態(tài)度。我們都知道，魏晉書法是中國書法自覺期的初始，甚至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書法誕生于魏晉”。因為魏晉之前的書法，并不能稱得上完全意義上的“書法”，只有到了魏晉，人們自覺的追求書法審美，這才有了美學意義上、藝術意義上的書法。
既然魏晉在中國書法史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人們對于魏晉書法的態(tài)度就有所不同。根據(jù)對于魏晉書法態(tài)度的不同，就可以區(qū)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唯魏晉至上，認為魏晉力壓其他各個時期，是書法正源，不容更改；另一派雖然承認魏晉的地位，但是認為書法還是有所發(fā)展的，后人對書法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在這里，很顯然，米芾就屬于前一派，是不折不扣的魏晉至上，是晉人書法恪守主義者，而蘇軾顯然是變通主義者。
這很明顯的體現(xiàn)在米芾的論著中。米芾寫有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叫做《海岳名言》，這本書很清晰的體現(xiàn)了米芾的書法觀。
整本《海岳名言》，米芾想要傳達的一個理念，就是“古”。統(tǒng)計下來，直接和間接提到“古”的說法應該有十多處。我們可以據(jù)此推測一下，米芾所說的“古”，肯定是相對于他之前的歷史時期，對于他而言，可以稱得上“古”的朝代，唐朝算是，魏晉也是。
但是我們看看米芾對于唐朝書法家的評價，非常的極端。比如對于唐朝書法家蕭誠，原文表述如下：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系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鐘王趣，余皆不及矣。
這位被米芾盛贊為“唐人無出其右”的人，卻在歷史上默默無聞。而對于當時鼎鼎大名的顏真卿和柳公權，米芾是毫不客氣的：
開元已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zhuǎn)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對柳公權，米芾也是毫不留情：
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丑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但是，在這兩處表述中，我們卻可以看到米芾所認為的一個共同的標準，即“古”。無論是在批評顏真卿，還是柳公權，米芾首先著眼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的字合不合古意（古法亡矣、非古也）。
通過米芾對御史蕭誠的贊美，我們可以看出，米芾所指的“古”就是“鐘王趣”，也就是說是魏晉書法。
但是蘇軾有沒有像米芾這樣極端呢？并沒有。蘇軾在《跋二王書》中這樣表達對而二王的傾佩：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這表明蘇軾還是肯定魏晉書法的價值的。但是蘇軾對遭到了米芾“差評”的柳公權、顏真卿，卻贊賞有加：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后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cè)媚之態(tài)，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這兩段話全然沒有米芾特有的“差評”語氣，相反的，從各種方面對他們給予了高度的贊揚。
從中我們可以找到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蘇軾雖然承認“古”的價值，但是他不拘泥于“古”，不是為了“古”而“古”，而是把“古”作為一個考察風格變遷的參考坐標，并不具有實際的評價和參考意義。
比如，他認為顏真卿的書法是“一變古法”，“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這就體現(xiàn)了蘇軾看中的，是你“新”的東西，即創(chuàng)新型、變化性、發(fā)展性。蘇軾自己也曾經(jīng)說過，“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這兩句話說的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
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下，唐朝還不能算是“古”，所以，“古”就是魏晉，那么蘇軾認為學習書法不必“踐古人”，就是在強調(diào)創(chuàng)新，不必拘泥于魏晉，而米芾則與之相反。
這兩種思想影響深遠，有不少人是和米芾一樣，唯魏晉至上，比如中國歷史上就有人斷言“中國書法，一壞于顏真卿，二壞于宋四家”，這實際上就是在否定盛唐、宋元時期的書法。
但是最近有人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那就是：
“書法始于三代，流于秦漢，盛于晉唐，終于宋元，近五百年古意漸去”。
這句話從資料顯示來看，是出自一個叫做《雪窗書品》的書，作者是鐘致帥，但是我對鐘先生并無了解，也絕無恩怨，在這里只是就事論事，談談這句話背后到底思維模式是怎樣的。
這實際上只是米芾書學思想的一個變種，一個修正。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自從宋元之后，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書法了。這句話和米芾書論的邏輯起點就是“厚古薄今”，而上面那句話，因為是距離明清五百年更近的人提出的，所以對于相對較遙遠的“盛唐”、“宋元”，采取了和米芾不一樣的態(tài)度，但是對離論斷者更近的明清、近代，則是和米芾如初一轍，加以否定，這其實就是受到了晉人書法恪守主義者的影響（在他們自身的話語語境中，“古”的意義是相對肯定的，“今”則是要批判否定的對象，所以“古意漸去”也是一種另類的否定）。
這種思想不僅僅在書法中存在，在民間歷史愛好者中也流傳有一種非常廣泛的說法——崖山之后無華夏。這些說法和米芾的奉古論、鐘先生的“近五百年古意漸去”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了，他們都是著力肯定古人、否定今人，肯定某一個時期，而貶損某一個時期。
但是歷史的天平終究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做出任何偏側(cè)，即便是以宋朝米芾極力詆毀的隋唐時期，卻也還是被我們后世的人所承認，所欣賞了。因此魏晉、隋唐、宋元、明清，這些中國歷史上書法鼎盛的高峰期，也一定會受到我們后世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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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1年，正值安史之亂后，唐朝百廢待興之際，杜甫創(chuàng)作了《戲為六絕句》，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不薄今人愛古人……別裁偽體親風雅，轉(zhuǎn)益多師是汝師！
“不薄今人愛古人”，或許這就是杜甫詩歌成就如此之大的原因所在吧。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也許只有操持這樣的態(tài)度，我們才能更好地看待藝術的發(fā)展。因此，我們應該跳脫出狹隘的“厚古薄今論”，這樣才能更好欣賞藝術、品味藝術，難道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