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太原城址的遷移及其地理意義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03期 張慧芝
古代城市選址與河流關系密切。太原城在宋初遷建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的狹長地帶上。本文從宏觀、微觀地理形勢和政治地理、交通地理、軍事地理、經濟地理等角度證述了宋初太原城相對汾河移遷的利弊。認為城址的移動適應了當時的特殊國情，對后世太原城的發(fā)展也有著積極意義。
古代城市選址與河流關系密切。太原城可以溯源至公元前497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前趙氏家臣董安于受命修筑晉陽城）①，距今已2500周年。城仰賴汾河而建，唯城與河的具體位置，綜觀歷史上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春秋晉陽城建于河西之凸岸；二、北齊河清四年（565年）至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橫亙河之兩岸；三、宋太平興國四年（982年）建新城于河東且稍北之凹岸。馬正林教授等認為宋代建于河東之城址劣于晉陽故址②，制約了此后太原經濟的發(fā)展，大多數學者也持這一觀點。對此，筆者持有異議，特以本文求正方家。
一 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對太原城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
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潘美在陽曲縣唐明鎮(zhèn)初建并州治所，此后太原城就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直至今日。唐明鎮(zhèn)大致以今天西米市街、廟前街、西羊市街為中心，東至柳巷南路，北及府西街一帶③，較之晉陽北移約45公里，居汾河東部凹岸、太原盆地北端山谷合攏之處的狹長地帶上。修撰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太原府志》曰：“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可見太原城當時的規(guī)模并不很大，周長只有10余里，唐代陪都的繁華已蕩然無存。但宋、元時期，民間便有“花花正定府，錦繡太原城”的贊語，至明清再次成為北方重要的政治經濟都會。
（一）太原城所以能在“廢墟”旁迅速崛起，主要得益它的宏觀地理環(huán)境
從全國地貌結構來看，蒙古高原到華北平原地勢遞減，因氣候、降水等作用，陰山至興安嶺形成了一條狹長的草原地帶，由此以北是千里戈壁，以南是一系列斷層地塹群，這里不僅形成了部族遷徙的通道，也是游牧民族棲息的理想場所。再往南的汾渭盆地則是一個相當突出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區(qū)，是一個可攻可守的安全地帶和非常適宜的文明策源地。從汾渭盆地往東直抵山東，往南可達云夢洞庭，而東南江浙一帶的水域導致與黃河文明的自然阻斷。這樣，黃河軸線實際上就成為中國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交接的界面，成了中國文明的策源地和早期城市的起源地帶①。山西省東、北邊地分別與華北平原、蒙古高原交壤，西、南隔黃河與陜西、河南相臨，汾河貫穿邑境中南。宏觀地理形勢決定了晉西南汾、涑河流域屬于華夏文明策源地范圍，晉北則居于黃河腹地與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地帶。太原盆地位于汾河谷地北端，古晉陽和宋太原城則位于太原盆地北緣。
《讀史方輿紀要》描述山西省“東側太行為之屏障。西側大河為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南則首陽、砥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表里河山，天塹合圍。境內群山大致呈東北－西南走向，其間從南到北散布著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及運城盆地等一系列斷陷盆地。素有“凸封閉”區(qū)域之稱。太原盆地北起石嶺關，南至韓侯嶺，長約二百多公里，寬十幾到五十公里不等，面積約5016平方公里?！皷|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是以謂之四塞也”②。
晉陽、太原兩城均位于盆地北端，扼控晉邑南北孔道咽喉，即處于當時聯結北部游牧民族與中原腹地樞紐地帶。城址相對汾河幾十公里的移動，從大尺度范圍分析，它們所具有的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軍事以及經貿等宏觀戰(zhàn)略地理條件間的差異并不明顯；與此同時，具體分析城址移至河東對上述領域的影響，卻有著明顯的積極作用，后文將予以詳述。宏觀、微觀地理條件雖都是制約城市興衰的因素，但從城市地域空間分布規(guī)律分析，我認為宏觀地理形勢更為主要，特別是在古代中國，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城市的政治地位，由此也必然制約著該城市的交通、經濟地位。
（二）從微觀地理環(huán)境分析，宋代太原城相對汾河的移動，在當時確也有明顯的缺陷，但這些不足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已逐步減弱、消失
首先，城址移至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位于河之凹岸且處于山谷峽口，河流主流線對河岸的侵蝕、汛期的山洪等勢必對城市生存發(fā)展造成威脅。宋城草成時，當地居民就曾沿河筑堤捍之，并引汾水潴成湖泊，湖畔堤旁廣植柳樹，今柳溪街名稱即由此而來，“每歲上巳，太守泛舟郡人游觀焉”③。編撰于清嘉慶（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年間《太原縣志》、《陽曲縣志》等對于明、清時期的洪水以及修繕堤堰舉措的記載也明證了這一隱患。其次，太原地區(qū)屬于大陸季風氣候區(qū)，冬季時常遭受來自西伯利亞、外蒙古等北部寒流的侵襲，移至盆地北端狹長地帶，就使城市矗立于山谷風口通道上，不僅冬季狂風肆虐，春秋也往往風沙彌漫；同時，山口狹長地帶用地嚴重不足，也制約了城市平面布局，使其不得不向南、北拉長，逐步發(fā)展成了長條形。再次，較之西岸河流長期沖積堆積形成的“山環(huán)水繞，原隰寬平”④的地形、土壤條件，東北部的土地貧瘠許多，也制約了農業(yè)生產對城市的供給力。最后，東移北遷之后的新址，依照古代選擇城址對水資源的要求也有諸多劣勢，如《管子·度地》認為城址應該：“向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焉。”太原雖也依山傍水，但汾河自西邊山麓而出，城位于汾河與東山之間向北敞開的狹長地帶上，且不在大河及支流的交匯處；而晉陽西靠懸甕山，晉水自山而出，在城東南入汾，基本符合管子的建城理論。
太原城新址地勢低洼又處于山洪排泄通道上，加之降雨集中于7、8月份，防洪的確首當其沖；但另一方面當地十年九旱，分析方志所載的旱災次數、頻率遠遠大于水災，山洪的威脅并不年年如是；與此同時，當地政府的防洪意識、修筑堤堰的工程技術卻在不斷提高。據道光六年《太原縣志》記載，當時多用“累石嵌灰”的方法重修壩堰。目前，汾河穿過太原市區(qū)的部分，已經規(guī)劃建為公園，沿河生態(tài)環(huán)境大為改觀，水患威脅已百年難遇。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堤堰工程質量、抗洪能力也在不斷提高。明代太原城開始向南、北、東三面擴展，迄今太原市不僅南延東伸幾于與榆次接壤，且西向拓展囊括了古晉陽轄區(qū)（今太原晉源鎮(zhèn)一帶），空間布局早已橫亙河之兩岸，盡占太原盆地北部；此外，按照施堅雅對于城市平原腹地與邊緣山地土壤肥力轉移過程的闡釋，經過千余年的發(fā)展，太原北部狹長地帶原本貧瘠的土地，在城市柴木燃料的灰燼及居民糞便等補給下，土壤肥力在逐步得到了改善①。總之，宋初城址相對汾河移動所帶來的微觀地理條件的不利，逐步消失在了歷史的煙塵中。
二 宋代太原城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的政治地理意義
（一）宋初最大的威脅來自北部契丹族建立的遼國
宋太祖黃袍加身時，內部是五代十國后期的割據殘局，外部則有北方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虎視中原，國境線較之隋唐盛世內斂許多，如晉北桑干河流域等都納入了遼朝版圖。他曾對宰相趙普談及當時的窘境：“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②。統一中國是趙宋王朝的首要政務，太祖用：“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表示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原政權“安內攘外”的雄心。
在宋初統一大業(yè)中，最不易攻取的是稱臣于遼，占有今山西、陜西、河北部分地區(qū)，建都晉陽城的北漢。一則晉陽城城池堅固，居民強悍善戰(zhàn)；二則它有強大的遼國為后援，這一點也是宋軍北伐的最大障礙。乾德元年（963年），太祖考慮到對北漢用兵的不利條件，也曾遣使交涉，但未獲結果。開寶元年（968年）、二年（969年），太祖兩度派兵北伐，均被契丹援軍和北漢軍隊擊敗于晉陽城下。據《遼史》卷六與卷七《穆宗紀》、《宋史》卷一與卷二《太祖紀》、《十國春秋》卷一○五《北漢英武帝紀》等統計，僅宋太祖時，宋遼間的沖突至少有八次，其中五次是北漢與遼國聯合作戰(zhàn)。宋不得已制定“先南后北”的統一方針，“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為我屏翰，俟我富實則取之”③。后南方統一，太宗采納“先絕其援，然后可圖”④的建議，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在白馬嶺（今山西盂縣東北）成功阻截遼朝援軍，于是最后一個割據政權－－后漢被迫投降?？梢?，宋初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北部契丹族建立的遼國。 當時契丹族處于奴隸制時期，時常南下擄掠，稱為“打谷草”，他們不僅四處搶劫財物，還強虜漢人為奴，沿邊居民備受蹂躪。為獲得中原財富，他們還積極扶植傀儡政權，如后晉石敬瑭就將燕云十六州奉獻給了遼朝。完成國內統一大業(yè)后，北宋國力也達到了鼎盛階段，太宗深知遼國的潛在威脅，馬未卸鞍便直逼幽州。
但從當時綜合國力分析，遼具有一定優(yōu)勢：首先從經濟角度對比，宋承北周，剛剛統一富庶的巴蜀、廣南、江南，便開始對后漢、遼國用兵；而契丹政權已經歷四代帝王逾半個世紀的發(fā)展積蓄。據《遼史》等文獻記載，遼“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橫貫萬里”①，其間“冀北宜馬，海濱宜鹽”②，自然條件優(yōu)越。自遼太祖起，歷代統治者勵精圖治，不僅傳統畜牧業(yè)進一步發(fā)展，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也出現前所未有的繁興，至穆宗便能“資富強之勢以自肆”③。其次從軍事角度相較，北宋初年遼約有御帳親軍五十萬騎④，宋開寶年間（968－976年）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八千”，其中“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⑤，這點兵力用來駐防內陸和守衛(wèi)邊關尚可支撐，若是深入幽云邊地，與遼朝數十萬精銳騎兵角逐，顯然遠遠不夠；宋的致命弱點還在于缺少騎兵，以步兵為主，這就不利于與擁有眾多契丹騎兵、漢人步兵及其他兵種相互配合的遼軍，在華北平原北部展開決戰(zhàn)。從軍事人才角度相比，這一時期，遼國有耶律休哥、耶律斜軫等“智略宏遠，料敵如神”⑥的智勇名將；宋初的“杯酒釋兵權”雖富有戲劇色彩未必屬實，但宋強化了皇權對軍隊的控制卻無庸置疑。
由于白馬嶺戰(zhàn)役的勝利，太宗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麻痹輕敵，無視將士疲憊等實際情況，冒進“興師復燕”，結果在高粱河一帶幾于全軍覆沒，“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⑦。此后，宋太宗安國定邦之策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即從積極收復幽云轉變?yōu)椤笆貎忍撏狻雹?，于是便有了后世的“澶淵之盟”等對外族以錢帛換和平的外交方措。
（二）宋太宗“守內虛外”的國策與太原城址
宋太宗攻下后漢時急于銷毀晉陽城，在一定程度上是為防止北疆再次出現附屬于遼朝的割據政權。但鑒于太原盆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又必須再建新城，而新城的選址在很大程度就取決于宋初與北部契丹等民族間的地緣政治格局及宋初統治者的對外政策。
太宗“虛外”國策，一直是后代評說、爭議的焦點，但具體分析當時宋與周邊民族，特別是與契丹族之間的實力，就不難看出這一決策也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太原城建于高粱河戰(zhàn)役慘敗之后，它選址的指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虛外”國策的影響。宋代太原城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一方面，失去了原晉陽城利于固守的山川天塹；另一方面從山川地理自然域分界限來看，“跳出”了汾河的環(huán)繞，敞開面向屬于海河流域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與遼國占領區(qū)更為接近，在政治地理上呈現出積極與后者連接、溝通的態(tài)勢。較之晉陽城，更加突出交通、經貿地理意義，呈現出了一種積極與北部邊塞交好，連接溝通塞外與中原腹地的嶄新氣象。
宋代320年，正值民族矛盾劇烈時期，從失去西北邊陲之地，到偏安東南一隅，最后消亡在蒙古族的鐵騎里。根據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1世紀初氣候變冷，12世紀氣候加劇轉寒，13世紀末氣候轉寒，至17世紀后半葉氣候寒冷。大致分別對應宋、元、清時期，這一時期也正是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等游牧民族相繼問鼎中原，甚者建立統一政權的時期。氣候轉寒不是引致北方民族南下的唯一因素，但它們之間顯然有著某種密切聯系；由于“外患”頻頻，宋代以降訖至明清，中原地區(qū)再沒有出現過分裂割據局面，北方民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融合，自然農牧分界線在政治作用下也逐步移至外長城一線。宋代太原城址的遷移，顯然更加符合此后漫長歷史時期內特殊地緣政治賦予它的特殊使命。
三 太原城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的交通地理意義
城市與農村不同，它有特定的職能，包括初級的手工業(yè)至現代化工業(yè)、商業(yè)、金融、貿易等各個方面，要支持這些職能，必須首先建立在良好的交通條件上；此外，通過交通網絡聯系較遠地區(qū)，可以擴大城市腹地，在某種情況下也是城市發(fā)展的重要條件①。從全國范圍分析，太原盆地不僅處于古代中國南北交通要沖上，且處于華北平原通往西南的“川陜通道”上，是西北、西南地區(qū)通往河北、北京的必經之路。隋唐以降，黃河流域水量日益萎縮，同時京都由關中遷至關東，也使汾河失去了承擔大量漕糧的運輸任務，通過汾河的水運通道自然也冷落下來，政府只在軍事、災荒等特殊情況下間或進行過一些水上運輸，境內交通主要以陸路為主。根據王恩涌教授的觀點，陸路交通多分布在山地與平原交界地帶的河谷地區(qū)，這既可以免除洪水之害，又可避開山地的崎嶇地形，當河流兩邊的山地限制交通時，陸上交通多沿河谷延伸，城市發(fā)展受其限制一般在交通沿線建立②。具體到山西中部陸路即主要沿汾河谷地延伸。
宋初代州一帶是防御遼軍的前哨，特別在宋遼邊界，北宋修建了許多堡寨，這些邊寨所在正是通道所經。為應付西面的西夏，北宋在黃河西岸府州、麟州也駐有重兵，而兩州的糧草供給主要仰賴河東，為此在河西、河東之間也修筑了通道。北宋奉行“守內虛外”國策，在行政區(qū)劃上突出犬牙交錯態(tài)勢，今陜北與晉北、關中與晉西南在當時同屬一個行政區(qū)，這也使得以太原為中心通往陜北、關中交通作用的增強。山西境內特別是晉北、晉西北以太原為樞紐的交通線路建設，在原有基礎上出于國防需要得到了進一步開拓和修整。
大致來講，宋代太原盆地四出的陸路主要順沿汾河谷地以及山脈間的峽谷和陘道。干線主要如下：南下主要干道有二：一是西南向沿汾河谷地至長安，一是東南過太谷石會關、長平關、太行陘至洛陽。北上的主要干道也主要有二：一是經石嶺關、代州、朔州至云州；二是西北向過憲、苛嵐州、保德軍至府州，這條道路也是當時宋遼戰(zhàn)爭中的北界要害之地。東行的主要干道主要是過榆次、壽陽、井陘關至恒州等。這些通道也都是當時中國交通的主要干線。
如前所述，宋初汾河航線已不再是主要運輸線路，此后，由于氣候轉冷、戰(zhàn)爭破壞等因素，汾河的運輸功能日漸式微，陸路交通功能不斷強化。太原扼控通道的要沖，由于地質、地形等眾多原因，它所連接的眾多主要陸路干線大都在汾河東岸，作為輻射四方的要道始點、樞紐，建城于河東可以免去架橋、舟渡之煩，交通之便利是顯然的。今天由太原西南行，不論鐵路還是公路依然主要建造于汾河東岸谷地，走向也與當時基本一致，而其他城市也大體沿該線呈等距離分布；具體到今之太原市本身盡管已經橫亙汾河兩岸，但政府、學校等機關團體、重要部門也基本建于河東，這也是對河之東岸交通更為迅捷、便利的有利注腳。
四 太原城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的軍事地理意義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太宗再次兵逼晉陽，由于民風勁悍城池堅固，是役成為宋軍統一戰(zhàn)爭以來最艱難的戰(zhàn)事。兩代帝王屢次親征而得晉陽，至此基本結束了安史之亂以來持續(xù)二百多年的藩鎮(zhèn)割據局面。太宗以為：“本維藩鎮(zhèn)，曾以山川險固，城壘高深，致奸臣賊子違天拒命，因其悖逆，詿誤軍民”①，為免再次成為割據堡壘，下令移民削平。有宋一代積貧積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其北、西契丹、黨項等少數民族強大，邊關戰(zhàn)事頻仍。因此，毀壞晉陽之后必須迅速建立一座新城。趙宋王朝使太原城相對汾河城址的移動，一方面要使之更好地擔負起抵御外族的重任，另一方面還要刻意避免割據勢力據其而危及中央集權。
（一）太原城址的北移有利于與北部邊寨形成犄角之勢，東徙則較好地保證了前線的供給從邊防安全分析，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來自北部、西北部游牧民族。由于缺乏鹽、鐵、茶葉等生活必需品，除了時斷時續(xù)的邊貿，他們往往通過武裝掠奪滿足需求。此外，在氣候加劇轉寒或其勢力壯大時，出于生存或拓展需要，他們也往往伺機南下牧馬。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掠奪，從戰(zhàn)國趙肅侯（前333年）起，中原朝廷便屢于北疆修筑長城。但長城并沒有擋住剽悍的草原鐵騎，處于農牧邊緣的山西成了北方少數民族活動、攻掠最頻繁的地區(qū)。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強盛時也常常拓疆塞外，將農耕區(qū)向北推移。太原扼控南北交通要沖，處于農耕與游牧民族融合之前沿的特殊政治地理位置，使它一方面在和平時期成為多民族融合的北方都會；另一方面雙方兵戈相見時，或成為中原朝廷抵御、出擊游牧民族的橋頭堡，或淪為北方勢力首先攻取的目標。
《宋史·地理志》認為太原城“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云朔，當太行之險地……太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為重鎮(zhèn)，屯精兵以控邊部云”?！蹲x史方輿紀要》也說“正以其控扼二邊（謂遼人夏人也），下瞰長安（謂開封），纏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也”②。在與遼、西夏鼎立的格局中，太原城處于三方邊界的連接點上，扼控中原北向門戶，失守就意味著黃河以北的失陷，危及京畿及陜西、河南廣大腹地。北宋一朝，山西境內雁門關以北地區(qū)，先后由遼、金統轄，宋初代州一帶是防御遼軍的前哨，在忻定盆地北緣，修建了一系列邊寨做為抵御遼國的軍事防線，太原城與這些邊寨南北呼應捍御北敵，它們間的聯系極為重要。太原城相對汾河城址的北向遷移，從以自然山川為界的地理環(huán)境分析，更為接近忻定盆地，也就更利于與這些邊寨形成犄角之勢。此外，根據王曾瑜教授等研究，有宋一代北方屯扎的軍士數額不斷增加③，龐大的軍旅調遣以及糧草供應，無論來自政府的賦稅調撥還是市場糴買，都對交通條件提出了較高要求。太原城擔負著邊境后勤供給的中轉樞紐功能，徙至汾河東岸，更為便利的交通也較好地保證了前線的供給。
（二）太原城址減弱了割據勢力的威脅
從中原軍事地理角度分析，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資也”，“府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為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也”①。擁有太原不僅可以東出井陘攻略燕趙之地，南下汾晉太谷直取河南關中；同時，太原周圍關隘林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晉南河谷道路險阻，外部軍隊難以孤軍深入。簡而言之，太原往往在亂世成為梟雄割據之地，魏晉以降的五胡十六國、北朝，隋唐之后的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山西境內小國割據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由于邊患頻頻，宋初不僅在都城開封布防重兵，且嚴厲打擊內部可能的割據勢力，太原城址相對汾河的移動，也是趙宋王朝奉行“實內虛外”國策的直接體現。晉陽“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矣”②，城址在今天太原晉源鎮(zhèn)一帶，西有懸甕山、蒙山屏障，汾河自西北蒙山流出與源自懸甕山的晉水在城東南交匯，處于山、水合抱相對封閉的小地形環(huán)境內。古晉陽城易守難攻的微觀地理環(huán)境，在趙勢力由弱到強的成長過程中，特別在早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前453年智氏脅迫韓、魏攻趙，水灌晉陽一役的結局就是明證。趙國初期曾以晉陽為都，但羽翼稍豐即遷都邯鄲，也反映出晉陽城突出的是易守難攻之“守”。晉陽有利于割據政權偏安一隅的小地理環(huán)境，正是宋初墮毀城池的主要因素。太原城跨過了汾河遷于凹岸，汾河對其不再有類似護城河的軍事意義，周遭亦不復山環(huán)水繞，太原城自身地理環(huán)境不如晉陽易于固守，也意味著它較之晉陽可以減緩割據勢力對中央的威脅。
總之，宋代太原城址較之晉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地方割據勢力生存的地理條件，另一方面又呈現出向北積極抵御、主動出擊的態(tài)勢，此外，便利的交通加強了與華北平原、河南、陜西等地區(qū)的聯系，所以對于中央政權，它有著更為廣泛的軍事地理價值。宋代以后，太原軍事地理意義相對式微，但隨著中國的政治中心逐步北移，山西作為京畿腹地地位漸重，太原作為晉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
五 宋代太原城遷于汾河東岸、太原盆地北端的經濟地理意義
北宋時山西地處邊境，與北方民族之間戰(zhàn)事頻仍，但也夤緣際會，成了中原版圖內與北方民族生活習俗最接近、關系最融洽的區(qū)域。北面少數民族從事游牧狩獵，富有牛、羊、馬以及珍貴皮毛等物質，但缺乏鹽、鐵、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對于南方漢族來說，是一個極有潛力的大市場，所以山西“邊貿”活動自古就頗為興盛。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就看到河東之民擅長經商，“西賈秦翟，北賈種代”，這里的代即指山西北部地區(qū)。當中央王朝實行“禁邊”政策時，為防止游牧民族南下搶掠，往往在晉北邊關駐扎大批部隊，這些軍隊又組成了可觀的消費者群體，要妥善解決各種物質供給自離不開商賈的協助，這對于晉人來說在一定程度也是一個福音?！捌冉币?，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慕”③，可見，歷史上山西人很早就利用這種有利的地理位置，通過為軍隊供給物質、運輸軍需品贏得豐厚利潤。此外，聯系南北、東西的交通樞紐地位，也使太原盆地“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①。據《隋書·食貨志》載，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山西經濟地位的重要可窺一斑。隋唐晉陽城，能成為當時的一大都會，除了政治原因外，在貿易交流上處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也功不可沒。
宋朝建立后，允許沿邊的商民與遼人互市，并設置了榷場，但戰(zhàn)爭使得邊境貿易時斷時續(xù)。北部邊境吃緊時，晉商與游牧民族邊貿受到抑制，與此同時北部邊塞軍隊大規(guī)模集結，糧草及各種日用品需求膨脹。北宋為滿足龐大的邊防軍需供應，曾實行過茶鹽鈔等制度，以利益激勵商人輸邊，地理條件就為山西商人提供了近水樓臺的便利。北宋統一中國后，經濟政策與前代有很大不同，在賦稅制度等方面實行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業(yè)發(fā)展的措施，如宋太祖即位后，就下詔減寬商稅，發(fā)展商業(yè)，由之，宋代城市中商業(yè)活動十分繁榮。在宋代，太原盆地由于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人口陡增，以至太原府成為山西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qū)②，城市本身需求也不斷擴大。所有這些都要求太原城的位置必須具有較為便利的交通條件。
毀滅晉陽城后，并州治所曾遷往榆次縣，從平原廣闊、水源充足等古代城市選址標準比較，榆次的位置并不比太原遜色，但因其不處于當時交通干線樞紐位置，很快便遷往新址，這也可佐證商業(yè)在山西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交通是否便利在太原選址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太原城相對汾河的遷徙，一則免去了橋梁、舟渡之煩，二則便于與北部地區(qū)及中原腹地經濟貿易往來，較好的滿足了經濟發(fā)展的要求。
山西境內山地、丘陵占總面積80％以上，較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一方面利于地方割據，另一方面中原的兵亂、災疫也很難波及，邊境寧無戰(zhàn)事時，人口往往滋生迅速。土地貧瘠、人丁興旺的矛盾，也迫使山西人充分利用與北部民族毗鄰的地理條件，北走西口，從事貿易。明洪武、永樂年間的山西移民，及明清時期祁縣、太谷、平遙等晉中一帶山西票號的崛起，都足以證明地狹人稠對山西商業(yè)經濟的促進③；從晉商早期資本積累的地理分布，可看出他們與塞外密切的經濟聯系。
目前汾河谷地西岸主要有古交市、清徐、交城、文水、汾陽市、孝義、汾西、新絳、稷山、河津市等；東岸則有太原市、榆次市、太谷、祁縣、平遙、介休市、靈石、霍州市、臨汾市、侯馬市、翼城、曲沃、襄汾等。東岸不僅城鎮(zhèn)數目遠遠多于西岸，且多為當地政治、經濟重心所在，從東、西兩岸谷地的經濟差異，也可見太原遷址于汾河東岸對于后世區(qū)域經濟的意義。
六 結語
宋代太原城的遷移，應是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戰(zhàn)亂之后，中國再次走向統一歷程中的一件具有代表意義的大事，是北宋統治者為防止地方割據所采取的極端措施之一。誠然，這一舉措對于晉陽百姓是不啻戰(zhàn)爭后的又一場災難。
宋太原城選址相對于汾河的移動，雖帶有統治者的個人傾向，在當時也有許多不利城市發(fā)展的弊端，但最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密切了與中原腹地、北部塞外的聯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滿足了宋及其后王朝的北部國防需求，較好地保證了國內南北運輸的迅捷、暢通，特別是更好地滿足了山西區(qū)域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求。明清之際，在都城遠離黃河流域之后，太原再次成為北方經濟都會，以及晉商的勃興等都是有力的佐證。
綜觀歷史，宋初太原城相對汾河遷徙對后世的影響應該說利大于弊。
“利”如前文所述；至于“弊”，我認為主要在于割斷了太原發(fā)展的歷史，使它在一座繁榮都會徹底毀滅之后重新生成。對于今人對宋太原城移址的批評，我認為他們言及的不利之處在城市初建時的確存在，但縱在當時，這些弊端也沒有嚴重到制約城市發(fā)展的程度，否則太原城就不會出現近似“涅”的奇跡。歷史雖不能假設，但如果晉陽城沒有毀滅，其后世發(fā)展的中心想必也在河東地區(qū)，北齊、李唐時期晉陽城的東拓已經預示了這一點。至于附近地區(qū)貧瘠、洪災等問題，一方面城市本身生態(tài)系統會逐步調控，另一方面人類的智慧也將給城市注入“抗體”，因而隨著后世城市的發(fā)展，這些不利條件已逐步減弱、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