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蓬蒿世界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戰(zhàn)亂，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蕪。順治十八年省冊載耕地面積僅118．8萬畝，只相當于明萬歷年間耕地數的8．8％，這說明至少還有91．2％，即相當于1229．5畝耕地被拋荒或隱漏。這一拋荒或隱漏的面積，與當年全川人口殘存50萬，只及原有10％的人口規(guī)模是大體相當的。如果把這種比例拿到一個州縣來分析，一個幅員百里的縣，平均殘存人口大約只有300多人，試想一下，偌大面積范圍內的耕地焉有不荒蕪之理!因此，在清初四川出現土地大片荒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象。
先看來自民間的報道：
一個與張獻忠同時代的名叫歐陽直的廣安庠生，曾在張獻忠、清軍以及殘明軍隊三方軍營中任事，隨軍到過四川許多地方，后來他逃回故鄉(xiāng)，根據親身目擊，寫成《蜀亂》一書。其中，對清軍平定全川時的景象作了如下報道：
自此，東、西、南三川全歸清，蜀亂暫定矣。自乙酉(順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順治十五年)、已(己亥，順治十六年)，計九府一百二十州縣，惟遵義、黎州、武隆等處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帶稍存孑遺，余則連城帶邑屠盡殺絕，并無人種。且田地荒廢，食盡糧空。未經大剿地方，或有險遠山寨，間有逃出三五殘黎。初則采芹挖蕨，既則食野草r剝樹皮。草木俱盡，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個名叫劉達的閬中庫生，在順治十五年(1658年)曾經奉清四川總督李國英之命，前往西寧口外購買戰(zhàn)馬，解到重慶，對于沿途景象，尤其是當時川東北一帶不堪入目的殘破多有觀察。他在辭去督府幕僚時，給李國英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道經孔雒，返乎三巴。見夫尸骸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臺樓閣，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
還有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利類斯、古洛東，曾經在張獻忠軍營中生活過一段時間，根據在川見聞，后來寫成《圣教人川記》一書。書中對清初以來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記述：迨至1660年(順治十七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官長，皆無一定地點居住，亦無衙署，東來西往，如委員然。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連15載，川民各處被擄，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盜之害......然四川際此兵燹之后，地廣人稀，除少數人避跡山寨者，余皆無人跡。所有地土，無人耕種，不啻荒郊曠野，一望無際。
再看來自官方的報道：
順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撫張所志奏稱："寥寥子遺，獸奔鳥散......至若劍州、南江、通江，雖系簡辟而哀鴻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遠竄......自南部以南是為順慶(今南充)，而順城之與順屬，其蕭條景象更難言繪。"
康熙九年(1670年)，王法奉命隨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人蜀安輯地方，后寫成《蜀游記略》一書。書中寫道：四川各地具有廢棄的鹽井，"修復者十未及一"。又說當時的成都"官民廬舍，劫火一空"。登樓四望，"人煙久絕，盡成污萊，山麋野豕，交跡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禎奉命試人蜀，沿途所見，荒涼不堪，著《蜀道驛程記》記其見聞。其中寫道：自寧強至廣元，"城郭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殘凋瘵之狀，不忍睹"。過鹽亭，次秋林驛，"在深箐中。目前種種，如地獄變相"。抵建寧驛，"競日出沒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結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臺縣)西行，"彌望百里，田在草間"。次中江縣，"境內人戶才三十余家"。至漢州(今廣漢)，"城堞室廬，鞠為茂草"。次雙流縣，"縣已廢人新津"。人城，"即頹墉廢塹，虎跡縱橫"，至眉州，而又西行，"數十里無炊煙，最為荒闃'。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陳奕禧運餉銀到四川，根據沿途所見，寫成《益州于役記》。其中寫道："州邑皆荒殘，無復煙火"。"巖阿群鹿，大者如馬，往來于荒田中，止息甚閑"。"人民不存，鞠為蓬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命人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記》記其見聞。其中寫道："川北自保寧以下，舊稱陸海，明末遭張獻忠屠戮最慘，城廨村鎮(zhèn)盡毀。田野荒蕪，人民死徙，處處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次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qū)。亂后中衢茅屋數十家，余皆茂草，虎跡遍街巷"。
通過以上官方和民間當事人的現場目擊，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開國已經達40年之久，歷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國"尚如此殘破，其景象仍如此荒涼!這些文字大多屬于客觀記述，雖然其中難免有夸張成分，但無疑把清初四川殘破的基本面貌勾畫出來了。
清初以來四川所遭受的破壞，帶來的是全局性、長期性與災難性的后果。不同人所作的觀察記錄表明，即使在同一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殘破程度不僅不見減弱，反而在進一步加深。例如，在潼川，王士禎所見到的景象是："彌望百里，田在草間"。方象瑛筆下的面貌為："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10年間，田中的荒草都變成樹木了!在廣漢，王士禎所見到的景象是："城堞室廬，鞠為茂草"。陳奕禧筆下的面貌為："城內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9年間，茂草竟然成了虎狼之窩!清初四川社會面貌之凋殘，由此可見一斑。
有人認為，戰(zhàn)亂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蕪，"是歪曲歷史"。說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繪的"城郭鞠為荒莽，廬舍蕩若丘墟，百里斷炊煙，第聞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騙人的'鬼話"'。其實，對于古代文獻記載的內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應該采取有分析有鑒別的態(tài)度，否定要有依據，肯定也要拿出事實。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間的記述是否真實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實來檢驗：
一是拿戰(zhàn)后物質文化的遺存來檢驗。人們對于文獻中描述成都荒蕪景象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不相信，但得尊重一個起碼的基本事實，那就是一大批明代建筑等物質文化成就，是有形的東西，它們在戰(zhàn)亂后的保存狀況，直接見證了戰(zhàn)亂后的殘破程度，這恐怕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編造出來的。
對成都城市史頗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終生致力于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開發(fā)表過，唯有一部《成都歷史沿革》未曾發(fā)表。近年來出版的《李劫人說成都》一書，公開了這篇珍貴的佚文，其中涉及他對明末戰(zhàn)亂后成都物質文化成就保存狀況的考察和論述：
明朝復興的成都是在公元1646年上半年被消滅的。事情是由于張獻忠......在公元1646年初開始有計劃地將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來，所有城墻都拆平，所有房屋東西都燒毀。單以成都而言，在他徹底破壞了六個月，將人民和軍隊一起帶走后，城內城外幾乎全光了。古代的遺跡只剩下五擔山和金河以及城內的丘陵河流，那是無法改變的。至于人力建設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禮門，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橋，橋南兩只大石獅，一道影壁，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較古藝術，如銅鐵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時埋藏在土內，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據書記載，就是公元1646年起一直到公元1659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蕪。城內只有野獸而無一個人的蹤跡的。
二是拿戰(zhàn)后制度文化的痕跡來驗證。經過一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亂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質文化成就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化為灰燼，但可以通過與戰(zhàn)前的對比，以及通過發(fā)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遺跡來復原。同樣道理，制度文化的東西雖然是無形的，但記錄其變遷過程的文字，卻把相關時代的本來面目部分地保存下來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統(tǒng)治秩序、設置構時，不得不對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較大的壓縮和調整。情況往往是兩個縣并作一個縣，有的則是有官無民。當時許多縣就是因為"戶丁無幾"、"凋敝不堪"而被并損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寧歸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領13縣，但是在清初就有4個縣被合并過，即約有三分之一的縣遭到壓縮合并。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合并2個縣：崇寧縣并人郫縣，彭縣并入新繁縣；康熙九年(1670年)合并2個縣：華陽縣并入成都縣，雙流并入新津縣。當時這些被合并的州縣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記錄，通過這些文字便可以將那時這些縣境的殘破程度反映出來。例如，有一個名叫常九經的陜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縣知縣，當時新津"人民稀少"，境內的男女勞動力白天出去耕田干農活，臨走時把嬰兒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帶回。一時間，官府竟然成了托兒所。民國《雙流縣志》更把清初雙流縣并人新津縣的過程及背景，以實錄的形式記載下來：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雙流縣知縣，其時，"雙流當兵燹后，僑署西之三圣寺聽治"。由于戰(zhàn)亂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蕪，原有縣城遭到焚毀，這位知縣大人不得不搬到縣西一個名叫三圣寺的廟子里去辦公。后來，雙流縣并人新津縣，改稱為新雙縣。只是到了雍正年間，才恢復設置雙流縣。
雙流縣有一個劉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劉朝弼，"自楚之麻城遷蜀"，傳至四世劉嘉珍時，始移居雙流。劉嘉珍的孫子劉汝欽，給其子劉沅(嘉慶進士)寫有一封《示子書》。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書，主要是為警示后人而寫的，其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書中記述了雍正年間的見聞，稱新雙縣的建置，給原雙流縣民帶來不便，"以民赴新津較遠，且皂江渡難也。"所以后來又恢復設置雙流縣。雙流縣新知縣到任后，依然"無公費，民間輪供薪米"。一個縣連知縣大人的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間輪流提供柴米，其殘破景象由此可見一斑。接著，他還在書中以自己幼年時的見聞，描述當時農村的荒蕪狀況：
予幼時，老屋外草壩，一望彌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田內，有鯉魚長尺余，僵死于中。田廣人稀，每歲秋獲，谷已黃落，猶不及收。不得已，刈而積于田內，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內，大抵須冬初乃畢。
這段話為我們認識清初雍正初年成都平原農村"田廣人稀"、滿目凄涼的景象，提供了具體的識別指數：老房子外面長滿了野草，野草叢生，一望彌莽；草叢中經常有虎豹出沒，是不可靠近的危險地帶；田中有一尺多長的鯉魚無人捕捉，自然老死；秋天稻谷成熟了，來不及收獲，收割后的谷子不得不堆在田中，上面用草遮蓋，直到初冬才慢慢將其運回屋內收藏。
以上這些景觀，出現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亂"已經40多年的雍正初年，出現在川西平原，已經夠令人觸目驚心了。如果再回頭來品一品上文所引述的那些有關清朝開國之初40多年的凄涼景象的描寫，諸如："荊棘塞途"、"荒煙蔓草"、"荒郊曠野，一望無際"、"城郭丘墟"、"荒殘凋瘵之狀，不忍睹"、"城堞室廬，鞠為茂草"、"數十里無炊煙，最為荒闃"、"州邑皆荒殘，無復煙火"、"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等等，難道不正與外省移民遷川前所獲得的信息相吻合么!
西方歷史學家在解釋人口遷移的規(guī)律時，流行這樣一個理論--"推拉理論"(Push-pu Theory)。該理論認為，人口遷移發(fā)生的原因，是由于遷出地的推力和遷入地的拉力之間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些人完全是因為原住地的推力的作用，有些人完全是因為遷入地吸引力的影響，有些人則同時受推力和拉力影響而遷移。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發(fā)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單方面原因形成的。"湖廣填四川"作為一個跨省際的長途遷移運動，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遷出地的推力與遷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作用。在第一篇中，我們已經以福建陳氏家族為研究對象，深入到原鄉(xiāng)，詳細解剖了原鄉(xiāng)生存環(huán)境--人口膨脹與耕地不足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推力，對移民遷川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巴蜀地區(qū)在經過明末清初的戰(zhàn)亂后，出現了人口大量耗損，沃野千里淪為草莽的現實，為渴望到四川獲得土地、大展宏圖的外省移民，共了廣闊的空間，對他們所產生的吸引作用無疑是巨大的。許多移民就是在這種推力與拉力的交相作用下，跟隨當時的時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