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客觀性（六）
恩格斯說：“我認(rèn)為傾向應(yīng)當(dāng)是不要特別地說出，而要讓它自已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流露出來”（《給明娜·考茨基的信》）。恩格斯這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一切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和他們的美學(xué)追求。我們讀《紅樓夢》時，心底總不由得浮起恩格斯這句名言。曹雪芹是世界文學(xué)史上將作家思想傾向性與藝術(shù)描寫的客觀性結(jié)合得最完美的現(xiàn)實主義大師之一，《紅樓夢》是世界文學(xué)寶庫中寓傾向性于客觀性的完美杰作之一。
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紅樓夢》寓傾向性于客觀性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與技巧，要點如何呢？
第一，從生活出發(fā)，從人物的客觀實際出發(fā)，對肯定人物，肯定中有否定，不理想化，如賈寶玉、林黛玉，既寫他們性格的民主性、美質(zhì)，也寫他們性格的貴族性、缺陷；對否定人物，否定中有肯定，不增溢其惡，如王熙鳳、賈雨村，既彰顯他們的劣跡，也不掩蓋他們亦有善行；對一般人物，蕓蕓眾生，或?qū)懰麄冃∩菩海驅(qū)懰麄儫o善無惡。作者態(tài)度完全滲入客觀形象之中。魯迅最推崇《紅樓夢》的，就正是它對人物敢于如實描寫，“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這里實際存在著一個前提，即堅持唯物主義的人性觀和現(xiàn)實主義的典型觀的問題，也就是按人的本來面目來認(rèn)識人、描寫人的認(rèn)識問題與藝術(shù)原則問題。這些，我們已在另一篇文章（《曹雪芹典型觀初探》，載《紅樓夢學(xué)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敘述過了，這里從略。
第二，《紅樓夢》作者刻劃人物，一般是不特別說出自己的傾向的，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用白描筆法來勾出“天然圖畫”，而用若干種對照關(guān)系來顯示傾向性：
(1)人物互為鏡子。
一是寫彼人物意在映照此人物。有正本六十九回的批語說得
有道理：“寫鳳姐寫不盡，卻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奔瓤陀^，傾向也鮮明。
一是寫同一場合中相關(guān)的此人物以映照彼人物，彼人物亦映
照此人物。第三十六回黛玉與湘云來到繹蕓軒，黛玉先隔窗看見寶釵坐在睡著的寶玉身旁作針線，她“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云”；湘云過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她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讓人，怕她言語之中取笑，便拉過她來道：“走吧……”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她走了?！痹谶@里，黛玉是湘云鏡子，湘云也是黛玉鏡子，互相照出了彼此的不同性格，各人的美點或癥點。
(2)人物自身之言與自身之行互為鏡子，此時此地之言行與彼時彼地之言行互為鏡子。
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鳳姐賺尤二姐、害尤二姐，口中何等賢良，行為何等殘忍；這“明是一盆火”與“暗是一把刀”的對照，“外作賢良”與“內(nèi)藏奸狡”的對照，既客觀又鮮明地把鳳姐性格活活畫出，針磚入骨。
第五十七回里，正是紫鵑試玉鬧得沸反盈天、風(fēng)波未平之時，薛姨媽和寶釵來“慰”黛玉。薛姨媽剛在怡紅院說過寶、黛“一處長了這么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然而此時她在瀟湘館卻特特發(fā)揮“千里姻緣一線牽”的妙理云：“或是年年在一處的，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栓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弊嚣N試玉為何？正為試寶玉對黛玉之心。薛姨媽既知寶、黛青梅竹馬，此刻正熱刺刺，卻來對黛玉講沒有月老拴線終成虛話。兩相對照，薛姨媽到底是“慰癡犟”還是“警”癡犟“彈”癡犟，讀者自能判斷。平日表現(xiàn)得端方持重之至的寶釵，在這紫鵑試玉余緒猶存之時，也竟來擠眉弄眼對黛玉說她那個寶貝哥哥薛大傻子已相準(zhǔn)了黛玉，要娶黛玉，這到底是“慰癡犟”還是捉弄癡犟，讀者也能判斷。接著薛姨媽似真似假地笑著說要把黛玉定與寶玉，招得癡梁紅了臉笑，紫鵑與婆子們高興地催姨太太為這無父無母、依人籬下的孤女做媒。薛姨媽則若應(yīng)若不應(yīng)地說：“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太必喜歡的。”她既知月老拴線的威力，又知自己具有月老資格，然而終八十回書，讀者卻不見薛姨媽出她這主意。她到底是“慈姨母”還是惡姨母，讀者心里也就明白。
(3)人物的言行與人們的常識公理互為鏡子。
第四十一回劉姥姥隨賈母與寶玉姊妹們到枕翠庵，妙玉用成窯杯向賈母奉茶，賈母把自己吃剩的茶與劉姥姥吃了，回頭道婆收茶具時妙玉命將那成窯杯捋到外頭去，嫌劉姥姥吃過臟了；寶玉建議送給劉姥姥，妙玉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她。你要給她，我也不管，我只交給你，快拿了去吧?！睂氂裥Φ溃骸白匀蝗绱?，你那里和她說話授受去，越發(fā)連你也臟了。只交與我就是了?！睂氂裼终f：“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里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jìn)門來?！睂氂竦溃骸斑@是自然的?！蓖ㄆ獩]有一字說妙玉的潔癖如何荒唐，然而妙玉的行為實在大謬于人所明晾的常識公理，以常識公理對照妙玉行為，其乖僻、悖謬、可笑、可惡，自不待言。
鏡子的作用，是無分對象，不溢美亦不隱惡，于無言中照出人的容顏。作者的這些描寫手段，就仿佛給人物設(shè)各式鏡子。不必作者置詞，人物之妍岀自在鏡中。這是寓傾向性于客觀性。
第三，《紅樓夢》作者有時是特別說出傾向性的，但卻不是為了脫離客觀性，正是為了更藝術(shù)地體現(xiàn)形象的客觀性。
一是作者通過作品敘述語言表明傾向性。正如我們在本文第五節(jié)已論到的，這種評述不一定切合人物實際，然而在特定情境下這種評述與人物不符的情形，反而更深刻地更有力地體現(xiàn)了作品藝術(shù)描寫的真實性的力量，因而更本質(zhì)地（雖然是曲折地）體現(xiàn)了寓傾向性于客觀性的原則。
一是利用人物的互評以表明傾向性。一般情況下人物的互評是揭示了人物的真實面貌的，如第四十九回：“鳳姐冷眼故破巘煙的心性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她的父母一樣，卻是個溫厚可疼的人?！边@觀察和評價是客觀的，真實的。這種例子甚多。誠如脂硯齋批語所謂：“妙在此書從不肯自下評注，云此人系何等人，只借書中人閑評一二語。”但有時人物的互評雖似公允，其實卻是一種偏見，然而作者照錄下來，讓讀者按事實自去辨析分證。例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中，寶鍛貶紅玉有“心機”“是個頭等習(xí)鉆古怪東西”。而她本人使“金蟬脫殼”法，把紅玉的猜疑引到黛玉身上去，開脫了自己，這又恰恰說明寶釵自己才真有“心機”，絕非次等“刁鉆古怪”角色。紅玉輕易聽信寶釵之言，中了寶釵之計，還對寶釵有好感，可見“心機”平平，也沒有“刁鉆古怪”到那里去，大不如寶釵。紅玉說自己與墜兒的私話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要是“林姑娘”聽見就了不得。紅玉放心寶釵，戒備黛玉，褒寶釵，貶黛玉。殊不知她那么放心的寶釵，卻在眼前算計了她，還使她蒙在鼓里。寶釵愈受紅玉信任、褒揚，在讀者感受中就愈受貶責(zé)。這種描寫，多么真實、客觀，傾向性又多么鮮明。
一是用人物自評來顯示傾向性。如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黛玉句句自貶，語語深贊寶釵，說“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dāng)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錯了……”書中其他地方寫到別人責(zé)黛玉多心，這里黛玉亦以此自責(zé)，似乎確鑿無疑。然而讀者從黛玉一連串真誠的自貶自責(zé)語言中，卻看到黛玉最是坦誠，在這里她不是多心，倒是太輕信人、太寬厚、太率直、太無城府、太缺乏機心了，以致她識不破寶釵所說的“咱們也算同病相憐”，“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應(yīng)候”等語，是多么虛偽。黛玉真心期望寶釵與自己有金蘭之契，她對寶釵傾訴著一番誠懇真摯的話語。然而這“金蘭語”卻是單方面的，寶釵并沒有真地對黛玉自剖心胸。由此，讀者也就聯(lián)想到在書中其他場合，別人（包括寶玉）所說而黛玉亦自認(rèn)的“多心”，其實是這個“無依無靠”、“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經(jīng)主子”的貴族少女，在險惡的世途上獨行的一種自衛(wèi)意識。讀者是不能以此責(zé)備黛玉的。所以，人物自評不一定反映作品的傾向性。作品的真正傾向性不寄寓于這種人物自評，而寄寓在對人物行為、人物性格、人物關(guān)系的大量客觀的具體描寫中。
總的說來，在《紅樓夢》中，傾向性寓于客觀性有多種多樣的表現(xiàn)形式，這些無限多樣的表現(xiàn)形式說明，在《紅樓夢》的傾向性與客觀性的統(tǒng)一里，蘊藏著無比廣大深厚的生活，蘊藏著作者極其豐富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和極其多采的藝術(shù)技巧。正由于作品寓傾向性于客觀性中，它首先就取得了讀者的信任，打開了通向讀者心靈之路。又由于它的傾向性寓于客觀性總是以生動獨創(chuàng)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它就獲得了藝術(shù)魅力的一個不竭的源泉，吸引著讀者各以自己的見解、能力去探尋、去抱取，得到閱讀、欣賞、研究的無窮興味與滿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