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硯齋在評紅時曾多次提到曹雪芹“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據(jù)他稱：紅樓夢原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只因他念可卿“有魂托鳳姐賈家后事二件”，且此二件事，又非“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意令人悲切感服”，所以命曹雪芹刪去此回。而曹雪芹果真“大發(fā)慈悲之心”用“史筆”“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 其實(shí)，曹雪芹以“慈悲之心”，含而不露的“史筆”來處理筆下人物，不僅此一端?？吹竭@一藝術(shù)特色的也不只是脂硯齋。
佚名氏在其《讀紅樓夢隨筆》一書中，他歷數(shù)了《紅樓夢》的種種“妙處”，其中之一就是“莫妙乎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yán)”。他并舉多例以證之：曹雪芹于賈政“未嘗詆其不文也，然而題聯(lián)額于新園，吟髭捻斷……雖不詆其不文，終不予以能文也?！薄百Z母悔黛玉親事”，“寶釵奪黛玉婚姻”，“雖不明書其悔婚奪親，不啻明書其悔婚奪親也。寶釵矯許盜名，襲人奸淫肆妒，然序兩人之事，競?cè)珂敲蕾t媛，不獨(dú)翳俗眼于一時，直欲享盛名于千古。固未嘗直揭其隱惡也。然而甘卑污以貢媚，一生之品行全附圖 (連結(jié))，適優(yōu)伶以貪歡，通體之奸淫畢露，雖不直揭其隱惡，不啻直揭其隱惡也。他如茍且之事，暖昧之行，諸如此類，筆不勝書，莫不含蓄其詞如詩人之厚，而又激揚(yáng)其語如史筆之嚴(yán)”。佚名氏對賈政、賈母，尤其是對寶釵、襲人的評價(jià)是否公正，留作后論。但他和脂硯齋一樣，道出了《紅樓夢》重要的藝術(shù)特色。不過，由于時代的、個人的種種限制，他們也僅僅提出了問題，擺出了現(xiàn)象。隱蔽于“詩人之厚”、“史筆之嚴(yán)”之后的曹雪芹的偉大精神，卻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不僅如此，佚名氏據(jù)此對寶釵、襲人的分析，反而大大曲解了《紅樓夢》，貶抑曹雪芹的偉大精神。本文試圖就《紅樓夢》的這一藝術(shù)特色作進(jìn)一步然而是粗淺的探討，以期由此去透視曹雪芹那博大胸襟和《紅樓夢》不朽所在。 “譏諷得詩人之厚”——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幸福、人的價(jià)值的探求是《紅樓夢》的中心思想線索。把人當(dāng)作人來描寫，正是《紅樓夢》藝術(shù)描寫的重要特點(diǎn)。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悲劇作品。曹雪芹對他所寶愛的人物，傾注無比熱情，用詩樣的筆墨揭示他們美麗的心靈，描寫他們有價(jià)值的生活被毀滅的悲劇命運(yùn)。尤其是對那些美麗的少女們，他為“千紅一窟”(哭)，替“萬艷同杯”(悲)。字字看來都是血，絕非虛言?？梢哉f，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主要是通過他們的悲歡離合直接、強(qiáng)烈地表現(xiàn)出來的。對此，即令是一般水平的讀者也不難體會，筆者也就無須詳論。這里要說的是曹雪芹對他有所譏諷的人物的態(tài)度。對這些人物，作者不用“咬得你出血，刺透你的皮骨，直言無諱，用毒蛇編織的鞭子，前后左右抽打你，一種苦辣的、惡毒的、無慈悲”的嘲弄方式，而是用一種“不懷怨毒，不懷仇恨”、“在憤怒中保持平靜，在狡猾中保持仁厚”的人道主義態(tài)度——“譏諷得詩人之厚”。賈母、賈政、王夫人、鳳姐、寶釵、襲人、乃至賈珍、賈璉、薛蟠……都是性格復(fù)雜的人物。對這些人物，與其說曹雪芹要對他們作道德上善惡的判斷，不如說，他是從藝術(shù)的人道主義高度上寫出了活生生的人更為確切。
曹雪芹深知：人是自然與社會、先天與后天的結(jié)合，是流動開放而不是僵死封閉的有機(jī)體，是各種具體關(guān)系的承擔(dān)者、表現(xiàn)者，而不是思維領(lǐng)域中某種抽象物。賈政，是衛(wèi)道者，寶玉的“敵人”，但并非讀者的“仇人”。賈母，確乎有佚名氏所言有 “悔婚”之過，但她對黛玉也絕非蛇蝎心腸，“接外孫賈母惜孤女”也并非虛情。王夫人有狠毒霸道之惡，是金釧、晴雯之死的直接制造者，但聞金釧投井身亡而流的淚，也不能視為惡鬼的假意。寶釵確有“矯許”之過，襲人也并非完人，但也絕非佚名氏所說的丑類。(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寶玉跟她們的依戀之情)。薛蟠無知、庸俗，但也有時直率得“可愛”。賈璉平庸下流，但見到尤二姐遺物時，卻也流下“人”的淚水。“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但托夢鳳姐囑賈家后事二件，確有見地。鮑二家的與賈璉私通，固是其惡，但當(dāng)事情敗露，她吊死了。佚名氏就此寫道：“鮑二家的吊死，羞惡之心尚未牿亡”。鳳姐心狠手辣，為個人的名、利、地位不擇手段。但她體態(tài)風(fēng)流，聰明伶俐、英風(fēng)俊骨，也不乏人味。 (例如她與寶玉的姐弟之情)……總之，曹雪芹把人當(dāng)作人來描寫。他站在人道主義高峰上俯視他腳下的“蕓蕓眾生”。他知其真，知其假，知其善，知其惡，知其美，知其丑，更知其真真假假、善善惡惡、美美丑丑。尤知其各種性格賴以生成的各種具體關(guān)系。王熙鳳是強(qiáng)者，又是弱者。作為權(quán)力的代表，她是強(qiáng)者，作為女人，那個制度、那個家庭也可吞掉她。趙姨娘，大約是作者“討厭”的人物。但作者也只是“笑”她，并不詛咒她。妻妾制是等級制，又違反性愛排他性原則。正是這，扭曲了她的靈魂。王一貼，是庸醫(yī)、騙子，他的幽默、樂天、坦率也確乎可愛。讀者會笑他，同情他：因?yàn)楦F困擠扁了他。而賈璉之流，實(shí)際也是那個家庭異化出的畸形兒……。正是基于對人，對人的關(guān)系的多樣性復(fù)雜性的理解，曹雪芹對那些否定性形象或人物的某些否定性品質(zhì)，不予惡毒的報(bào)復(fù)，不作無慈悲的嘲弄，不究個人的責(zé)任。一句話，“譏諷得詩人之厚”。這些人物，經(jīng)過曹雪芹偉大人道主義精神過濾，崇高審美理想的照明，都“人” 化了。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感受到：我們看到了真善美，看到了假惡丑，但就具體人物說，我們幾乎找不到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人”，也找不到集假惡丑于一身的“壞人”?？梢哉f，我們只見到“人”，未見到純粹的“獸”；只見過“美”人，未見過“丑”人；只見過“可恨”之人，未見過“可殺”之人；只見過社會的自然的統(tǒng)一的人，未見過純自然人；見過“可愛”的人，未見過真正的仇人……一句話，《紅樓夢》中賢愚善惡之人，都是活人，都是“美”人?！都t樓夢》中這種“詩人之厚”有各種表現(xiàn)形式。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兩種：
一是，寓譏諷于客觀描寫之中。作者在這里，不怒形于色，不大聲呵責(zé)，不大聲疾呼，只是冷靜地寫出性格本身，生活本身。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作者在譏諷什么；不如說他意在寫出活人，他把評價(jià)留給了事實(shí)，留給了讀者。關(guān)于此點(diǎn)，后文再論。
二是以喜劇的幽默笑作為審美評價(jià)手段。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主要體現(xiàn)在他所寫的大大小小的悲劇之“悲”中，但他也常用喜劇“笑”來評價(jià)否定性現(xiàn)象，而“笑”，又成了他的人道主義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但曹雪芹審美評價(jià)否定性事物時，不是“諷刺”的笑，而是 “幽默”的笑。薛蟠是曹雪芹筆下的一個喜劇性人物。他所作的女兒吟，他把“唐寅”認(rèn)作“庚黃”，他被柳湘蓮毒打時從“好兄弟”到“好哥哥”到“好老爺”的呼喊，他“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nèi)外，滾的似泥豬一般”的狼狽相，他被寶釵誤解，揚(yáng)言殺了寶玉的魯莽 ……都十分“可笑”。在被湘蓮毒打后，作者用賈蓉的話，直接了當(dāng)?shù)貙@位“薛大爺”“ 呆霸王”予以含笑的譏諷：“薛大爺天天調(diào)情，今日調(diào)到葦子坑里，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fēng)流，要招駙馬，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47回)這喜劇的笑何嘗不是作者含笑的鞭打?對趙姨娘，作者也把她的“可恨”轉(zhuǎn)化為成為“可笑”。試看她被幾個唱戲的小丫頭圍攻的場面：“豆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w姨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頭頂住……正沒開交，……當(dāng)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眾媳婦走來，忙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60回)在這“戰(zhàn)斗場面”的字里行間，讀者體會不出作者那不動聲色的笑嗎?“超然局外”者如晴雯就覺得有趣：“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在“訓(xùn)劣子”之后，賈政氣勢洶洶對李貴：“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xué)，他到底念了些什么書……等我問一問，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jìn)的東西算賬!”李貴雙膝跪下：“哥兒已經(jīng)念到第三本《詩經(jīng)》，'什么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庇谑恰皾M座哄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9回)?！白兩粶y鳳姐潑醋”，鳳姐兒跑到賈母跟前哭訴，賈璉在后面仗劍追殺，形勢真的“劍拔弩張”?？少Z母卻不動聲色地對鳳姐說：“叫你多喝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眾人都笑了”(44回)，讀者也該笑了。抄檢大觀園，是震動賈府的大事件，王善保家的想借機(jī)整整那些丫頭們。不料要搜的東西就在她的外孫女兒司棋的箱子里。這樣，她想搬石頭砸他人的腳，卻落到了自己的腳上，動機(jī)與效果嚴(yán)重脫節(jié)，王善保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著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么造下孽了?說嘴打臉，現(xiàn)世現(xiàn)報(bào)!”“ 眾人見她如此，要笑又不敢笑?！?4回)可是讀者則可放聲大笑了?！八狲P姐大鬧寧國府 ”又一場軒然大波。鳳姐因賈蓉與賈璉勾結(jié)，幫助賈璉偷娶尤二姐而大罵賈蓉。賈蓉嚇得魂不附體，忙忙磕頭：“實(shí)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等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以后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后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么樣待你?你這么沒天理，沒良心的!’眾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68回)一場軒然大波，又化作輕松一笑。曹雪芹何以把“莊嚴(yán)”化為喜劇的“笑”，這是值得探討的大問題。但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他是用笑來評價(jià)他的人物。而評價(jià)人物又何以用笑，而笑又以幽默出之?這要回到前面那句話：偉大的人道主義情懷?？ㄎ鳡枌懙溃骸跋矂∽骷覀兊男晾辈⒉皇侵S刺作家的尖刻，也不是道德家的嚴(yán)肅。它并不導(dǎo)致對人類生活作出一個道德判斷。喜劇藝術(shù)最高程度地具有所有藝術(shù)共有的那種本能—— 同情感”，“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象在偉大喜劇作家的作品中那樣更為接近人生了”。在喜劇中，“事物和事件失去了它們的物質(zhì)重壓，輕蔑溶化在笑聲中，而笑，就是解放。”是的，能夠笑的人，能夠化丑為笑，化丑為“美”的人，是真正人道的人。曹雪芹正是這樣的人。他不去荼毒他筆下人物，不用怨毒之情去刺激讀者。而用笑 “解放”了他的人物。我們笑李貴無知而直率，也暗笑賈政的假斯文，我們“笑”鳳姐潑醋，就在“笑”她平日威風(fēng)凜凜，此時脆弱可憐。我們“笑”王善保家的表演，是“笑”她愚昧與可恨。我們“笑”賈蓉自打嘴巴，是“笑”其丑態(tài)畢露……總之，在笑聲中，我們認(rèn)識了真善美，同時也“寬容”了被笑的人們。這樣，作者就把讀者“從這個受限制的世界中” “解放”出來，站到人道主義高峰，審美高度，“從這個世界的全部偏狹、瑣碎和愚蠢方面來看待這個世界?！边@種“詩人之厚”，帶笑的譏諷，正是“作品的真正道德性所在 ”。人道主義是歷史的概念。因此，曹雪芹也不是“一般”的人道主義者。他的“詩人之厚” ，扎根于歷史土壤，帶著他所處時代的特點(diǎn)。他的人道主義既非道德上的廉價(jià)“寬容”，也非是“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翻版。它擁用民主主義的鮮明色彩，人性解放的歷史新高度。鑒于此點(diǎn)非本文宗旨，故且收住不論。
褒貶有史筆之嚴(yán)——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
“詩人之厚”與“史筆之嚴(yán)”，譏諷與褒貶，實(shí)乃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cè)面，密不可分。只是為行文方便，上文只論前者，此處再談后者。上文說過，曹雪芹是一位熱愛人類、熱愛生活的作家，對筆下人物，自然有褒貶之舉。只是由于性格的復(fù)雜性，這種褒貶，有時直，有時曲，有時明朗，有時隱蔽，有時陽關(guān)三疊，反復(fù)詠唱，有時諱莫如深，作“純”客觀描寫。這后者就是所謂“史筆”。這本來是曹雪芹出于審美需要作出的省略，留下的空白，或由于性格復(fù)雜而避免簡單化評價(jià)的正確做法。但后來的筆法索隱派，能看出這個藝術(shù)特點(diǎn)，卻又大大歪曲了曹雪芹的偉大匠心。他們以為《紅樓夢》中，字字有深心曲筆，句句具褒貶之意，從而處處留神，疑神弄鬼，以致對《紅樓夢》的人物作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評價(jià)。佚名氏不顧人物性格的多樣性，整體性，抓住個別地方，“無限上綱”，以為曹雪芹是貶寶釵、襲人的。以為曹雪芹寫寶釵、寫襲人，不過要寫出“甘卑污以貢媚”的寶釵的“一生品行”，寫出“通體奸淫”的襲人的“隱惡”。史湘云，無疑是作家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少女形象。曹雪芹在她身上傾注了濃郁詩情。但在索隱派那里，她對寶玉的純真感情，成了蓄意的勾引；她愛美的天性成了勾引寶玉的有意的挑逗。所謂 “俏愛打扮以炫之”甚至，她醉臥芍藥裀那幅美的畫面，也變成了她與寶玉私通之后留下的偽裝過的現(xiàn)場。所謂“醉臥之地太幽，蹤跡毋乃太詭，沉酣香夢，分明春意透酥胸，堆砌落花，定有玉郎為藉手……”這樣，史湘云實(shí)質(zhì)上已變成不足掛齒的丑類了。周汝昌先生說過：“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比世俗人的理解要廣闊崇高得多，他本來不是……那樣看待釵黛關(guān)系，也沒有痛貶某個女子的深心曲筆”，如果“把襲人說得如此蛇蝎，行同鬼蜮，其奸壞陰險(xiǎn)，無以復(fù)加，深惡痛絕，殺而后快……”這就“把紅樓夢的偉大精神、意趣、境界，都'小化’了，'俗化’了。”何謂“紅樓夢的偉大精神”?這就是上文所論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此處論及的偉大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曹雪芹的“詩人之厚”與“史筆之嚴(yán)” ，就是這兩種精神的具體表現(xiàn)。曹雪芹在他的小說開頭，就借石兄之口闡明了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對那些借小說而“ 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之行，表示極大的厭惡。而他寫小說，皆“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人，是復(fù)雜多樣的。很難用絕對好，絕對壞加以區(qū)分。魯迅指出：自紅樓夢一出，一切傳統(tǒng)的寫法都打破了。這個傳統(tǒng)之一就是由重教化而輕審美而產(chǎn)生的忠奸臉譜化，好壞絕對化。曹雪芹打破這種模式，根據(jù)生活本身的辯證法寫出了活生生的人。寫出了“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惡，說不得光明正大，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的具體的人。正基于人物自身的種種“說不得”，復(fù)雜性，作者對他們的態(tài)度，也就不是只是愛或只是恨，只是褒或只是貶。愛憎褒貶一與具體人物接觸，就會出現(xiàn)許多難以言傳的復(fù)雜組合，而不可以一言蔽之。曹雪芹情愿尊重生活本身辯證法，而不愿以預(yù)定的美丑善惡標(biāo)準(zhǔn)去剪裁人物的多樣性性格。他情愿把評價(jià)留給讀者，留給生活，而不愿削足適履作主觀上的說教。而筆法索隱派的“精神世界達(dá)不到雪芹的高度”，堅(jiān)守壞人皆壞，好人皆好的教條，堅(jiān)持要么褒要么貶的模式，并以這種教條、模式去在《紅樓夢》中尋求“微言大義”，剪裁復(fù)雜性格，這就勢必歪曲《紅樓夢》的偉大精神旨趣，辜負(fù)了曹雪芹的偉大匠心。只有懂得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情懷和嚴(yán)峻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才懂得《紅樓夢》。把“詩人之厚”弄到道德上的廉價(jià)憐憫，把“史筆之嚴(yán)”弄到穿鑿羅織，深文周納，都是對《紅樓夢》偉大精神的褻瀆。在“文革” 評紅文章中，有些同志把寶釵說成剝削階級的巧偽人，奸險(xiǎn)陰毒的女祿鬼，把襲人說成奴性十足的哈叭狗，把鳳姐說成封建末世的反動派，則是用另一種預(yù)定標(biāo)準(zhǔn)去剪裁活人。思想方法與筆法索隱派完全一致。文學(xué)是人學(xué)，如果我們都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有關(guān)紅學(xué)的某些爭論也就容易得到統(tǒng)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