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魯迅曾說過：“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的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一派”。請簡述這一時期文學的自覺的主要表現(xiàn)。
答：“魏晉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說法最早是由日本學者提出的，魯迅在他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也提到了這一觀點。但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jīng)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xiàn)的。所謂文學的自覺大體表現(xiàn)在：
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shù)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漢朝人所謂的義學是指學術(shù)，特別是儒學。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shù)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人學、玄學、史學并立，這是重要的標志。同時，這一時期又有文筆之分?！段男牡颀垺た傂g(shù)》中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绷涸凼捓[在《金樓子·立言篇》中對文筆之分有進一步的說明：“……至如文者，惟須綺觳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他所說的文筆之別已不限于有韻無韻，而是強調(diào)了文之抒發(fā)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且更廣泛地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已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
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qū)分，并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文體辨析可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而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段馁x》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所論述。且將詩和賦分開，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論及十二種文體，對各種文體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變．并舉出一些作品加以討論，比曹丕和陸機又進了一步。東晉李充的《翰林論》聯(lián)系風格來辨析文體，是對文體風格的進一步探討。《文心雕龍》和《文選》則對文體有著十分系統(tǒng)的區(qū)分和深入的討論。
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xiàn)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到了南朝，四聲的發(fā)現(xiàn)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對用事和對偶的講究，表明人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對文學作品藝術(shù)特征的論述，更是文學自覺的標志。
2．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廣泛傳播和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對這一時期文學所產(chǎn)生的影響。
答：佛教的廣泛傳播和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許多文人與佛教的關(guān)系相當密切。如謝安曾“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人則言詠屬文”。謝靈運則是一位篤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學家，而沈約本人也篤信佛教、精通內(nèi)典，楊街之所撰《洛陽伽藍記》則是記述北魏洛陽佛寺的散文作品。
具體看來，關(guān)于這一時期佛教對文學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想象世界的豐富。佛教帶來了三世的觀念，因果、輪回的觀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觀念。它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人的想象世界也隨之擴大了。在這些觀念的影響下，產(chǎn)生了劉義慶《幽明錄》、王琰《冥祥記》、顏之推《冤魂志》等筆記小說。此外，維摩與觀音的形象也在這時建立起來，對后代的文學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二、故事性的加強。隨著佛經(jīng)的大量翻譯，其中記載的許多故事傳人中叫，甚至流傳到民間，加強了中國文學的故事性。有些直接來自于佛經(jīng)的故事，在這時的小說里被改寫為中國本土的故事，如吳均《續(xù)齊諧記》里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而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xiàn)，顯然與佛教有關(guān)。
三、反切的產(chǎn)生和四聲的發(fā)現(xiàn)。在梵語的拼音法的啟發(fā)下，人們?nèi)シ治鰸h語的聲音結(jié)構(gòu)，分析漢語的聲母和韻母，于是產(chǎn)生了反切。進而注意到漢字的聲調(diào)并應用于詩歌創(chuàng)作。而從大的文化背景看來，四聲的發(fā)現(xiàn)則與佛經(jīng)的轉(zhuǎn)讀有一定關(guān)系。
四、詞匯的擴大。人們在翻譯佛經(jīng)的過程中，許多反映佛教概念的詞語也隨之大量進入漢語，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詞匯。如“菩薩”、“沙門”、“菩提”等。
五、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如佛教中關(guān)于“真與空”、“心性”、“境界”、“象與象外”的觀念，以及關(guān)于“形神”的討論，都豐富了文學觀念。
3．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醞釀著新變的時期，許多新的文學現(xiàn)象在這一時期孕育發(fā)展，請簡略談一下魏晉南北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答：作為一個從“大一統(tǒng)”到分崩離析的時代，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人”的覺醒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學的自覺的時代。文學對自身價值的肯定與追求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在這一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思想上卻極自由、極解放的時代，文學觀念和文學創(chuàng)作在繼承前代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變化。一種活潑開拓、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沖動，使文壇出現(xiàn)諸多新的景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魅力也正在于此。這種在繼承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創(chuàng)新，總的看來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chuàng)作趨于個性化。就三曹而言，詩歌創(chuàng)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詩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
二、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人為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新的因素。以魏晉玄學為理論形態(tài)，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佛教的傳人則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學氛圍和文化土壤，如文學中想象世界的豐富，故事性的加強，詞匯的擴大等。
三、語言形式美的發(fā)現(xiàn)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尤其是兩晉詩壇，講究語言的形式美，辭采華麗，詩風繁縟。
此外，就文體的發(fā)展來看：五言古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tǒng)，而更凸顯了詩人的個性，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并達到鼎盛；駢文的興盛，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文體，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而在漢代盛極一時的大賦，演變?yōu)槭闱樾≠x，并增加了駢儷的成分，駢文、駢賦在梁陳兩代進入高峰；七言古詩在這時確立起來，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鮮氣息，像一陣清涼之風吹入文壇，刺激著濤人進行新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唐代絕句的繁榮，小說在這時已初具規(guī)模，出現(xiàn)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基礎(chǔ)。
以近四百年的時間醞釀這些新變，雖然顯得長了一些，但和漢代大約四百年文學的收獲相比，不能不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成就是相當可觀的。正是這些醞釀為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4．簡答曹丕詩歌的內(nèi)容及詩風創(chuàng)新之處。
答：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據(jù)史書說，他“好文學，以著述為務(wù)”。現(xiàn)存詩約四十首，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宴游詩。多寫游賞之樂，文詞富麗，多用對偶，在我國山水詩的發(fā)展史上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芙蓉池作詩》、《于玄武陂作詩》等。第二類是抒情言志之作。主要寫曹軍南征之事，既描寫行軍的艱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的決心，代表作有《黎陽作詩》三首。第三類寫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xiāng)之情，這一類詩體現(xiàn)了曹丕詩的水平。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此詩寫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鄉(xiāng)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同時．《燕歌行》是我國現(xiàn)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后代歌行體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清人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辈茇г婏L的新變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guān)，曹丕卻更努力于個人情感的表達。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而日暖花開，谷水潺潺的自然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沖，華不再繁”的憂慮。他對人生中凄涼情感的體驗，可以說是超出于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二是文人化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的使用與藝術(shù)風格的形成，這主要表現(xiàn)在語言的工麗綺練和藝術(shù)形式的創(chuàng)造上。曹丕善于選用清詞麗句，配以諧和的音韻，表達他纖麗的情思。在藝術(shù)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創(chuàng)新，他雖然僅存四十多首詩，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如《大墻上蒿行》，長達七十五句，三百六十余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三是曹丕詩代表了民歌的文人化與文人詩的民歌化之間的交互作用。曹丕詩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既努力擺脫民歌的束縛，又學習民歌的優(yōu)長；既向文人詩邁進，又保留有民歌的某些特征，清麗自然，代表作品有《上留田行》等。
5．簡析曹植詩的風格特征與藝術(shù)成就。
答：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涼，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jié)合，成為當時詩壇最杰出的代表，被稱為“建安之杰”。鐘嶸在《詩品》中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具體來說，他一生熱衷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壯志不衰，多憤激之情，所以詩歌的內(nèi)容充滿追求與反抗．富有氣勢和力量，形成了“骨氣奇高”的一面；他的詩歌雖脫胎于漢樂府，但吸收漢末文人古詩的成就，講究藝術(shù)表現(xiàn)，已完全文人化了，其描寫的細致和詞藻的華麗，形成了“辭采華茂”的一面；他的詩歌，既體現(xiàn)了《詩經(jīng)》“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窕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xiàn)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diào)，這一切凝聚在其詩歌創(chuàng)作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可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他的詩歌成就也主要表現(xiàn)在五言詩方面，為五言詩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中國詩歌從“言志”到“緣情”，從尚質(zhì)樸到重藻飾，建安詩歌是一個轉(zhuǎn)折點，而曹植的詩歌正是這一轉(zhuǎn)折的標志，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zhuǎn)變。
曹植詩歌不僅進一步開辟了文學抒情化的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詩歌藝術(shù)，主要表現(xiàn)在：一、詩歌風格的多樣化和個性化。曹植詩歌既有豪氣縱橫如《白馬篇》者，也有哀怨纏綿如《七哀詩》者，總體風格是剛健和柔美的統(tǒng)一。悲涼慷慨、風格剛健，是建安詩人的共性，而曹植詩歌精工富麗、骨氣奇高，使其具有獨特的藝術(shù)個性。二、注重對偶、煉字和生色。如《公宴》詩中“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接連三聯(lián)對偶，十分工整。其中，“被”、“冒”將靜態(tài)景物賦予動感，足見詩人煉字功夫。曹植這類詩已暗合律詩的平仄，富有音樂性，孕育了新體詩的因索。三、工于起調(diào)，善于警句。如《七哀詩》中的“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等，這些警句或在篇首或在篇中，為全詩增色，四、發(fā)展了《詩經(jīng)》比興手法，并融合了《離騷》象征手法，如以轉(zhuǎn)蓮比喻流徙生活，以女無所歸比喻懷才不遇等。
曹植對詩歌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后人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說：“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后世所以莫能及也?！?/p>
6．試論述三曹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及其詩風差異。
答：“三曹”指三國時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以相王之尊，愛好文學，延攬文士，為建安文學的興盛奠定了基礎(chǔ)。其次，曹操開學習樂府的風氣。以樂府舊題寫時事．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曹操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tǒng)，既反映現(xiàn)實，又有很深的感慨，語言古樸率真，所以胡應麟說曹操《短歌行》等詩是“漢人樂府本色尚存”。再次，他多以四言詩寫漢末動亂，抒發(fā)理想和壯志，就藝術(shù)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詩也為已經(jīng)板滯僵化了的四言詩體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詩重放光輝，開創(chuàng)“建安風骨”新詩風。此外，曹操還開創(chuàng)了清峻、通脫的散文新風氣。
曹丕是建安文學的組織者與倡導者，他留守鄴城時，常與文士們相聚宴游，詩酒競豪。曹丕與這些文人詩酒唱和，開創(chuàng)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備了文人集團的性質(zhì)。其次，他的《典論·論文》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自覺的先聲，是在文藝思想和文學理論批評方面具有重大轉(zhuǎn)折意義的一篇綱領(lǐng)性文獻。再次，他對古代七言詩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其《燕歌行》是我國現(xiàn)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后代歌行體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涼，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jié)合，成為當時詩壇最杰出的代表。首先，他繼承漢樂府緣事而發(fā)的精神，推動了建安風骨的形成。其次，他是第一個大力寫五言詩的詩人。他在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zhuǎn)變。這是一個時代的事業(yè)，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再次，他注意詩的詞彩美和氣韻美。鐘嶸在《詩品》中評價他的詩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贝送猓苤惨彩墙ò参膶W的積極推動者。
在詩風上，曹操的詩歌富有抒情化、個性化的特色，充滿積極進取的精神，語言占樸蒼勁，風格悲涼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詩多寫游子思婦題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樂之情，充滿亂離時代的哀怨之音，詩風清麗哀婉。曹植是第一個大力寫作五言詩的作家，其詩歌加強了抒情化色彩；描寫細致，善用比喻。增強了形象性和生動性；詞藻豐富華美，講究對偶、煉字，語言綺麗而自然，韻律、色調(diào)和諧；講究謀篇布局，風格“骨氣奇高，辭采華茂”。總體說來，三曹打破了漢代文人詩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直接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表現(xiàn)了新的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形成了“建安風骨”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是“建安文學”的杰出代表。
7．試分析建安詩歌創(chuàng)作的時代特征。
答：一、政治理想的高揚。東漢末年的動亂，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yè)、揚名后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著很大的影響。曹丕、曹植也有著“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爾不凡的氣質(zhì)。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的特點。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嘆。當時社會動亂，生靈涂炭。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tài)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徐干《室思詩》中的“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后兩種思想體現(xiàn)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三、強烈的個性表現(xiàn)。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chuàng)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時，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辟蹊徑，努力展現(xiàn)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在詩體的運用上，建安詩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志。
四、濃郁的悲劇色彩。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劉勰《文心雕龍·樂府》中說他們“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慆蕩，辭不離于哀思”。建安詩人處于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他們敢于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yè)，贏得不朽的名聲。
8．簡述嵇康、阮籍在詩歌創(chuàng)作風貌上的不同及原因。
答：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阮籍與嵇康是“竹林七賢”中成就最突出的代表。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詠懷詩》八十二首，如果說阮籍的一生是苦悶的一生，那么這八十二首《詠懷詩》就是他苦悶的象征。阮籍的苦悶在作品中首先表現(xiàn)在他對人牛的感慨上。他感慨時光的飛逝，人生的短促，以及無法挽回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憂傷。其次則表現(xiàn)為對世俗禮法之士的厭惡，這與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態(tài)度有關(guān)。其三則表現(xiàn)為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這實際上是他在現(xiàn)實中苦悶而不可解脫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即通過幻想的境界來擺脫世俗的污濁。嵇康的詩歌與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意義在于他把莊子理想的人格境界從哲學境界變?yōu)樵姷木辰纭Ｇf子的坐忘，在他詩中成為一種優(yōu)游容與的詩歌境界，其《贈秀才人軍》其十四中“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這種境界的典型。
在藝術(shù)上，阮籍集《詩經(jīng)》、《楚辭》與漢魏詩的比興之大成：借比興、象征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托懷抱。他或借古諷今，或借游仙諷刺世俗，或借寫美人香草寓寫懷抱。他的比興是將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確定性結(jié)合，從而形成了“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的特點和隱約曲折的風格，鐘嶸《詩品》評道“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嵇康則由于其個性剛烈，詩風以峻切為特征，劉勰《文心雕龍》評為“嵇志清峻”。此外，在體裁上，阮籍以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成果最為卓越，而嵇康則以四言詩的成就最為突出。
嵇康、阮籍在詩歌內(nèi)容和風格上的不同與他們的人格性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阮籍的一生，從思想上說是苦悶的一生，他始終徘徊于高潔與世俗之問，依違于政局內(nèi)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悶中尋求解脫。與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舊，嵇康的性格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在現(xiàn)實中，他的是非之心十分明確，對丑惡現(xiàn)象往往加以憤激的斥責。他與阮籍的分別即在于此。盡管他與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能在現(xiàn)實的沖突中虛與周旋，嵇康則不同，他是一個感情極熱烈的人，而且對于生活的態(tài)度又極認真，這就使他自己完全與世俗社會對立起來。如山濤從吏部郎轉(zhuǎn)遷為散騎常侍，舉薦他以自代，他作《與山巨源絕交書》斷然拒絕，表現(xiàn)出決不屈服的態(tài)度。文中提出“七不堪”與“二不可”，對依附司馬氏集團的毫無操守者多有譏刺，又宣稱自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直接擊'中司馬氏借名教以篡權(quán)的要害。而他臨刑前顧視日影，從容彈奏廣陵散的情景也為歷代文人所傳頌。因而他的詩作也是隨性之所至，有鄙棄世俗、高蹈隱逸之志，也有回歸自然、靈動灑脫之情。因而可以說阮籍與嵇康在個性與處理世事態(tài)度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他們詩歌面貌的不同。
9．試分析左思對詠史詩的創(chuàng)新之處。
答：以“詠史”為詩題，始于東漢的班固。班固的《詠史》詩，直書史實，鐘嶸評為“質(zhì)木無文”。此后文人也都有詠史之作，曹魏時王粲、阮璃有《詠史詩》，曹植有《三良詩》。與左思同時的張協(xié)也有《詠史》詩。但班固以來的詠史詩，大抵是“隱括本傳，不加藻飾”，一詩詠一事，在史事的客觀復述中略見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詠史》詩，既受前人影響，又有一定創(chuàng)新。
具體說來，左思的詠史詩多自抒胸臆，開創(chuàng)了詠史詩借詠史以抒懷的新的創(chuàng)作道路，成為后人效仿的范例，這是左思對中國詩歌史的獨特貢獻，陳祚明曾評價為“創(chuàng)成一體，垂式千秋”。左思《詠史》詩的內(nèi)容主要是抒發(fā)寒士之不平及對士族的蔑視與抗爭，如“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又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最能表現(xiàn)左思氣概。鐘嶸《詩品》置左思于上品，評其詩日：“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彼脑姸嘁穼崳嗜铡暗洹?；借古諷今，對現(xiàn)實政治持批評態(tài)度，故日“怨”；而借古諷今又能做到深刻恰當，故日“精切”；他的詩能起到諷諭作用，故日“得諷諭之致”?？傊?，左思詠史詩筆力矯健，情調(diào)高亢，氣勢充沛，具有積極浪漫主義的特色，被稱之為“左思風力”，有再現(xiàn)建安風骨的意思。
從詠史詩的發(fā)展先后順序來看，可以說“隱括本傳”者為正體，“自抒胸臆”者為“變體”，然而左思之“變體”，成就則遠遠超過了前人的正體。
10．太康詩風“繁縟”的特征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
答：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西晉詩風。由于西晉王室內(nèi)部矛盾十分復雜，詩人們在政治漩渦中幾經(jīng)沉浮，逞才便成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目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潘岳、陸機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出阮籍那種寄托遙深的作品，他們的努力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進步，并表現(xiàn)出了繁縟的詩風。“繁縟”，本指繁密而華茂，后用以比喻文采過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寫繁復、詳盡，不避繁瑣；“縟”指色彩華麗。與漢魏古詩相比，太康詩風“繁縟”的特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語言由樸素古直趨向華麗藻飾。陸機的《擬古詩》，可以為華麗藻飾的代表。
二、描寫由簡單趨向繁復。陸機的擬作《猛虎行》大大地豐富了原作的內(nèi)容，文辭委婉曲折。而以繁復取勝。且情、理結(jié)合自然，描寫景物細致而生動，是陸詩中的上乘之作。
三、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例如陸機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詩》二首除首尾之外，幾乎都是偶句，其駢偶化的程度不但為漢詩所未見，而且也大大超過了曹植、王粲的濤作。陸機、潘岳諸人為了加強詩歌鋪陳排比的描寫功能，將辭賦的句式用于詩歌，豐富了詩歌的表現(xiàn)手法。
總之，追求華辭麗藻、描寫繁復詳盡及大量運用排偶，是太康詩風“繁縟”特征的主要表現(xiàn)。從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看，由質(zhì)樸到華麗，由簡單到繁復，是必然的趨勢。陸機、潘岳發(fā)展了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對中國詩歌的發(fā)展是有貢獻的，對南朝山水詩的發(fā)展及聲律、對仗技巧的成熟，有促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