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北宋初中期詩
宋初詩壇，承襲晚唐五代余風，有所謂宋初三體之說。一以當時的一些達官貴人如徐鉉、李昉等為代表，以白居易為師，詩風平易淺俗，是當時的主流詩歌，此為白體詩。一以稍后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為代表，以李商隱為師，辭藻華麗，講究用典，是白體之后的詩壇主流，因詩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為西昆體。一以魏野、林逋等隱士為代表，以賈島、姚合為師，多用白描手法寫隱逸生活，詩風清苦，此為晚唐體。宋初三體內(nèi)容上均離政治、社會較遠，形式上多為近體詩。北宋初期中比較優(yōu)秀的詩人是王禹偁。他的詩早期學習白居易的閑適詩，因此多平易淺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貶，詩風也因此大變，改為學習白居易的諷諭詩和杜甫詩歌，因而具有較多的現(xiàn)實內(nèi)容，表現(xiàn)的情感也比較真實感人。代表作有《對雪》、《感流亡》等。
宋仁宗時期，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以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為代表的詩人，對詩歌進行了改革，將詩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們的改革主要表現(xiàn)在多寫古體詩，拉近詩歌與政治與社會的距離，在藝術上進行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等新的嘗試。
一、歐陽修
歐陽修在這一時期的詩歌改革中雖不是先行者，卻是影響最大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創(chuàng)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身居高位的優(yōu)勢。他的詩，就內(nèi)容來說，各類題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關國計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詩》、《答楊子靜兩長句》。這些作品表現(xiàn)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貴良知。就藝術而言，歐陽修的詩已表現(xiàn)出比較明顯的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在這一點上，他是有意學習模仿唐代詩人韓愈。例如《洛陽牡丹圖》、《吳學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現(xiàn)出宋詩重“意”的特點。他的一些詩寫得平易疏暢，如《戲答元珍》，這首詩作于被貶夷陵之時，從語言來說，可謂平易通暢，但其中的達觀情懷卻是以往的貶謫之作中很少見到的。而這也正是宋詩的特點之一。歐陽修詩從整體上看，寫得平易疏暢，不用典，既不像白體那樣淺俗，也不像晚唐體那么寒酸。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二、梅堯臣
梅堯臣是北宋中期比較早地有意識糾正西昆體詩風的詩人，與歐陽修來往較多。他的詩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詩是關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語》、《汝墳貧女》等。這些詩歌對于拉近詩歌與政治、社會的距離，增強詩歌的嚴肅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墳貧女》這首詩的小序說：“時再點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陽老牛陂，僵尸相繼?！笨梢娛菫閮鏊赖能娙硕?，杜甫“路有凍死骨”的描寫又復現(xiàn)詩歌創(chuàng)作中，“三吏”、“三別”的精神又得到了體現(xiàn)。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詩歌中是很少見的。
第二，他在擴大詩的題材上作了新的嘗試，將一些過去不入詩的事物、現(xiàn)象寫入詩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烏鴉等。這些作品雖然沒有多少美感，但對開拓詩的表現(xiàn)領域，糾正西昆體的所謂高雅大體，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詩總的風格是平淡。這種平淡風格的取得，是與他多寫瑣碎題材、多表現(xiàn)自然淡遠的意境、多運用平淡的語言分不開的。這也是對西昆體華麗典雅的一種糾正。
三、蘇舜欽
蘇舜欽在詩歌上與梅堯臣齊名，人稱蘇梅。蘇舜欽與梅堯臣有很多相似之處，詩歌也常寫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如《慶州敗》、《吳越大旱》等。但是，無論表現(xiàn)哪方面的內(nèi)容，蘇舜欽在風格上與梅堯臣都迥然不同。如《慶州敗》這首詩對北宋朝廷和軍隊的諷刺嘲笑，可謂淋漓盡致，毫不留情，這種大膽直露，是梅堯臣詩里所沒有的。即使是寫景，蘇舜欽也表現(xiàn)出一種豪氣，如《淮中晚泊犢頭》既鮮明如畫，又意境闊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氣。歐陽修說：“圣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yōu)劣也?！保ā读辉娫挕罚┑莱隽藘扇说奶攸c。
第二節(jié)
北宋中后期詩
宋詩重“意”的特征在歐陽修、梅堯臣以及蘇舜欽的詩歌上已初步表現(xiàn)出來了，到了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詩歌中，就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了。特別是蘇軾和黃庭堅，更是將這種重“意”的特征發(fā)揮到了極致。與此同時，宋詩的學者化傾向到這時也表現(xiàn)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寧為界，王安石的詩歌分為前后兩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這一時期的詩，往往與政治、社會有緊密關系，表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實政治的高度關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邊境農(nóng)民遭遇大旱時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鹽》等，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時期的詩歌不僅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而且在藝術上不事修飾，多議論，少含蓄，鋒芒畢露，以文為詩。這些特點即使在詠史這樣的題材中，也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這首詩寫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詩中頗多議論，既為毛延壽平反，又將諷刺的矛頭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膽直露。王安石這一時期的詩，可以稱為政治家之詩。
退居江寧后，王安石的詩進入了后期。他的詩風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遠離了政治、社會，多寫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絕句為主，很少長篇古體；藝術上講究煉字、對仗，意境優(yōu)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后人將王安石這一時期的詩風稱為“半山體”。如《書湖陰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中的“護田”、“排闥”均取自《漢書》，因而是“用漢人語對漢人語”；后一首“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向來是煉字的典范。這兩首詩在用字、對仗上均下了極大的功夫，但表面看來并無奇特之處，真正達到了他贊美唐人張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yè)詩》）的境界?！妒衷娫挕肪砩险f：“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fā)。然意與言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shù)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tài)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jīng)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蓖醢彩@類詩對后世的影響遠遠大于前期詩歌。
二、蘇軾
宋代詩人中，成就最高的當屬蘇軾。蘇軾的詩題材極為廣泛，涉及社會、自然、藝術、宗教以及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詩、題畫詩，又有寫景抒懷、詠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詩如《吳中田婦嘆》、《荔枝嘆》等，表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者的批評和對人民疾苦的同情；題畫詩如《題王維吳道子畫》等，表現(xiàn)了他精辟的藝術見解。當然，最值得注意，同時也是數(shù)量最大的是寫景抒懷詩。這一類詩集中表現(xiàn)了蘇軾的藝術個性，也代表了蘇軾詩歌的最高成就。
蘇軾的寫景抒懷詩，并不是只由寫景和抒懷這兩種要素構成，而是將寫景、敘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個景、事、情、理相統(tǒng)一的藝術世界。他的這類詩集中表現(xiàn)了人生、景物的變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來審視這種變幻。例如《和子由澠池懷舊》、《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兩首詩均表現(xiàn)了人生的變幻，一方面對這種變幻深感無奈，另一方面又跳出這種變幻，站在變幻之外看變幻，因此，詩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對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澠池懷舊》。一般而言，詩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蘇軾的詩說理雖多，卻令人愛不釋手，可讀性極強，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單純地說理，而是將情、理、事、景融合起來，理從事出，理從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澠池懷舊》開頭兩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既是說理，從中流露出來的人生感嘆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又是抒情。理與情乃是由澠池所見之景及經(jīng)歷之事觸動而發(fā)。
第二，蘇軾具有一種“觸處生春”的本領，因而將詩寫得生動異常，富有美感。這種“觸處生春”的特點一方面表現(xiàn)在他能從極平常的日常生活現(xiàn)象中發(fā)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題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現(xiàn)在他能通過新鮮的比喻將難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寫出來。例如“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吳德仁兼簡陳季?！罚┑?，都是人們耳熟能詳?shù)闹扔?。另外，蘇軾詩也寫得詼諧幽默，妙趣橫生。例如《縱筆三首》之一：“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白須蕭散而功業(yè)無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筆下卻呈現(xiàn)出喜劇場面，這與中國古代詩歌“惟以悲哀為主”的傳統(tǒng)是大不同的。蘇軾詩寫得才氣橫溢，靈光四射，讀來毫無陳腐氣，且又極重“意”，文化底蘊十足，所以一向被認為是宋詩的代表。
三、黃庭堅
在宋代，黃庭堅被認為是與蘇軾并駕齊驅(qū)的詩人，所以有“蘇黃”之稱。黃庭堅之所以能在宋代詩壇上占據(jù)重要的地位，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一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套獨特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二是因為他詩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為在他的影響下產(chǎn)生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江西詩派。
黃庭堅詩歌理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它闡明了具體的寫詩辦法，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黃庭堅認為，“文章最忌隨人后”（《贈謝敞王博喻》）、“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題樂毅論后》），可見，他是主張創(chuàng)新的，一般的詩歌理論也強調(diào)這一點。但是怎樣才能創(chuàng)新？一般人總強調(diào)要廣泛學習，轉(zhuǎn)益多師。讓人難以找到具體的突破口。黃庭堅則認為，可以通過“以故為新”來實現(xiàn)?！耙怨蕿樾隆钡木唧w辦法就是“奪胎換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卷一引）。這就意味著創(chuàng)新是建立在對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變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語言來表達；一是襲用前人的語言，但表達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還對詩歌句眼的設置、句律的運用、章法的安排等發(fā)表了具體的意見。這樣的辦法雖然不算高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切實可行，而且立竿見影，對學詩者有實際的指導作用。因此，它與一般的泛泛而談的詩歌理論是不同的，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黃庭堅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宋代也是別具一格的。從內(nèi)容來說，黃庭堅的詩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詩人那樣比較關注政治、社會問題，而更多的是寫景、酬唱，抒發(fā)內(nèi)心感受。
藝術上，黃庭堅的詩具有多方面的特點：
一是用典多。他認為：“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保ā洞鸷轳x父書》）既然作為榜樣的杜甫、韓愈都是“無一字無來處”，他自己作詩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后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勛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幾乎一句一典，但用得靈活機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黃幾復》算是寫得比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處使用了《左傳》及《史記》中的典故。二是務新求奇，為人所不為。黃庭堅在詩歌上不肯蹈襲前人，力求在格律、節(jié)奏、意境、結(jié)構以及修辭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創(chuàng)一格。例如，詩歌格律形成已久，已成定規(guī)，他則有意多用拗體，打破定規(guī)。五七言詩的節(jié)奏也已形成傳統(tǒng)，但他卻用讀來拗口的節(jié)奏，例如《題竹石牧?！分械摹笆嵘鯋壑?，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斗殘我竹”。三是具有一種獨特的幽默詼諧感。黃庭堅是公開主張詩歌可以“打諢”的，因此，他將詩的娛樂特性發(fā)揮到很高的水平。在這一點上，他與蘇軾很接近。
宋代的詩，從王安石開始，重視學問根基，強調(diào)書本知識的靈活運用，這種傾向到了黃庭堅時，可以說達到了高峰。
南宋初，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將黃庭堅、陳師道等二十余人列為江西詩派。江西詩派是在黃庭堅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他們的創(chuàng)作具有與黃庭堅類似的眾多特點，是宋代影響最大的詩派。江西詩派的詩人中，除黃庭堅外，特色較鮮明，影響較大的是陳師道。
第三節(jié)
南宋初中期詩
南宋初中期的詩歌以南宋四大家為主。南宋四大家，又稱“中興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這四大家雖然早期曾受江西詩派影響，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詩派的樊籬，自創(chuàng)面目。
應該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還有一批所謂的“南渡詩人”，即從北宋到南宋初的詩人，他們以陳與義、曾幾為代表，其特點是由于“靖康之難”的影響，突然改變了詩風，詩中的愛國情緒表現(xiàn)得十分強烈。這對以四大家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詩風有直接影響。
一、楊萬里
楊萬里早期也受江西詩派影響，后來才跳出江西詩派的樊籬。有少部分與政治、社會有關，如《憐農(nóng)》、《初入淮河四絕句》等。但更多的是以自然和日常生活為題材，從而形成了獨具風格的“誠齋體”。其主要特點是：
第一，善于發(fā)現(xiàn)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沒有注意和描寫的富有情趣與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亂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攔?！保ā哆^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條百尺拂銀塘，且莫深青只淺黃。未必柳條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長?！保ā缎铝罚┰娭兴鶎懙倪@兩種情況在以前的詩中是很少見到的，而楊萬里則專門注意這方面的情況，讀來妙趣橫生，頗有新鮮感。第二，語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賞。楊萬里的詩既有通俗如“拖泥帶水”、“手忙腳亂”之類的詞語，又有典雅莊重的句子，讀來基本上沒有語言障礙。這與黃庭堅及其江西詩派喜歡掉書袋用典的作風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風格幽默風趣。在這一點上，楊萬里與蘇軾、黃庭堅有類似之處。所以有人說，無趣不成誠齋詩。例如《插秧歌》全用對話體寫成，將農(nóng)夫比喻成戰(zhàn)士，令人發(fā)笑。
誠齋體的出現(xiàn)，為宋代詩壇吹進了一股新風，它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他的仕途比較順利，曾任中書舍人、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等，后以病退隱蘇州石湖。有《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早期的詩也是江西風格，中年以后才有所變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寫政治、社會問題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現(xiàn)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如《州橋》等。范成大退隱以前的作品雖然寫得很多，但沒有形成特殊的風格，真正給他帶來聲譽的是退隱蘇州石湖后寫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時田園雜興》。
《四時田園雜興》共60首，描寫了農(nóng)村生活的各個方面。它突出的貢獻在于全面地表現(xiàn)了農(nóng)村的各個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寫田園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為代表，主要表現(xiàn)田園的優(yōu)美寧靜和文人的隱居之樂；一類以《詩經(jīng)》中的《伐檀》等為代表的所謂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主要表現(xiàn)農(nóng)村中農(nóng)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貴之處是將這二者結(jié)合起來了，因此《四時田園雜興》中既有農(nóng)家景物、風俗、歲時，又有農(nóng)民的勞動、苦難。例如：“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薄皶兂鲈盘镆箍兟椋迩f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薄安闪庑量鄰U犁鋤，血指流丹鬼質(zhì)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边@些詩單獨就某一首看，不足為奇，合在一起，則具有獨特的價值。所以有人稱范成大為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者。
三、陸游
陸游一生寫了大量詩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詩人，也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詩人。
與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詩人一樣，陸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詩派的影響，只是到了后來，他才自創(chuàng)面目，自成一家。從內(nèi)容來說，陸游的詩主要有兩類，一類表現(xiàn)民族意識和愛國感情，一類寫景物和日常生活。這兩類作品在藝術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無疑問，第一類是陸游詩歌的主旋律。這類作品很多，總的來看，主要由兩方面的主題構成，一方面是表現(xiàn)許身報國、恢復中原、渴望建功立業(yè)的壯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現(xiàn)壯志難酬的苦悶、報國無門的悲憤。這兩方面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例如《書憤》這首詩既有對往日壯志豪情的回憶，也有對今日功業(yè)無成的悲嘆，今昔交織，讀來令人感嘆唏噓。類似的作品很多。
這一類作品具有浪漫主義的突出特點：
第一，往往借助于夢境的描寫來表達恢復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這類詩，據(jù)清人赴翼統(tǒng)計，達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對某一事物作靜態(tài)細致的描繪，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錯刀行》，詩中固然有“黃金錯刀白玉裝，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曉雪玉嶙峋”之類看起來比較客觀的描寫，但只是粗線條的描述，而且在全詩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非常主觀化的描寫，全詩的重點在于詩人情感的直接渲瀉。類似的寫法還有《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等。
第三，語多豪壯。如《長歌行》等。這些特點構成了陸游詩豪放浪漫的風格，接近唐代詩人李白，陸游也因此有了“小李白”之稱。如《長歌行》，詩中的豪氣、豪情令人感動，超凡的行為更是罕有其匹。
陸游的第二類詩以描寫日常生活及景物為主，也頗具特色。詩人往往從平常的景象中體悟出特別的意味，因此寫得意境優(yōu)美，耐人尋味，在平淡自然的風格中，時?？梢妼φZ言的精心錘煉。例如《游山西村》、《劍門道中遇微雨》等。這一類詩對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第四節(jié)
南宋后期詩
從南宋初期開始，就已經(jīng)有詩人有意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們出生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隨著新一代詩人的出現(xiàn)，他們已完全跳出江西詩派的樊籬，使詩歌重新回到唐詩的道路上去了。這些詩人主要是永嘉四靈及江湖詩派。不過，他們所回歸的唐詩，并非李、杜或其他詩人的詩歌，而是中晚唐以賈島、姚合、許渾為代表的詩歌。
一、永嘉四靈
永嘉四靈。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溫州）的四位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號靈淵）、趙師秀（字靈芝）、翁卷（字靈舒）。他們的詩以賈島、姚合為宗，多為近體，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寫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狹窄，講究苦吟，詩風單一。例如：
一天秋色冷晴灣，無數(shù)峰巒遠近間。閑上山來看野水，忽于水底見青山。（翁卷《野望》）
黃梅時節(jié)了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趙師秀《約客》）
這兩首詩算是四靈作品中的優(yōu)秀之作，但還是顯得小氣。
二、江湖派
江湖派是稍晚于四靈，并受四靈影響的一個詩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們多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詩風不一，有的粗獷豪放，有的幽靜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曠達。代表人物主要有劉克莊、戴復古、方岳等。
南宋末年，隨著抗元形勢的日益惡化，出現(xiàn)了一批愛國詩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他們的詩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情感真摯，感人至深，成為宋代詩歌的最后一道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