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令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我也覺得很奇怪。
金瓶梅的成書研究有兩條路線，一是從文本所寫的事件入手，二是從抄本的流傳時間入手。
從文本所寫的事件入手者，有鄭振鐸、吳晗、魏子云等大家。從抄本的流傳時間入手者，即敝人也。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傳的線索似有好幾條。
王宇泰可能在“萬歷二十年春，請告歸里”前，在北京可能得到了《金瓶梅》抄本二帙。但得之于誰，又傳之于誰，不明。
文在茲可能在萬歷二十九年前后在北京得到《金瓶梅》不全之抄本，后傳之于薛岡。但文在茲得之于誰，薛岡又傳之于誰，又不明。
與上述兩條線索相比較，似乎袁中郎的一條線索較為清晰。
袁中郎所得之《金瓶梅》來源于董思白。
在中郎致董思白書中，中郎問董思白：“《金瓶梅》從何得來”，“后段在何處抄竟，當(dāng)于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可見袁氏從董氏處得到的《金瓶梅》只是上半部（或稱“數(shù)卷”）。袁中郎致董思白書寫于萬歷二十三年。
這里我們得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即萬歷二十三年《金瓶梅》已有抄本在社會上流傳，但只有上半部（或稱“數(shù)卷”）。
董思白的《金瓶梅》又在什么時間，得之于何人之手？答曰：不明。
萬歷本《金瓶梅詞話》書影
萬歷三十七年，中郎在北京與沈德符談起《金瓶梅》時說：“第睹數(shù)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保ㄉ虻路骸兑矮@編》卷二十五）
徐文貞即嘉靖時宰相徐階，松江華亭人，董思白與其同鄉(xiāng)。故董思白的《金瓶梅》有可能來于徐階。
萬歷二十三年中郎向董思白提出“《金瓶梅》從何得來”的問題。十四年以后，他當(dāng)然已有所聞，故對沈德符說了這樣一段話，從而使我們可以推斷出董思白的書來源于徐階這樣一個重要信息。
時間最晩是萬歷三十七年。
中郎的《金瓶梅》又傳之于何人？首先傳給了袁小修。小修《游居柿錄》卷三，第207條云：“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
第979條又云：“后從中郎真州，見此書（《金瓶梅》——筆者注）之半”，足見萬歷二十五年丁酉（1597），袁小修見到了中郎的半部《金瓶梅》。
后來，中郎又將這半部《金瓶梅》借給了謝肇浙。
謝字在杭，長樂人，萬歷壬辰進(jìn)士，善詩文，與中郎過從甚密，相交至厚。
《袁中郎全集》中有《與謝在杭》書云：“……《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dāng)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span>
是信寫于萬歷三十四年公安家鄉(xiāng)。萬歷二十七年，中郎兄弟在北京發(fā)起“結(jié)社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是京師名士“相聚論學(xué)”之社團(tuán)。
當(dāng)時謝在杭卸湖州推官，至北京候調(diào)，有袁中郎詩：《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鐘君威、謝在杭、方子公、伯修、子修劇飲》為證（袁中郎：《瓶花齋集》）。
可見袁中郎于萬歷二十七年在北京，或其后，將半部《金瓶梅》借給了謝肇浙。
到萬歷三十四年謝氏還未歸還。
謝肇浙在《金瓶梅跋》一文中云：“此書（《金瓶梅》）向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諸城得其十五，稍為厘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保ㄖx肇浙：《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
由此可見，謝肇浙確實從中郎處借到了《金瓶梅》抄本的部分，從而使他能夠?qū)懗伞督鹌棵钒稀贰?/span>
這是目前所知的《金瓶梅》傳世后最早的一篇研究專文，于研究明人對《金瓶梅》的看法具有重大價值。
《小草齋集》
綜上所述，袁中郎為我們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傳的一條重要線索為：徐階——董思白——袁中郎——（袁小修）——謝肇浙。
袁中郎又為我們透露了《金瓶梅》全本抄本的信息。
袁中郎、袁小修、謝肇浙所見之《金瓶梅》抄本均只有半部（或稱數(shù)卷）。文在茲、薛岡，王宇泰、王百谷所見亦僅為部分。
當(dāng)時《金瓶梅》是否有全抄本?出現(xiàn)在什么年代?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袁中郎又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
目前所知，透露《金瓶梅》有全抄本信息者有袁中郎、屠本畯、謝肇浙。
屠本畯《山林經(jīng)濟(jì)籍》《經(jīng)部》卷八《燕史固書第十二》有《金瓶梅》跋語曰：“……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
劉輝先生考說：“他（屠本畯）為《金瓶梅》所寫跋語的時間，最早不能超過萬歷三十四年，最晚不得遲于萬歷三十六年，很有可能就是萬歷三十五年。”（劉輝：《北圖館藏<山林經(jīng)濟(jì)籍>與<金瓶梅>》，載《文獻(xiàn)》1985年第2期）
由此可知屠本畯所透露的全本信息約在萬歷三十五年，持有者為王世貞。
謝肇浙在《金瓶梅跋》中曰：“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span>
馬泰來先生考云：
“謝肇浙是在萬歷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這兩年內(nèi)，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處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寫《金瓶梅跋》?！保ā吨T城丘家與<金瓶梅>》，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輯）
這就是說，謝肇浙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萬歷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間，持有者仍為王世貞。
袁中郎則透露了全本的另一個信息，時間均比屠本畯、謝肇浙為早。
沈德符《野獲編》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shù)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span>
袁中郎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丙午，即萬歷三十四年，持有者為華亭徐階及曾孫婿麻城劉承禧。
袁中郎的信息的價值在于：
一、時間為最早——萬歷三十四年；
二、為《金瓶梅》初刻本底本的來源提供了線索。
沈德符在《野獲編》中，引了袁中郎說的“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后，就說：“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
萬歷三十四年，袁中郎知劉承禧有全本，三年后（1609）其弟小修就攜有其書。
這無疑是告訴我們，袁小修的全本來源于劉承禧。后來袁小修的全本被沈德符借抄帶到了蘇州，馮夢龍慫恿?xí)毁徔獭?/span>
沈德符說此書“壞人心術(shù)”，“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保ㄉ虻路骸兑矮@編》）尋本溯源，《金瓶梅》初刻底本很可能就是抄自徐階的劉承禧家藏本。
雖然，這僅是推測，但袁中郎所透露的劉承禧家有全本的信息，與《金瓶梅》初刻底本的關(guān)系，確是值得深究的。
《萬歷野獲編》
以上，我們已花了很大勁，考出了《金瓶梅》抄本流傳的時間節(jié)點，如萬歷二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四十四年等等，其中只有萬歷三十五年有些價值，但仍然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只能從持有全抄本的人那里找答案。
據(jù)現(xiàn)有史料考知，持有全抄本者為王世貞、徐階、丘志充、劉承禧、謝肇浙。
謝肇浙的抄本來源于丘志充，劉承禧的抄本來源于徐階。
丘志充的抄本來源現(xiàn)無法考知，我們只能從王世貞、徐階那里找答案。王世貞與徐階乃有非同尋常的關(guān)系。
《金瓶梅》的作者極有可能是王世貞。清無名氏《玉嬌梨·緣起》指出：
《玉嬌梨》與《金瓶梅》，相傳并出弇州門客筆，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陀惺銎渥嬖鴱膹m州游，實得其詳。
這條史料的價值非同小可，它確切地告訴我們，《金瓶梅》由王世貞的門人執(zhí)筆，由王世貞集其大成。
這不等于我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聯(lián)合創(chuàng)作說”嗎？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鳳在《稗說·王弇洲著作》中確指《金瓶梅》為王世貞的“中年筆”：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瓘m洲痛父為嚴(yán)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wèi)陸炳陰謀孽之，置于法。
弇洲憤懣懟廢，乃成此書?！圆叹└缸颖认噌愿缸?，諸狎昵比相嵩羽翼。陸當(dāng)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
這段史料的重大價值在于：它明確告訴我們《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目的是譏剌嚴(yán)嵩父子，以報殺父之仇。
徐階（1503—1583），松江華亭人，字子升。歷官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xué)士等職。嚴(yán)嵩事敗后，代嵩為首輔。
徐階與王世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嚴(yán)嵩的排斥。王忬被殺后，嚴(yán)嵩又加害徐階。嘉靖四十四年嚴(yán)嵩事敗。徐階反嚴(yán)氏父子亦毫不手軟。最后置嚴(yán)世蕃于死地的正是徐階。
同時，正是在徐階的幫助下，王忬才恢復(fù)官職，王世貞也被重新起用為大名兵備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于王家，兩家不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對嚴(yán)嵩專政的斗爭中互相支持、互相保護(hù)，親密無間、休戚與共。
王世貞動意寫作《金瓶梅》，對嚴(yán)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這完全符合徐階的愿望，必然會得到徐階的支持和幫助。
反之，對王世貞來說，徐階是他父親的摯友，是自己的恩人、保護(hù)人和長輩，因此他動意寫作《金瓶梅》亦必然會告訴徐階，并得到他的支持。
王世貞寫完《金瓶梅》，并產(chǎn)生了第一、第二個抄本后，他第一個要贈送的應(yīng)該是徐階，這就是徐階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來源。
如果大家不同意徐階的全抄本，來源于王世貞這個結(jié)論，這也沒有關(guān)系。
徐階絕對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他的全抄本肯定是有人送給他的。而這個人將抄本送給徐階的時候，當(dāng)然只可能在徐階生前，而不可能在徐階死后。
道理很簡單，如果徐階謝世后，這個人就沒有必要將抄本送給徐階的家人或后人。
由此，我提出一個大膽的推測，徐階得到《金瓶梅》的全抄本，必然是在他的生前而不可能是死后。
因此，我們可以把徐階的卒年作為《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下限。這一年就是萬歷十一年（1583）。
這乃是我提出《金瓶梅》成書年代“隆慶說”的依據(jù)。
我將徐階的卒年作為《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下限，連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議。
我有個習(xí)慣，就是凌晨五更似醒非醒，冥冥之中，靈感所動，忽發(fā)奇思妙想。
我的一些文章的選題，觀點，乃至段落結(jié)構(gòu)都由此產(chǎn)生。然夢醒起床則思之再三而不得。
于是乎養(yǎng)成另一個習(xí)慣，夢中所思則立即起床開燈記之，當(dāng)天寫作乃很順當(dāng)。將徐階的卒年與《金瓶梅》成書年代聯(lián)系起來，即是似醒非醒中，忽發(fā)奇想的產(chǎn)物。
此乃得力于哲學(xué)思辨中的聯(lián)想與推理。萬事萬物都是有聯(lián)系的，將聯(lián)想與推理的范圍不斷擴(kuò)大，可能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結(jié)果。
此文“徐階去矣，金瓶生矣”，就是如此這般產(chǎn)生的，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2021.3.28
《周鈞韜<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文章作者單位：深圳市文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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