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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多強(qiáng):吳說書法略論

宋室南渡,偏安一隅。仰望北宋書壇大勢,對于南宋諸子而言!只能是高山仰止,敬慕有余。盡管如此,那些適逢亂世,在南北之交成長起來的書法家們,依然心系翰墨,試論南宋書壇,縱無大家推波助瀾,但余緒仍有可觀。作為南宋前期書壇的代表人物之一,吳說便是這樣一位書法藝術(shù)的探索者。

吳說,字傅朋,號練塘,錢塘人。生于北宋末年,在南宋為官,曾任轉(zhuǎn)運使,官信州守。作為南宋第一代書家群體中的代表人物,其自人南宋后頗為高宗趙構(gòu)賞識,在其《翰墨志》中稱:“至若紹興(二三一-二六二)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p>

△吳說《垂喻帖》尺牘 冊 紙 行書 30.2 x 44.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語經(jīng)皇帝之口不僅道及傅朋兼善“雜體”、“游絲”兩種書體,此中帝王褒獎有加亦躍然可見。由此可知吳傅朋在南宋初年的書壇上絕非一般“舞文弄墨”者,其必顯赫一時,聲譽頗隆。又,王明清有這樣的記述:

說知信州日,朝辭,上謂曰:“膚有一事,每以自歉,抑書九百里松牌甚佳,向自書易之,修不追抑書,當(dāng)令乃舊。”是日降旨,伴根尋舊牌張掛,說之見重于高宗如此。

此事另見于陶宗儀《書史會要》、馬宗霍《書林記事》中,文字互有出入,但所記事件無誤。作為九五之尊的高宗皇帝趙構(gòu)雖無治國之才,卻于書畫藝術(shù)造詣頗深,堪與乃父比肩。

其能對吳氏所書松牌之事有如此舉措,可見其對傅朋書法之重視,亦不為君臣尊卑等級所囿,其愛才惜才、惟才以用,在此必當(dāng)大書一筆!從另一方面看,吳說書法必顯稱于當(dāng)時。

另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記載了”吳說之書曾蒙受填金之隆恩“,足見其書法在當(dāng)時地位之高,能蒙此隆恩者在南宋書家中亦屬鳳毛麟角,即使在書法史上也不會太多。高宗善書,又精于鑒賞,吳說書法能得到他的認(rèn)可,這對其在南宋書壇地位的確立,意義頗為重大。

關(guān)于吳說的學(xué)書歷程,周必大曾有這樣的記述: “...…往見其(吳說)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遍參博考,始悟筋脈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p>

這里吳氏自言其學(xué)書之早,且取法廣博,總角以來便悟出行草書之“筋脈相連之理”,可謂年少時即得書法三昧。

吳說書法稱顯于南宋初年與其家學(xué)不無關(guān)系。其父吳師禮,《宋史·吳師禮傳》記載“...…師禮工翰墨,帝(徽宗)嘗訪字學(xué)(師禮)。對日:  '陛下御極之初!當(dāng)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聞?wù)擢勂涞皿w。'可見師禮謙遜善言,能以國家大事為先,自不必說。

徽宗皇帝訪其字學(xué),恐非一般士大夫可得此恩崇,昔日太宗問藝于伯施,穆宗于公權(quán)求取筆法,被傳為藝林嘉話,于二賢相比師禮猶有不及,若于時代觀之,當(dāng)不會相去甚遠(yuǎn)。師禮工翰墨,亦精于字學(xué),兼乎藝術(shù)與學(xué)術(shù),傅朋自小在師禮的教習(xí)沾染之下,必然耽于書道,有這樣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日后稱于南宋書壇便不無淵源可言。

吳說書法諸體兼通,真、行、草、雜體無所不能,而諸體當(dāng)中'游絲書'頗得時譽,后代也多有關(guān)注,人們提及吳說書法也多由此始。雖則歷代評說褒貶不一,但其作為一種新的草書體,又適逢南宋初年,其必定給本已沉悶的書壇帶來一縷清風(fēng),讓人們似乎隱約看見了些許'創(chuàng)新'的影子,其意義正在于此。

△吳說《游絲書宋詩》卷 紙 31 x 211cm 日本京都財團(tuán)法人藤井齊成會有鄰館藏

對于'游絲書',其本人也自視頗高,吳說曾手抄呂本中為其所作的《上饒使君郎中游絲書歌》,由此可見一般。其后樓鑰在其《攻魄集》中亦有過高的評價,稱:”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安淮_。

對于這種書體能夠從書寫狀態(tài)進(jìn)行概括的當(dāng)屬王庭,在其《盧溪集》中稱:“世稱吳傅朋一筆一行不斷日’游絲書'“,這種從草書脫化變形出來的連綿草體,今天仍然可以見到。日本學(xué)者伏見沖敬在《中國書法史》中對于這種書體亦有更形象的說明:”所謂’游殘書'是類似蚌蟒那樣的現(xiàn)象,一行一筆寫成?!?/p>

通過以上諸家的論述,可知”游絲書“的書體特征:即一次落筆寫成一行,一行之內(nèi)筆不離紙,線條勻一,行氣通貫。在這一書寫過程中,中鋒行筆是其關(guān)鍵,也是”游絲書“的本質(zhì)所在。若以”游絲書“勻一的線條比觀”瘦金書“二一者確有跡象可尋。

徽宗之”瘦金書“取法于唐代薛氏兄弟,得用筆纖瘦之法,如略去其夸張的頓筆,筆畫中截與”游絲書“絕相類似,可見帝王好尚之所及也。若觀其游絲草法約略可見懷素”自敘“的痕跡,但在具體的字與字之間斷連、縈帶、顧盼關(guān)系處理上卻大有不同。

△薛稷書法

”游絲書“筆法單調(diào),重復(fù)纏繞,循規(guī)蹈矩,且”游絲“的筆端總是缺少藏真寓情于草的神來之筆,所謂”-··…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zhuǎn)為形質(zhì)。草乖使轉(zhuǎn),不能成字...…'。于此未能兼?zhèn)涠?只可窺其'使轉(zhuǎn)'一端。盡管如此,'游絲書'在當(dāng)時卻好評如潮,頗受時人關(guān)注與贊賞。如洪適在《盤洲文集》中有詩云:

手追心摹前無人,一掃塵蹤有新意。

縱橫經(jīng)緯生胸中,落紙便與游絲同。

繰甕繭車飛白雪,織檐蛛網(wǎng)破清風(fēng)。

一行一筆相聯(lián)屬,姿態(tài)規(guī)撫駭凡目。

臨池漫勞三十年,千兔從教后人禿。

舊聞呂向連錦書,百字環(huán)寫縈發(fā)如。

惜哉淟汩已無考,盍使北面稱臺輿。

獨步不復(fù)名相甲,端恨二王無此法。

另有汪藻亦大加贊美,稱其:“游絲隨春風(fēng),忽向窗幾落。...…乃知爐錘妙,信手皆合作?!币陨现T家對“游絲書“的大加贊賞略有偏失,或謂過之??陀^地講,”游絲書“的書法價值并非如其所稱,若從純藝術(shù)的角度看,作為一種比較另類的草書體,又在南宋初年的書法大背景下,其引人注目,實屬必然。

△吳說《門內(nèi)星聚帖》(局部)紙本,25×45.4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雖說其與晉唐諸賢草書比較確有差距??扇魧⑵浼{入草書發(fā)展史上,理應(yīng)有其一席之地。遺憾的是”游絲書“雖得到眾多書家關(guān)注,可后代卻無人繼承,分析其原因有二。

其一,氣游絲書,與傳統(tǒng)草書相比,其可再創(chuàng)造的空間狹窄,草書之才情于此更是難以體現(xiàn),人們只不過尚奇好異,卻不愿師法學(xué)習(xí)。

其二,亦如岳坷所言”藏之以備書體之一焉?!皬臅w的角度看,”游絲書“不過是聊備一格。

吳氏存世的作品類型較多,與”游絲書“比較而言,行草書最能體現(xiàn)其書法藝術(shù)成就,此類作品在吳氏留存至今的作品中所占數(shù)量最多,藝術(shù)價值也最高。

關(guān)于吳說的行草書,陳橇《負(fù)喧野錄》中《近世諸體書》一節(jié)稱:”行草則有蔣宣卿、吳傅朋...…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

又,《益公題跋》卷九稱:  ”...…(吳說)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也。'。這里周必大以“韻”觀書,指出吳說書法雖具意態(tài)美,亦不失“圓美流麗”之致,而缺少的恰恰是一種縱任情性,馳驅(qū)心意的狀態(tài)。

與此相類,岳坷引先君(霖)嘗評近世書稱:“公(指吳說)行書如漢武仙臺侍女,飄據(jù)長袖,清嫻俊麗,特患無出世間態(tài)?!贝嗽u甚確,吳書縱然姿媚萬方,終難避塵世之俗也。

統(tǒng)觀吳氏行草書,字法多以羲獻(xiàn)為宗,字尚流麗,行書少連帶,行氣疏朗,點畫干凈峻整,草法輕靈,晚歲點畫沉實,結(jié)體趨扁,略有北海遺意。如果說周、岳二人對吳說行草書的評價只是宏觀闡述的話,那么啟功先生的論說則更為明確具體:“(吳說)行書手札流傳不及十通,字字精妙!遂謂之為有血有肉之閣帖,具體而微之羲獻(xiàn),寧為過譽乎?!?/p>

先生從吳氏作品的實際狀態(tài)著眼,據(jù)理分析,依先生所言,吳說師法閣帖,卻不為刻帖所囿,其能透過板滯刀鋒尋其書寫筆意,并以筆發(fā)之,可謂善學(xué)也,故“遂謂之為有血有肉之閣帖”一語甚當(dāng)。

△吳說《明善宗簿帖》(又稱《簡諒帖》)紙本行草書 23.9×38.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現(xiàn)存吳說行草書作品多為尺犢手札形式,尺犢書法由來已久,自漢始?xì)v代不乏精于此道者,至宋更是名手佳作層出不窮,其最能表意達(dá)情,隨心所欲,寫來自如灑脫,工拙更在其次。傅朋行草作品多是朋友間的往來信函手札,這種不是作為創(chuàng)作的書寫形式最能體現(xiàn)作者心性才情,也是傅朋書法藝術(shù)水平的絕好體現(xiàn)。

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的《下車帖》,刊于《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觀此件作品,通篇氣息疏朗自然,落落大方,行筆一絲一不茍,雖為行書卻“不激不厲風(fēng)規(guī)自遠(yuǎn)”,可謂吳氏上乘之作。

若與《門內(nèi)星聚帖》的筆力外露,氣息不暢相比,此帖尤顯落筆穩(wěn)實,筆法圓勁,亦不失風(fēng)骨!若與《明善宗簿帖》比觀,《下車帖》則舒暢之氣自然流于字里行間,后者則更為唐法所囿,略欠天趣。

△吳說《下車帖》 縱29.5厘米;橫39.6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同為吳氏尺犢書法《申福帖》卻是另種面目,趙構(gòu)稱賞吳說的“雜體”于此可見。據(jù)《唐六典》卷四 “禮部尚書侍郎”條規(guī)定:“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xùn)話,兼會雜體者為通?!彪s體,即草、行之類?!?/p>

傅朋此帖集正、行、草、諸體于一紙,極盡字體變化之能事,時而端莊文雅,筆斷意連,時而縈帶連屬,敬側(cè)有姿,時而又筆走龍蛇,悠肆雄放。作者以意馭筆,筆端寓情,既不失優(yōu)雅,又率真有余,一氣呵成,效果頗佳。加之諸體兼?zhèn)洌煮w的變化豐富了作品的表現(xiàn)力,讀來饒有趣味??芍^吳氏書法之佳品。

吳氏行草書對后世影響很大,僅在南宋當(dāng)朝就有多人取法于他,元代書法承南宋之遺緒,我們可以從趙孟頫的行草手扎中窺得其受傅朋書法之影響。在筆畫和結(jié)體兩方面均有體現(xiàn),如捺畫書寫時向右下方重按伸展,字的結(jié)體稍高,雖說吳、趙二人在取法上有相近之處,但二者在先后承繼上難脫干系。

傅朋亦善楷書,岳坷在跋《吳傅朋書簡帖》中稱”今帖小楷尤清偉可觀者“,后贊曰:”小書楷則本晉人,降而唐世體益真。妙趣要識筆有神,行行清妍雜奇?zhèn)?,奇為精神楷為體,吳君筆力備諸此。“

△趙孟頫 尺牘

依岳坷所言傅朋楷書兼?zhèn)鋾x唐楷法,此評可謂甚高,實與”贊“體論書有關(guān)。又,董其昌《跋吳傅朋書》中稱:”昔人稱’吳說真書為宋朝第一',今觀所書《九歌》應(yīng)規(guī)入矩,深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為閣筆,嘆賞不虛也。

董玄宰為明季書法大家,其本人小楷精能,冠絕一時。董氏此評,足見其對吳說楷書信服欽佩之意。于此相比,翁方綱的評價則更為簡單扼要,著實可信:“(吳說)在宋書家中最工楷法者。”

現(xiàn)存吳氏小楷作品《獨孤僧本蘭亭跋》,此作僅存寥寥數(shù)字,卻可洞見吳氏小楷之精妙所在。亦如啟功先生所評:“字若蠅頭,筆如蚊腳,而體作鐘惑,雅有六朝之韻?!?/p>

該帖用筆精工至極,毫厘不爽.點畫勁健有力,提按頓挫分明;字形稍扁,且字右捺及戈畫均向右下方略作伸展,使得重心下移,穩(wěn)中求妍。此帖在章法的處理上,吳氏有意拉開字距,而行距更為夸張,這樣處理使整幅作品布白空闊,疏朗有致,字里行間給人們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可謂得章法之新意。以此觀之,吳氏小楷確有不凡之處,在南宋諸家中罕有與其比肩者。

△吳說《慶門星聚帖》

吳氏兼善諸體,除游絲書、行草書、小楷外,榜書亦有可觀。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下《仙佛》有這樣的記載:“北關(guān)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救賜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頗失書體。其右廉有右觀音殿,亦傅朋書?!?/p>

既然是“救賜”,必奉皇帝之命,可以推想?yún)钦f在當(dāng)時題寫匾額不在少數(shù)。而“頗失書體”恰恰說明了傅朋所題匾額未能盡如人意,其由小字“展而大之”,此絕非題寫榜書之法,也就是說以小字之法書寫大字,絕不可觀。無獨有偶,董其昌亦有類似經(jīng)歷,“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

由此可見,題寫榜書非一般伏案弄翰,米芾曾言:“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p>

這里米芾所題榜書,重在氣勢貫通,筆筆相生,渾然一體。米、吳二人雖同為遠(yuǎn)師魏晉,近取唐法,而米南宮書法之”風(fēng)墻陣馬,沉著痛快“,于吳傅朋書作中卻難以見到,榜書亦重在字之體格,如李溥光所言:”大抵大字如王者之尊,冠冕儼然,有威嚴(yán)端厚之福相也。倘犯粗俗飄敬之態(tài)者,即小人顛沛之狀,豈足觀哉!“

若以此比觀傅朋所書,恐多有不備。故周密稱其題榜  ”頗失書體“便不無道理。吳說的榜書題匾今未見,我們只能根據(jù)文獻(xiàn)記載加以認(rèn)識。虞集在《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中對吳說榜書有明確的描述”予過豫章見滕王閣匾,吳傅朋公所題也。徘徊顧瞻,嘆其深穩(wěn)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tài)。“依虞集所述,其曾親見傅朋題匾,字體端莊潤雅有別于近時俗體。

作為南宋初年書壇翹楚,吳說書法頗得時人及后代關(guān)注,可吳氏本人并沒有留下專門的書學(xué)論著,我們只能從其存世的書法作品中析理一二。傅朋書法慕追鐘王,力取晉韻,以此而論,絕非南宋其他習(xí)王者可以比類,亦如曹寶麟先生所言:”純粹從承繼王氏書風(fēng)的角度來看,吳說的深入程度稍勝蔡襄和薛紹彭,比之高宗更遠(yuǎn)出其上?!?/p>

雖說其書偶有唐宋筆意,但取法乎上,立足魏晉仍是主流,這也代表了以吳說、趙構(gòu)為首的南宋初年書法的復(fù)古風(fēng)尚。另外吳氏兼善諸體,是其師法廣博書學(xué)思想的體現(xiàn),僅以此比觀南宋諸家,恐尤有不及,這在南宋初年確屬難能可貴。

當(dāng)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吳氏書法成就的同時,也應(yīng)看到由于其書法是繼承有余而創(chuàng)新不足,自家面目總是因囿而止,未能明顯。于此我們不能把原因只推到吳說個人身上,而要考慮時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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