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分析劉賀墓漆笥、漆盾所書銘文的基礎上，結合相關簡牘資料與考古發(fā)現(xiàn)的漆器實物，探討了漢代漆器的價格及生產(chǎn)、消費、貿(mào)易等問題。漢代漆器主要存在兩大定價體系，即中央及諸侯國工官體系與市場體系，前者漆器生產(chǎn)基本不考慮市場因素，產(chǎn)品也極少投放市場，對漢代漆器的市場貿(mào)易影響很??；后者以民營漆工作坊為主力軍，也包括部分郡縣官辦漆工場，其生產(chǎn)以市場為導向，產(chǎn)品定價合理，是消費和貿(mào)易的主體。漆器是漢代大宗日用消費品，社會需求旺盛，生產(chǎn)規(guī)?？捎^，在當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對外貿(mào)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關鍵詞：劉賀墓；漢代漆器；價格；生產(chǎn)；貿(mào)易
論及漢代漆器之珍貴，人們首先會想到西漢桓寬《鹽鐵論》的相關記載，諸如“野王纻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等。此類描述，文學色彩濃厚，論述多大而化之，很難給人以量化概念。漢代漆器的真實價格和地位如何一直是學界關注和考索的問題。近年，南昌新建?；韬顒①R墓中出土的漆笥、漆盾上書寫著關于其制作用料及所耗工費等信息的銘文[1]，這為今人了解漢代漆器的價格問題提供了難得線索。資料披露后，曾有多位學者就此展開研討，取得可喜成果[2]。筆者不揣冒昧，結合以往發(fā)現(xiàn)及相關史料，就其反映的漢代漆器成本和價格再作探討，兼及考察漢代漆器的生產(chǎn)、消費及貿(mào)易等問題，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劉賀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繼立為昌邑王，元平元年（前74年）被擁立為皇帝，不久即被廢黜，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又被封為?；韬?，直至神爵三年（前59年）病世。劉賀雖丟掉帝位，卻仍保有原昌邑國的財產(chǎn)，其墓中隨葬2000余件漆器不少就來自于昌邑國官營漆工場，漆書銘文的漆笥、漆盾亦如此。劉賀墓共出土木胎漆笥31件、漆盾40件，惜因早年盜墓破壞，僅余漆皮殘片及個別構件。漆笥內(nèi)涂紅漆，器表髹黑漆，上以朱漆書銘文，整理發(fā)現(xiàn)書有“昌邑九年造”（前79年）和“昌邑十一年造作”相同銘文者分別為17件和14件[3]?！熬拍暝臁斌樱∕1∶34）銘文凡5列37字作：私府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一升六蘥（龠），丹臾、丑布、財用、工牢，并直（值）九百六十一。昌邑九年造，卅合。“十一年造”笥（M1∶668）銘文凡5列40字作：私府丹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二升七蘥（龠），丹猶、丑布、財物、工牢，并直（值）六百九十七。昌邑十一年造作，廿合。盾（M1∶528）柄髹黑漆，表涂紅漆，上以黑漆書銘文作：私府丹畫盾一，用漆二升十籥（龠），膠荕（筋）、丹臾、丑布、財用、工牢，并直（值）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上述銘文體例基本一致，首先標制作單位“私府”和器物名稱，再注明用漆（生漆）的數(shù)量，以及其他各項成本支出——朱砂（丹臾、丹猶）、粗麻布（丑布）、木料及工具等損耗（財用）、工價（工牢），并列出具體金額，最后標注制作時間和每批制作數(shù)量；漆盾因其特殊性，較漆笥多用了“膠筋”材料。通過銘文可知，坐落在今山東巨野的昌邑國漆工場，于昌邑王劉賀九年生產(chǎn)了30件漆笥和20件漆盾，十一年又制作了20件漆笥。銘文披露了相應的用漆量，其中“九年造”笥為一斗一升六龠，“十一年造”笥為一斗二升七龠，盾為二升十龠。《漢書·律歷志》：“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睗h代一升約合今200毫升，以此計算，它們分別約合今天的2260毫升、2470毫升和500毫升。因每批笥及盾的銘文皆相同，故所標注的用漆量當針對整批器而言——發(fā)掘簡報介紹盾“長34、寬15厘米，重1635克”，其重量當為所余漆皮（含麻布及漆灰等）之重，結合現(xiàn)代漆工經(jīng)驗，可明確“一斗一升六蘥（龠）”等指單件器的平均用漆量。銘文介紹“九年造”和“十一年造”笥分別“并直（值）”961錢、697錢，“九年造”盾則為553錢。這些花費是否為它們的全部生產(chǎn)成本？學者們普遍認為，這其中不包括用漆成本。誠然，“兗、豫之漆絲絺纻”（《鹽鐵論·本議》）頗負盛名，昌邑王室當有充足漆料儲備，可直接調(diào)撥供應，故只需標注領取數(shù)量即可。然而，“十一年造”笥單件用漆量增加一升多，制作成本卻大幅下降，實在有悖常理，亦反證生漆成本未計其中。依用漆量情況，銘文中所列錢款很可能也是單件的成本支出，學者們多持此說。不過，這三批漆器的工藝與裝飾并不復雜，所用材料中僅朱砂需要從外地購買可能稍貴一些，其他皆極普通，故所標示的價格亦有可能為整批的總價。如換算成單件成本，“九年造”笥約32錢，“十一年造”笥約35錢，兩者價格相近——它們制作時間僅相隔一年，原材料及工價等生產(chǎn)成本應無多大變化，“十一年造”笥用漆量增大、工時等相應增加卻用錢大幅下降，似乎在此能夠得到更好解釋。再者，盾不僅輔材增加，還多了描飾——“畫”的工藝環(huán)節(jié)，竟然較同一年制作的笥“并直（值）”少了408錢，幾近一半，顯然不盡合理。若以盾單價約28錢計，兩者差距已不再那么懸殊。因此，我們尚不能排除“并直（值）”指整批漆器總價的可能。關于漢代漆器制作中用料最多的生漆，其價格文獻失載。約成書于東漢前期的《九章算術》，以數(shù)學題的形式記述購買一斗漆需花費約345錢[4]，但今人已無法確知它是算書中虛擬的價格還是真的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也無從分析其所述漆價的時間、地點，只能略作參考。漢代漆工的工價亦如此，可參考的資料寥寥?！稘h書·溝洫志》載漢成帝年間發(fā)卒治黃河水患事，如淳注稱“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表明西漢末壯工一般每月工價2000錢。居延漢簡E.P.F22：1～36《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中記載東漢建武三年（27年），“時市庸平賈大男日二斗，……市谷決石四千”等內(nèi)容[5]，顯示當時成年男子每月工價谷六石，折合24000錢。此記載發(fā)生的建武二年之時，新莽末期幣制改革失敗造成的混亂在居延一帶尚未結束，物價飛升且波動劇烈[6]，而西漢后期“居延米谷價，每石皆在百錢左右，與《漢書·趙充國傳》所云：'今張掖以東，粟石百余’相合。” [7]故其價格含有嚴重的通脹因素。如按正常年景的谷價折算，普通壯工每月工價當在千錢以內(nèi)，較內(nèi)陸要低。昌邑國漆工場內(nèi)的工人有工種之別、技術高下之分，他們的工費亦有差別，恐怕熟練工人應該比“平賈”要高得多。通過對劉賀墓漆笥、漆盾銘文的分析，我們現(xiàn)在仍無法了解它們的制作成本——如全面統(tǒng)計，除生漆成本外，還需考慮這些官營漆工場的管理、運營成本；如對外銷售，除滿足一定利潤外，還需考慮運輸、包裝等環(huán)節(jié)的成本。如果以漆笥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的成本為961錢、697錢計，其單件售價當十分驚人；即使以32錢和35錢計，恐怕也要在千錢左右甚至更多。當時蜀郡、廣漢兩工官生產(chǎn)的更豪華的釦器，材料成本和管理成本更高[8]，再長途跋涉輸往首都長安及京畿地區(qū)，天價自然是免不了的——《鹽鐵論》中稱“一文杯得銅杯十”，如以通體光素的普通銅耳杯論，恐非虛言。兩漢之際的桓譚在《新論·譴非》中稱：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為四十余萬萬。吏俸用其半，余二十萬萬藏于都內(nèi)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yǎng)諸賞賜。西漢后期漢帝國一年百姓賦錢收入僅40多億，下轄考工、供工等的少府年收入竟可達83億，其絲綢、漆器等類產(chǎn)品對外銷售盈利之豐亦可見一斑。漢代官吏的薪俸問題較為復雜，不同時期也多有變化，這里不作討論，僅以居延漢簡所記略作參考。當時居延戍邊官吏中等級最高的居延都尉月俸12000錢，次一等的右候、候月俸6000錢；低層官吏則普遍月俸不高，佐史最高的900錢，最少的僅366錢，嗇夫720錢，而大多數(shù)隧長月俸在600錢左右[9]。單純從薪俸而言，如果消費幾件昌邑國漆工場生產(chǎn)的漆器，恐怕居延都尉都不免咋舌。漢代漆器的生產(chǎn)機構，可粗略區(qū)分為四類：等級最高的當屬考工、供工等中都官工官，以及中央出資并管理的蜀郡、廣漢工官等所轄漆工場；其次為昌邑王國“私府”及江都王國“南工官”這樣的諸侯國所屬漆工場；第三類為各郡縣的官辦漆工場，已知此類漆工場的產(chǎn)品標記類銘文有“鄭” “成” “蕃禺” “布山” “莒” “東陽” “房陵”等，以及長沙國所屬門淺、醴陽、辰陽、零陽等各縣，它們主要依靠當?shù)刭Y源組織生產(chǎn)，規(guī)模、工藝水平等較前兩類要遜色，但生產(chǎn)成本、管理成本等也要低不少；第四類則是遍布各地、數(shù)目繁多的民營漆工作坊。劉賀墓漆笥、漆盾銘文反映的是漢代諸侯王國所屬漆工場產(chǎn)品的價格，其他類機構特別是民營漆工作坊的產(chǎn)品價格又是什么情況呢？目前這方面資料相當匱乏，僅湖北荊州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及居延、敦煌等地出土漢簡中有零散記錄，而且其中有些是否為漆器尚難確定。鳳凰山10號墓墓主為五大夫張偃，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墓中所出F類簡中有多支記有付五翁伯笥、枲等一類物品的情況[10]，如簡118“九月四日付五翁伯枲一唐卅，笥三合，合五十四，直百六十四”，簡119“九月七日付五翁伯笥二合，合五十四，直百八”。笥以合為單位，單價大都為54錢，僅簡120記“合五十”。以價格而言，其當為漆笥而非普通竹笥。簡文未記付出漆笥的人是誰，“從情理推測，這個人應該就是墓主。也許這些東西是墓主經(jīng)營的家庭手工業(yè)的產(chǎn)物，交給別人是準備出售的” [11]。居延漢簡中部分簡記錄了當?shù)夭疾⒁挛?、席等日用品的購銷情況，其中包括卮、杯、笥、篋一類漆木制品。因漢代居延地區(qū)活躍著“木工” “作席” “作繩”等手工業(yè)者，有些或許只是普通木器，能夠確認漆器的可能只有個別竹簡上所記之“赤卮”，即髹紅漆的卮。例如，居延漢簡508.8載“赤卮五枚，直二百五十” [12]，每件卮50錢；額濟納漢簡ESC∶92載“赤卮一，直一百” [13]，其時代當為西漢末及新莽年間，單件卮價值百錢。至于居延漢簡E.P.T48∶150“卮五枚，直廿三” [14]、敦煌漢簡2453“杯六，直百廿”及簡2258“□出錢四十八，笥十” [15]、居延新簡EPT40∶152“賣篋二，直三斛二升” [16]等記載，是否涉及漆器還需鑒別，但可看出它們普遍價格不高。價格高昂的為《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所記“大笥一合直千”，當如前文所述“市谷決石四千”一樣，屬特定時期的特例。從南郡（荊州）到居延，雖一為內(nèi)郡，一為邊地，時代早晚亦不同，如拋開個別特例不談，似乎西漢時民營漆工作坊產(chǎn)品一般單件價格幾十錢，且相對穩(wěn)定。以居延等西北邊地低層官吏的月俸而言，消費一件自外地長途販運而來的漆卮雖有點奢侈，但難度也不算太大。與同時期其他產(chǎn)品相比，漆器如此價格應該算是相當合理。荊州鳳凰山10號墓F類簡記載當時一契枲即一束麻亦值七錢，一件漆笥不過七八束麻而已。江蘇儀征胥浦101號墓下葬時間為元始五年（5年），墓主朱凌為身份較低的小地主，其弟從江都、廣陵等地取喪禮錢物“凡值錢五萬七千”，其中“縑二匹值錢千一百” “布六丈褐一匹履一兩凡值錢千一百卌” “長繡一領值錢三百”等[17]。與這些織物相比，漆器要便宜得多。透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漢代漆器存在著兩類價格，當有著不同的定價體系。中央及諸侯國興辦、管理的官營漆工場管理規(guī)范，生產(chǎn)體系完整，工藝水平高，用料講究，成本自然不菲；為追求特殊效果，甚至往往不計成本。以其機構性質(zhì)，以及出土漆器的情況看，它們所制漆器更多的還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投放市場的量應相當有限。考工、供工及蜀郡、廣漢兩工官所產(chǎn)漆器，更因其貴重、難得而常被用作賞賜之物，湖南永州、江蘇邗江、貴州清鎮(zhèn)、甘肅武威、河南杞縣及蒙古諾顏烏拉、朝鮮平壤等多地出土的“乘輿”銘漆器[18]，皆為明證。因成本高企，進入市場的這部分漆器自然定價高昂，而且只有這樣，才能體現(xiàn)其尊貴與難得，就像當今某些特供商品一般。郡縣官辦漆工場的產(chǎn)品不僅要滿足自身需要，更要服務上級——長沙廟坡山漢墓墓主為某一劉氏長沙王王后，其出土漆器相當一部分為長沙王國所屬各縣漆工場的產(chǎn)品[19]。不過，從“成市”及“東陽”等銘文漆器大范圍出土情況看，這些郡縣官辦漆工場對市場也相當重視，其產(chǎn)品主要面向各級官吏及部分地主和富商。它們?nèi)绾味▋r，目前不得而知，推測應以制作成本為基礎再加上一些利潤構成，當較前兩類機構更注重市場導向，售價應較為合理，否則難以大量銷售，搶占外地市場更無可能。漢代民營漆工作坊，普遍以家庭手工業(yè)生產(chǎn)為主，以產(chǎn)品質(zhì)優(yōu)價廉為生存之道，產(chǎn)品定價當以市場為核心。當然，東漢時豪強大族興辦的漆工場要特殊一些。因此，漢代漆器的市場定價至少存在兩大體系，即中央及諸侯國工官體系與市場體系，前者的漆器生產(chǎn)基本不考慮市場因素，產(chǎn)品也極少投放市場，對漢代漆器的市場貿(mào)易影響很小；后者以民營漆工作坊為主力軍，也包括部分郡縣官辦漆工場，它們的漆器生產(chǎn)以市場為導向，產(chǎn)品定價合理，有些普通商品甚至相當?shù)土?/span>現(xiàn)有考古成果顯示，漢代漆器的出土地點不僅遍及全國絕大多數(shù)省、市、自治區(qū)，甚至還遠及海外，而且出土數(shù)量及在隨葬品中的比例皆較戰(zhàn)國及秦代大幅提升。湖南長沙望城坡“漁陽”墓、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劉非墓及?；韬顒①R墓等漢代高等級墓葬，雖遭盜擾，但出土漆器動輒幾百件，有的甚至達兩三千件之多，而戰(zhàn)國早期諸侯國國君的曾侯乙，如不計兵器附件等，墓中隨葬漆器不過200余件。與此同時，漢代下層官吏及中小地主的墓葬也普遍隨葬漆器，有的還相當可觀。邗江胡場5號墓墓主王奉世卒于宣帝本始三年（前73年），生前只是小吏并“有獄事”致非正常死亡，仍隨葬生活用具、樂器及兵器等各類漆器60余件[20]。儀征胥浦101號墓亦出土耳杯、盤、碗、奩、勺、魁、案等漆器20件。更重要的是，部分漢代庶民墓也出土漆器，擁有漆器的社會階層較以往明顯擴大。據(jù)陳振裕先生統(tǒng)計，湖北、安徽、山東、四川、北京、遼寧等多處地點發(fā)現(xiàn)的漢代庶民墓，皆可見隨葬漆器現(xiàn)象，每墓以一件居多，個別的兩三件、三四件，大都為盛食器[21]。因此，《鹽鐵論·國疾》又有“常民文杯畫案”之語，稱漢代普通百姓日常也使用髹飾精致的漆器。結合漆器出土情況，可明確漆器在有漢一代絕對是大宗消費品，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及生產(chǎn)的諸多方面。人們依自身財力狀況，選擇不同檔次的漆器消費。作為大宗日用消費品，漢代漆器生產(chǎn)格外興盛。湖北云夢、荊州及四川成都、安徽無為等多地西漢初年墓葬中出土的漆器顯示，因材料易得、制作簡便、社會需求量大，漢初漆器生產(chǎn)便迅速恢復，并與冶鐵、制陶等成為最早快速發(fā)展起來的幾個手工業(yè)部門之一。下葬年代可能為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的沅陵虎溪山1號漢墓（墓主為沅陵侯吳陽），隨葬漆耳杯上可見“沅五十三” “沅百一十五”等字樣[22]，表明沅陵侯一次安排制作耳杯至少百余件。江都王劉非墓雖已被盜，仍出土漆器500余件，其中包括同年同月生產(chǎn)的“南工官”銘漆耳杯90件[23]。另，邗江王家廟劉毋智墓出土9件素髹耳杯，杯底除有“郃陽侯家”烙印外，還刻“千二” “吳家”字樣[24]。此“千二”銘的風格及書寫位置有些特殊，尚難確定為成批漆器的編號。如是，則至遲惠帝初年的郃陽侯（即劉濞之父劉仲）府一次訂制漆耳杯則達千件以上！這些皆表明，西漢前期諸侯國及部分列侯所屬漆工場生產(chǎn)規(guī)模相當可觀。蜀郡、廣漢等工官的漆工場，自然產(chǎn)量更大。湖北、江蘇、安徽等地出土的烙印、刻劃“宦里大女子驁” “千金里” “廖” “黃氏”一類銘文的漆器，顯示西漢前期民營漆工作坊同樣十分活躍。武帝時期，社會長期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消費觀念發(fā)生急劇變化，全社會對漆器的需求大幅增加。漢帝國境內(nèi)各地各民族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密切，統(tǒng)一的市場已具雛形，加之水陸交通改善，漆器制品及生漆等材料得以在更廣闊的地域流布。這些都極大推動了漢代民營漆手工業(yè)的發(fā)展。揚州及周邊地區(qū)出土的西漢后期漆器，琳瑯滿目，種類繁多，富有特色，這里的民營漆器生產(chǎn)呈現(xiàn)一派繁榮景象。而且，在以刻銘形式表現(xiàn)諸如“工冬” “工克”一類工匠及作坊名的同時，還出現(xiàn)了印章形式的作坊標記。例如，邗江姚莊101號墓漆黛板底有“日利千萬”印記，文字外分別套圓圈及方框[25]；連云港海州霍賀墓漆食奩，內(nèi)底有長方印章形式的篆體“橋氏”標記[26]；揚州七里甸東漢初年墓漆耳杯上亦有類似篆體“朱”字標記[27]，等等。它們符號性更強，容易為用戶所辨識，無疑是這些漆工作坊需求旺盛、生產(chǎn)規(guī)模加大背景下的產(chǎn)物。生產(chǎn)與消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漢代漆器的分布區(qū)域，已東至朝鮮半島，北達漠北草原，西抵中亞、西亞部分地區(qū)，向南則透過嶺南進入了中南半島，范圍之廣，遠非前代所能比擬。這其中雖有不少屬于賞賜品，但更多的還是緣自貿(mào)易。就當時漢代對外貿(mào)易的重要性而言，漆器尚難與絲織品相比，但也廣受各方喜愛，而且從未被納入官方禁止外銷之列，甚至在對外輸出時，因其純粹的消費品性質(zhì)還有可能得到官方鼓勵。20世紀30年代在阿富汗興都庫什山南麓發(fā)現(xiàn)的包括多件漢代漆器在內(nèi)的所謂“貝格拉姆（Begram）寶藏”，近年來經(jīng)專家研究，確認是公元1世紀一座商站的最后存貨[28]——中國漆器經(jīng)此絲路要沖，遠銷中亞、西亞乃至羅馬帝國。1991年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Ust’-Al’ma遺址出土的漢代漆器殘片則表明，漢代漆器向西最遠已抵達歐洲黑海沿岸[29]。早在西漢前期，四川成都等郡縣官辦漆工場的產(chǎn)品就積極向外拓展市場。荊州一帶的高臺、張家山、鳳凰山等多處漢墓群皆出土有烙印“成市” “市府” “成市草” “成市員”等字樣的漆器[30]；長沙馬王堆1號墓和3號墓隨葬的漆器中，分別有183件和73件烙印“成市草” “成市飽” “南鄉(xiāng)草” “南鄉(xiāng)□” “中鄉(xiāng)□□”一類銘文[31]，它們皆為成都及其下屬某鄉(xiāng)市府漆器作坊產(chǎn)品，涉及鼎、匕、卮、耳杯、盤、匜、奩等諸多品類。蜀郡成都的產(chǎn)品已不再局限于成都平原地區(qū)流通，而是成功搶占原屬咸陽等地漆工場傳統(tǒng)市場的江漢平原地區(qū)，并進一步拓展至湖湘地區(qū)。這些產(chǎn)品大批量流入千里之外的富豪之家，既顯示漢初商品貿(mào)易的發(fā)達，也突顯成都地區(qū)漆器的受歡迎程度。不久之后，漢王朝在成都設蜀郡工官并由中央直接管理，絕非偶然。正如當時諺語所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史記·貨殖列傳》），民營漆工作坊的產(chǎn)品主要供應本地市場。西漢后期，隨生產(chǎn)規(guī)模擴大，它們的市場影響力也在提升，“中氏”作坊的漆器同時出現(xiàn)在相距數(shù)百里的邗江胡場5號墓與連云港海州侍其繇墓中[32]，即是鮮活的實例。東漢時，參與漆園經(jīng)營與漆器制造的豪強大族日益增多，《后漢書·樊宏傳》記載光武帝的舅舅樊宏種植漆樹，“貲至巨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豪強大族還以其政治影響力與官營漆工場合作，參與漆器的生產(chǎn)與貿(mào)易，這些特殊的民營漆工場實力強，市場占有率更高。平壤樂浪王盱墓隨葬兩件永平十二年（69年）漆盤，均自題“蜀郡西工”和“盧氏作” [33]，其中一件內(nèi)底中央朱漆書銘文一行：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夾纻，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表明它們由官營的蜀郡西工監(jiān)制、民營的“盧氏”漆工場具體承制[34]。以“蜀郡西工”為號召，“盧氏”一次生產(chǎn)漆盤1200件，還成功將部分產(chǎn)品行銷到遙遠的朝鮮半島，當非普通民營漆工作坊可及。其實，早在西漢末，主造乘輿漆器的蜀郡工官就已有所變化。梅原末治曾著錄一件出自平壤樂浪漢墓的元始二年漆案，案板背面朱漆書銘文兩行，僅存上半部，作：體例及內(nèi)容與同時期蜀郡、廣漢兩工官銘文的固定格式不同，還有“宜子孫”一類吉語，產(chǎn)品當專供市場。官營工場優(yōu)勢固然突出，但機構膨脹、效率低下等自身難以克服的種種弊端自古有之，以至于東漢章帝恢復鹽鐵官營制度后僅僅數(shù)年便悔之不迭[36]。蜀郡、廣漢兩工官漆工場也當問題多多，終致元興元年（105年）鄧太后敕令“蜀漢釦器、九帶佩刀，并不復調(diào)。”西漢末蜀郡工官漆器透露的細微變化，或許是其日常運營壓力之下被迫將目光投向市場的一種反映。不過，自我革新很難，直到元興元年“斷奶”后才又一如從前——三國時，安徽馬鞍山、湖北鄂城等地吳墓仍出土有“蜀郡作牢”等銘文漆器。“宜子孫”一類吉語，早在西漢前期即已出現(xiàn)在漆器上。例如，長沙馬王堆漢墓漆器書“君幸酒” “君幸食”一類內(nèi)容；盱眙東陽小云山1號墓漆器書“壽萬歲，宛樂未央，人符（富）貴” “巨田萬歲” [37]，等等。此類吉語在西漢后期更為多見，有的還兼具廣告性質(zhì)，甚至還有像邗江姚莊101號墓漆黛板那樣將“日利千萬”一類吉語用作產(chǎn)品標記的情況。目前發(fā)現(xiàn)的東漢漆器上的吉語及廣告內(nèi)容更顯直截了當，如平壤樂浪漢墓出土漆器有“利王” “王大利” “王氏牢” “番氏牢” “三丸行” “堅”等字樣，較西漢時“略輸文采”。不過，這種文辭的通俗化，也恰恰說明當時民營漆器作坊產(chǎn)品在社會中下層及庶民階層大量行銷。還需說明的是，在交通工具簡陋、長途運輸多有不便的漢代，對外貿(mào)易的商品應具備體積小、質(zhì)量輕、價格高等特點。較之絲綢、銅鏡等類商品，漆器有不少弱點，特別是運輸途中需嚴防擠壓磕碰，頗顯嬌貴。然而，中國漆器仍然能夠通過陸上及海上絲路遠銷多地，當與其采購成本低使長途販運利潤仍然可觀有關。總之，漆器是漢代大宗日用消費品，在當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對外貿(mào)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各地民營漆工作坊與部分郡縣所屬官辦漆工場，是漢代漆器市場貿(mào)易的主體，特別是民營漆工作坊數(shù)量多，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面向市場，使?jié)h代漆器的價格得以長期保持相對合理水平。正由于這些，漢代漆器手工業(yè)發(fā)展迅猛，工藝水平全面超越前代，中國漆工藝從而步入巔峰時代[38]。附記：有關漆器制作工藝等方面內(nèi)容，得到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黃有志先生及荊州博物館賈漢清先生的指導和幫助，特致謝忱！（作者：蔣迎春，保利藝術博物館。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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