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子昃劍現藏于長江文明館，劍格及劍首鑄有銘文28字，器主很可能為一代曾侯。該劍面世后便有學者對其銘文進行了考釋[1]，其后又被著錄于《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中[2]。不過以往曾國青銅器中從未見過獨立的劍類器，流散的曾侯子昃劍真?zhèn)尉鸵诪槿怂?。最近我們受長江文明館委托，在對該劍進行目視觀察的基礎上，運用X射線探傷、體式顯微鏡拍照等方式對其進行了檢測。在此對劍的形制、銘文、鑄造工藝、年代等若干問題予以刊布和分析。
一
曾侯子昃劍通長67.2、劍身最大寬度4.9厘米；劍格寬5.1、厚0.26厘米；劍首直徑4.1厘米。重1143克。劍身在近鋒三分之一處束腰，略擴寬后漸收至鋒尖。中脊線隆起，兩從斜弧。劍格為菱形薄格，劍莖呈喇叭形，近首端半中空，圓莖帶兩道凸箍，圓盤形劍首。劍身通體光素，無明顯銹蝕痕跡。刃部可見細微的鋸齒狀缺口，這是戰(zhàn)國劍上常見的使用痕跡。劍莖圓形凸箍表面裝飾有細密的夔紋，夔紋以凸弦紋組成，弦紋凹入部分殘存有綠松石片。
劍格正、反兩面皆鑄有銘文，正面為重復出現的8字，“曾侯子昃，曾侯子昃”。反面亦為重復出現的8字，“自作用劍，自作用劍”。兩側的銘文，都是從劍脊起讀。比如，兩個“曾”位置相鄰，而兩個“昃”字各在銘文區(qū)兩端。劍格銘文共計16字，單字寬度僅為2毫米（封三；圖一）。
曾國銅器銘文中的稱謂較為復雜，尤其是“曾子”，高者可以繼位曾侯，低者僅為低等貴族，此前已有多位學者對這一問題予以討論[5]。在目前所見的曾國青銅器銘文中，曾國國君多稱“曾侯”，如曾侯諫、曾侯犺、曾侯寶、曾侯昃、曾侯乙等[6]。曾侯之子稱“曾公子” “曾大子”，如曾太子盤殷鼎[7]，曾公子棄疾鼎、甗、壺、缶、斗等[8]。此劍劍格銘文“曾侯子昃”采用了“曾侯＋子＋私名”的命名方式，或可理解為曾侯之子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劍首環(huán)列12字錯金銀鳥蟲書銘文“昃乍自之，吉玄鋁，侯曾劍之用?！辈苠\炎先生指出其有簡省、訛誤之處，正確的語序應當釋讀為：昃自乍（作）之，吉[金]玄鋁，侯曾劍之用[9]。若此說成立，則劍首銘文可表明該劍器主為一代國君——曾侯昃。同時，我們將襄陽梁家老墳所出曾侯昃戈上錯金鳥蟲書銘文與此劍劍首相同銘文的字型輯出，予以比對（表二），可見“曾” “侯” “之” “用”四字字形基本一致，只是曾侯子昃劍上“昃”字的寫法較為獨特。
依據劍格與劍首銘文，我們基本可以判斷該劍器主很有可能與歷史上一代曾國國君——曾侯昃屬同一人。但鑄造該劍之時，器主已繼位成為國君或尚屬曾侯之子，則有待討論。
三
曾侯子昃劍器形簡潔，但制作工藝復雜，其環(huán)節(jié)大體可分為鑄造劍身以及鑄接劍莖劍箍、制作銘文、嵌錯銘文和鑲嵌綠松石、打磨處理器表等。
1.澆鑄劍身及鑄接劍柄。X射線探傷檢測和肉眼觀察表明，曾侯子昃劍是先鑄劍身，再鑄接劍格及其以下的劍柄部分。
以上現象說明，鑄造劍身→在劍身上鑄接劍柄→在劍莖上鑄接劍箍，為曾侯子昃劍的鑄造工序。這樣的工序，也是戰(zhàn)國時期帶箍與首青銅劍的典型形式。
2.制作銘文。曾侯子昃劍劍格和劍首銘文形態(tài)不同，其中劍首銘文錯金銀是在整劍鑄造工序之后再完成的，這里先討論銘文字形的制作。
青銅兵器銘文常見鑄銘和刻銘兩類[15]，其中鑄銘是鑄造之前在陶范或模上制作，字口陡直但筆道婉轉，刻銘是在器物鑄造出來后，用刻刀等工具在器表進行刻或鏨出，刻銘字口細淺，筆道光滑。因此，鑄銘和刻銘較容易區(qū)分。曾侯子昃劍格上銘文為陰文，字形雖細小，放大可見婉轉的筆道，其底部高低不平（圖一），顯然是鑄銘。劍首銘文因為錯金銀而無法觀察其字口，但錯金銀要求嵌錯部分陡深以便金銀不易脫落，因此錯金銀都是施加在鑄銘上的。簡言之，曾侯子昃劍劍格與劍首兩個部分銘文均為鑄銘。銘文的年代與鑄劍的年代一致，銘文的制作甚至是在澆鑄之前陶范上完成的。
劍格銘文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曾侯子昃”和“自作用劍”分別在劍格兩面重復出現，每面的銘文相對分布，同時，重復的單字又各有正書與反書的不同。也就是說，兩次出現的同一字，字形不同，且互為反書。其中“曾”“自”兩字看似正書，是因其字形本身為軸對稱分布，其正書與反書字形一致。商至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常見反書現象，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曾國青銅器群中反書銘文就不少，如曾侯諫器上的“諫”和曾侯小方鼎上的“侯”多見反書[16]。曾侯子昃劍劍格兩面的銘文識讀方向相對，書體相反，這是頗為精心的設計，但又并不是簡單的鏡像，同銘而不同的字形說明并不是從同一塊字模上翻印而成。
3.嵌錯銘文和鑲嵌綠松石。鑄造工序完成后，分別在劍首嵌錯銘文和在劍箍上鑲嵌綠松石。
曾侯子昃劍首錯金銀銘文工藝是在預留的凹槽內鑲嵌金、銀絲，然后對鑲嵌后的金銀絲表面進行磨錯，使器表在鑲嵌金銀絲后趨于平整光潔[17]。該劍首錯金銀迄今保存較為完好，除個別字局部因銹蝕漫漶之外，銘文主體清晰可見，尚未見金、銀絲脫落于預留的凹槽之內。東周時期青銅器器表鑲嵌的金、銀絲并非牢固不掉，許多器物上均可見錯金銀紋飾局部起翹剝落的現象，如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戰(zhàn)國錯金銀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戰(zhàn)國錯金銀劍、日本美秀美術館藏錯金銀神獸器足、洛陽金村出土戰(zhàn)國錯金銀青銅神獸案足等。正是通過這些金銀紋飾剝落處存在明顯的凹槽，局部起翹剝落等現象證實了這種裝飾工藝是由金銀絲、片填嵌的[18]。
劍首銘文為隔字分錯金、銀，金屬成分檢測數據表明（見表二），劍首銘文中除含有相當成分的金或銀成分外，還含有銅、錫、鉛、鐵等成分。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劍首銘文筆道纖細如絲，寬度約0.2毫米，而手持式熒光光譜儀（XRF）探頭寬度大于銘文筆道的寬度。因此，在對單個銘文進行成分檢測時，儀器探頭檢測區(qū)域覆蓋了錯金銀銘文及周邊的劍體區(qū)域，故在檢測數據上同時呈現出了金、銀以及銅、錫、鉛、鐵等金屬成分。
劍莖上的兩道凸箍裝飾細密的夔紋。夔紋用凸弦紋表示，在夔紋間的凹槽內，殘存有部分綠松石片（圖六）。單片綠松石寬度約1~2毫米，最小的寬約為0.2毫米。大多數綠松石片已經脫落不見，在原本貼有綠松石片的紋飾凹槽中可見殘存的粘合材料。東周青銅劍多在劍格處鑲嵌綠松石，劍箍鑲嵌的例子較少。鑲嵌綠松石有打磨形狀規(guī)整的，更多的則是像曾侯子昃劍這樣細碎且形狀不規(guī)整的細片綠松石。
曾侯子昃劍的制作工序及主要特征在東周時期同類高水平青銅劍中具有代表性，該劍工藝水平也體現了器主的身份等級。
四
曾侯子昃劍的形制特征與器身銘文，成為判斷其年代的重要依據。就形制而言，曾侯子昃劍“一”字形薄格、圓形劍首、劍莖帶雙凸箍的特征，與吳越系青銅劍中的薄格圓莖有首劍較為相似[19]。與之形制接近的青銅劍，包括吳王余眜劍[20]、越王者旨不光劍[21]、吳王光劍[22]、楚王酓璋劍等。相關研究者指出，此類青銅劍的出現年代為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時期[23]。曾侯子昃劍劍格銘文為重復出現的四字，沿劍格中脊對稱分布，劍首鑄以12字鳥蟲書錯金銀銘文。這種鑄銘方式與1974年荊州張家山戰(zhàn)國墓出土的越王者旨不光劍十分類似。而曾侯子昃劍凸箍上飾以細密夔紋，并在紋飾間鑲嵌綠松石的裝飾風格，還可見于越王者旨於睗劍。由此可見，曾侯子昃劍的形制與裝飾風格在均可在吳越及楚地出土的青銅劍上找到來源。越王者旨於睗和越王者旨不光在位時間分別為公元前464至公元前459年、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76年，均為戰(zhàn)國時期。這一方面為我們判斷曾侯子昃劍的鑄造年代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面亦從側面彰顯出曾侯子昃劍器主身份與諸侯國國君相合。
就劍身銘文而言，如前所述該劍的器主很有可能為一代曾國國君——曾侯昃。根據襄陽梁家老墳M11出土曾侯昃青銅戈判斷，該戈長直援、尖鋒的特點表明其年代應為戰(zhàn)國早期，且其內上有雙線勾邊的鳳鳥紋，并鑄有鳥蟲書銘文，均與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楚地青銅戈的特點相合。通過對該劍形制特征、裝飾風格及銘文的綜合分析，基本可以判定該劍的鑄造年代應為戰(zhàn)國早期。
東周時期，吳越地區(qū)青銅劍因其鑄工精良，聞名于世。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時期楚與吳、越交戰(zhàn)、交流頻繁，吳越地區(qū)的青銅劍和鑄劍工藝也隨之傳入楚地。東周時期曾國青銅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強烈影響，帶有明顯吳越系青銅劍風格的曾侯子昃劍，當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生產出來的。在以往出土的大量曾國青銅器中，均未見到劍類器物，這或與考古發(fā)現的偶然性有關，并非為曾國無劍之事實。
附記：文中器物照片由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鄧聰先生、荊州博物館金陵先生拍攝。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