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時期吐蕃應已織造絲綢，都蘭的出土物當含其產(chǎn)品。在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地區(qū)，工藝美術品樣貌常晚于漢地的同類產(chǎn)品，重要原因當為其統(tǒng)治集團喜愛早年受賜物的樣貌，令工匠依樣制作。唐代的絲綢外銷屢遭禁斷，合法的出關主要是馬價絹和賜贈品。或因絲綢為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到元代中葉，朝廷依然禁斷其外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青海都蘭吐谷渾墓群出土的絲綢廣受關注。主要依靠圖案的比對，學人普遍相信，它們大多織造于漢地，少數(shù)產(chǎn)在中亞、西亞。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曾經(jīng)指出，那些被判定為西方織錦的真實產(chǎn)地當在吐蕃本土。本文將要說明的是，都蘭唐風絲綢還應包含吐蕃的產(chǎn)品。
唐代以前，青藏高原并無絲織業(yè)。入唐，情形一變。領有其地的吐蕃與中央王朝兩次和親，既令內(nèi)陸絲綢相繼大批輸入，又開啟了唐朝淵源的絲綢生產(chǎn)。
史稱，迎來文成公主，松贊干布便“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貞觀二十三年（649），他“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王，賜雜彩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并許焉”。對于吐蕃“請蠶種”，唐朝“許焉”，應當格外留意，因為“請蠶種”目的顯然是織造絲綢。單有蠶種，還不能織造，筆者認為在賜予的工匠之中，也該包括繅絲紡織的匠人。60年后，金城公主出降，中宗在賞賜巨額絲綢的同時，又令“雜伎、諸工悉從”。諸工之中，應該也有絲織匠師。至于桑樹，吐蕃顯然早有藝植，否則“請蠶種”、要工匠便毫無意義。而雅魯藏布大峽谷中那棵著名的老桑樹，樹齡有一千多年，在傳說里，是由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手植。有蠶種、有桑樹、還有匠師，條件齊備，吐蕃絲織應當就此發(fā)祥。
都蘭墓葬的主人多為吐谷渾上層，龍朔三年（663），吐谷渾為吐蕃攻滅。既然成為吐蕃的重要邦國，吐谷渾應當受賞不斷；既然在7世紀中葉，吐蕃絲織業(yè)已經(jīng)發(fā)端，因而，此后的都蘭絲綢也該包含吐蕃的產(chǎn)品。既然工匠來自唐土，或者是其技藝傳人，相繼的賜予又在不斷提供漢地的絲綢范例，便應引出吐蕃絲綢與漢地同風，因而，以技術、圖案區(qū)分都蘭唐風絲綢的產(chǎn)地，或許不太可能。
關于都蘭絲綢的織造年代，也久受關注。學人的判斷依據(jù)大抵是圖案，以圖案在漢地流行的時段，推斷都蘭同類絲綢的織造年代。這個方法雖然不為無據(jù)，可惜尚欠周詳。因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藝術現(xiàn)象，即在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地區(qū)，同類產(chǎn)品常常晚于漢地，即樣貌同風而發(fā)展不同步。
以著名的聯(lián)珠圈紋為例。大約在8世紀初，它已被漢地改造，并逐步淡出了中國內(nèi)陸的裝飾。而至敦煌陷蕃的8世紀末到9世紀中葉，它在中國，只流行于敦煌地區(qū)。莫高窟158窟佛枕上的聯(lián)珠立鳥圖案特別著名〔圖一〕，而此窟的開鑿被推定為839年。唐代以后，聯(lián)珠圈紋又曾在遼代風靡，不僅織為錦紋〔圖二〕，還是刺繡的主題〔圖三，圖四〕。自然，這種現(xiàn)象不獨見于絲綢，遼早期的金銀器也往往如此，不少作品的造型更近二百年前的盛唐，如在耶律羽之等墓中的多棱把杯、吐爾基山遼墓中的折肩罐〔圖五〕。
圖一 佛枕聯(lián)珠立鳥紋圖案
中唐 敦煌莫高窟158窟
圖二 聯(lián)珠四鳥紋錦
遼中晚期 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圖三 聯(lián)珠云龍紋刺繡
遼中期 內(nèi)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圖四 聯(lián)珠鷹獵紋刺繡經(jīng)袱
遼中期 內(nèi)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圖五 鳳紋鎏金銀折肩罐
遼早期 內(nèi)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何以同風異步？文化傳播需要時日固然是個原因，但卻只能解釋兩地時差不久的異步，無法說明相去甚久的同風。相去甚久，或許因為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集團喜愛過往受賜物的樣貌，遂令工匠依樣制作。自然，在本文例舉的遼代，還要關注其同西域的聯(lián)系，即吐蕃與契丹同西域的聯(lián)系更多，而聯(lián)珠圈紋與把杯、折肩罐造型的西方淵源早成常識。
大唐絲綢源源外銷早已演為常談。然而，此說不盡符合史實，因為當年的絲綢外銷一再遭遇禁斷，即令在中外交流最頻繁的初唐和盛唐。
李唐立國未久，便禁斷絲綢出關，一旦違反，即獲嚴懲。初唐的《關市令》稱：“錦、綾、羅、縠、綿、絹、絲、布、牦牛尾、真珠、金、銀、鐵，并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易?！睂@個律條，官方做過細致的解說：“從錦、綾以下，并是私家應有。若將度西邊、北邊諸關，計贓減坐贓罪三等。其私家不應有，雖未度關，亦沒官?！睋?jù)以可知，綾錦并非尋常人家可以擁有，武后時代，酷吏侯思止甚至因私蓄錦，被杖殺于朝堂。唐代的綾錦等級很高，可惜這個知識總被忽略。
盛唐時代，中外交通最暢達，但絲綢出關依然犯法。如“開元二年閏三月敕：'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絹、絲、牦牛尾、真珠、金、鐵，并不得與諸番互市，及將入番。金、鐵之物，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不僅絲綢外銷遭禁，就連是否準許番夷使者購買，也常常困擾當?shù)馈埖摹洱埥铠P髓判》由79則盛唐的典型案由與其判詞組成，案由之一為：“鴻臚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顯示了執(zhí)法與待客的兩難：絲綢出關，依律當禁，但使者購買，又于情難卻。張富才華，有學術，干練通達，所撰判詞精彩，其結語為：“聽其市取，實可威于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于中國。宜順其性，勿阻番情?！?br>
唐代，禁止絲綢外銷的律令被長期奉行。晚唐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說，在中國，“顯宦高官穿的都是豪華的絲綢衣料。這種絲綢，因為沒有取得中國人的許可，還不能運到阿拉伯各國去，而且要價高得沒個譜”。此言出自求利的商人，不免夾帶經(jīng)濟的盤算，但由此也可以獲知，晚唐仍舊禁止絲綢外銷。
盡管外銷屢遭禁斷，但唐土以外，中國絲綢仍大量出現(xiàn)。其中，走私出關者不少，合法的輸出也有，后者大抵為馬價絹和賜贈品兩類。安史亂中，回鶻便恃助剿之功，強勢賣馬，馬價絹即與之交易的絲綢。絹馬交易持續(xù)80余載，直到840年回鶻汗國崩解才告結束。馬價絹數(shù)額頗大，甚至一年數(shù)十萬匹。派織江淮，民不堪擾，便以疏短絹縑應付，惹得回鶻闕下投訴，皇帝只得下令禁斷疏短織造。孰料，絹縑越好，來馬越多，把唐朝政府和百姓拖入了惡性循環(huán)。
唐朝同外邦、外族聯(lián)系頻密。交好“天朝”，必獲賜贈，絲綢即其大宗。賜贈的絲綢每為錦彩。何謂錦彩？唐人曾經(jīng)解說：“賜番客錦彩，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三匹、綿四屯?！卞\彩中的絲綢是匹料，匹料之外，帝王還常以錦袍賜贈外番。揚州是土貢錦袍的著名產(chǎn)地，至少在天寶年間，歲歲以“番客錦袍五十領”“新加錦袍二百領”等充貢。益州（今成都）織錦久負盛名，當?shù)厮a(chǎn)賜贈錦袍不入土貢，應為官錦坊產(chǎn)品?！秲愿敗份d：“（開元）六年六月，敕少府監(jiān)，錦袍宜令益州每年粗、細各織十五領送納，以供賜諸番守領。”
絹縑通常素樸無紋，故馬價絹殊少藝術意義，而綾錦紋彩華美，錦彩、錦袍不僅是物質財富，還屬于文化藝術。賜贈外番的綾錦應該投其所好，故紋彩當具異域風情，而其圖案又會影響唐代其他絲綢的裝飾。因而，賜贈的絲綢富含藝術交流的價值。不過，唐代的絲綢出關總遭禁斷，受賜的首領也人數(shù)有限，故在關注賜贈絲綢藝術風貌的同時，也不該將其影響放大。
唐代絲綢在中國的西北收獲最多，它們產(chǎn)在哪里？總為學界熱議。多年來，以產(chǎn)品的精粗別產(chǎn)地、分中外的方法常被沿用。而《冊府元龜》對益州錦袍有精、粗兩種的記錄，卻表明如此鑒別未盡妥當。它透露的消息是，不僅在同一產(chǎn)地、同一作坊之內(nèi)，產(chǎn)品有高下之分，甚至為同一目的制作的錦袍，也有優(yōu)劣之異。之所以錦袍精粗有別，則取決于受賜者身份的高下，此即古人常說的賜物“有差”與其命意。
至于緣何禁止絲綢出關，當在于它兼有實物貨幣的功能，是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一旦被外敵占有，便可能用以博易武備，貽患中國。聯(lián)系到伴同絲綢遭禁的，還有金銀和可造兵器的鐵，乃至弓箭，并且，律令總是針對虎視大唐的“西邊”和“北邊”，這個推測應該合理。
大唐以后，元代最為開放，可是對絲綢外銷的禁斷仍舊存留。只是，這時聯(lián)絡中外的主要通道已由陸地轉到海上，絲綢外銷也大抵從出關改為下海。元仁宗時的市舶條例中有，“金銀、銅錢、鐵貨、男子婦女人口、絲綿、段匹、銷金綾羅、米糧、軍器，并不許下海私販諸番。違者，舶商、綱首、事頭、火長，各決壹伯柒下，船物俱行沒官”。此時，與絲綢同時被禁的，不僅有金銀、銅錢，還有鐵貨、軍器等等。如此看來，晚到元中葉，絲綢仍被視為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外銷依然要嚴厲禁斷。然而，在元代后期，民間絲綢貿(mào)易興盛。在《島夷志略》里，汪大淵已經(jīng)公然記錄外銷絲綢，書還被附在官修的泉州路志之后，這應該說明，絲綢外銷的禁斷此時已經(jīng)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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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剛：《唐代絲綢兩題》，原文刊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