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著：《錙銖編》
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
二一、宋朝的役錢
一、役錢的創(chuàng)設(shè)和沿革
宋朝320年間，官府增稅，不外有兩種方式：一是加重舊稅數(shù)額，或花樣翻新，巧立名目，稅上加稅；二是另增新稅。北宋初有天下五賦之說，即“公田之賦”、“民田之賦”、“城郭之賦”、“雜變之賦”和“丁口之賦”。[1]這種大致分類其實并不確切，并未將各項賦稅都包舉無遺。民田、城郭、丁口之賦固然有確定的范圍，公田之賦即是官田地租，當時地租和賦稅的兩種概念雖有差別，[2]有時卻又互相混淆。至于雜變之賦，亦非一切苛捐雜稅之總稱，“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fù)折為賦，所謂雜變之賦也，亦謂之沿納”，可知雜變之賦，是繼承前代的苛捐雜稅，“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3]從而成為兩稅之附加稅，也實行按畝徵收。由此可見，即使在北宋初年，商稅之類已在五賦之外，隨著後世各種苛捐雜稅的不斷添加，天下五賦的概念和分類便愈來愈過時了。
北宋開國以後，各項賦稅不斷增加，特別到宋仁宗中期與西夏開戰(zhàn)，出現(xiàn)了宋朝第一次大規(guī)模增稅的浪潮，“凡百賦率，至增數(shù)倍”。[4]然而這次增稅，或?qū)倥R時性的科配，或是增加舊稅數(shù)額，尚未增設(shè)重大的新稅名目。宋神宗時，王安石實行免役法，開始徵收役錢，這是在五賦之外的全國性新稅。
北宋時任州縣衙門公吏和鄉(xiāng)里基層政權(quán)頭目，稱為“職役”或“吏役”。輪差鄉(xiāng)村上戶充當，則稱為“差役”。王安石將差役改為雇役，徵收役錢，以支付雇役費用。據(jù)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頒布的免役法規(guī)定：“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yīng)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shù)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sup>[5]可知役錢的收入包括免役錢和助役錢兩部份，支出則包括“雇直”和免役寬剩錢兩部份，而免役寬剩錢相當于“雇直”的20%。
免役令還規(guī)定：“以一州一縣之力供一州一縣之費，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費，諸路從所便為法?！?sup>[6]各路各州各縣大體上是先計算所需雇役費用，再加上免役寬剩錢額，以定所徵役錢總額，然後按免役錢和助役錢進行分攤?！肮賾?、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7]助役錢比免役錢減少一半。
役錢的收入和支出，是由司農(nóng)寺財政系統(tǒng)掌管的。自北宋初期至中期，三司主管財政，“號曰計省”。[8]自王安石變法後，形成了三司和司農(nóng)寺兩套平行的財政系統(tǒng)，司農(nóng)寺系統(tǒng)包括中央的司農(nóng)寺，各路的提舉常平司，各州的常平管勾官，各縣的常平給納官。[9]元豐改革官制後，原三司所掌財賦主要并入戶部左曹，原司農(nóng)寺所掌財賦主要并入戶部右曹，戶部設(shè)尚書一人，左、右曹侍郎各一人。宋神宗詔：“尚書戶部右曹令侍郎專領(lǐng)，尚書不預(yù)?！?sup>[10]旨在嚴格區(qū)分兩個系統(tǒng)的財政，以防侵紊。宋哲宗初，因司馬光的提議，[11]改變了戶部尚書不領(lǐng)戶部右曹的體制。然而到紹圣親政時，“三省言：元祐指揮，戶部尚書舊領(lǐng)左、右曹事。詔戶部右曹令侍郎專領(lǐng)，尚書不與”，[12]算是紹述元豐之制。直到南宋時，始詔“戶部侍郎兩
員通治左、右曹職事”，而“尚書不常置”。[13]宋神宗時的國庫豐裕，主要是仰仗司農(nóng)寺和戶部右曹所掌的役錢、青苗錢、坊場錢三筆大宗收入，從而扭轉(zhuǎn)了宋仁宗以來三司入不敷出的狀況。關(guān)于青苗錢和坊場錢，不屬本文論述范圍，這里只談役錢的收支情況。
王安石的重要助手曾布，在反駁楊繪、劉摯等人責(zé)難時說：“今役錢必欲稍有羨馀，乃所以備兇年，為朝廷推恩蠲減之計，其馀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sup>[14]但是，在事實上，第一役錢的徵收并非是“稍有羨馀”，而是大有羨馀；第二，免役寬剩錢也未成為“備兇年”，“興田利，增吏祿”的?？睢?/p>
在熙豐時代，多計雇役費用，減支“雇直”，多收寬剩役錢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而非個別的例外。早在頒免役法之初，以開封縣作試點，“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兇荒欠閣”，則寬剩率已達26%以上，并規(guī)定“他縣仿此”，[15]無非是以多徵役錢的范例垂示四方。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侍御史周尹言：“元指揮于數(shù)外留寬剩錢一(二?)分，聞諸州縣歲留寬剩錢過多，蓋不能推原朝廷之意，承望提舉司風(fēng)旨，廣令民間出錢。又有提舉司希求勞績，或官〔吏〕士庶妄陳利害，減省役人，除克役錢，而民間所出一切如舊，致寬剩數(shù)漸倍多，天下皆謂朝廷設(shè)法聚斂，不無疑怨?！?sup>[16]周尹所謂的“提舉司”，就是各路提舉常平司，是屬司農(nóng)寺領(lǐng)導(dǎo)，主管各種新法的機構(gòu)。
周尹的概括還是比較簡單的，事實上，各地多徵寬剩役錢，是有各種各色的名目和花樣。如在成都府路等地，“條目滋蔓，于雇役錢外，尚有數(shù)等，如耆、戶長不雇而斂，則有樁留錢，橋道、廨舍之類數(shù)年一修，而逐年計費，知縣、簿、尉三年一替，而每歲計署中什物，則有費用錢，非泛差出役人及起發(fā)雇人，則有準備錢，此外，方始謂之寬剩錢”。成都府路的募役雇食錢為406，024貫，“樁留耆壯錢”為57，062貫，“樁諸雜支錢”為22，986貫，“樁起雇人錢”為1，000貫，另有寬剩錢128，600馀貫。除寬剩錢外，預(yù)計之雇役費為487，072貫，寬剩率為26%以上；但因耆壯錢等81，048貫其實是貯存不支，故實際的寬剩率約為52%。[17]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江南西路主持新法的提舉常平等事劉誼說：“法以役人有定數(shù)，而年歲有豐兇，故立寬剩，以備歲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農(nóng)意規(guī)寬剩，不立正法，行之數(shù)年，州縣寬?？碳{減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寬剩，此為何名而取也，是謂寬剩太多。”[18]江南西路另有“雜支寬?！钡拿?，為了貯存寬剩錢，又“刻納”災(zāi)年的“減放”?？偠灾鞯卮笾露家远嗍丈僦У脑瓌t，要弄各種手法，聚斂掊克，以增寬剩役錢的數(shù)額。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幼的宋哲宗稱帝不久，變法派重要成員章惇盡管站在維護免役法的立場，然而面對司馬光的攻擊，也不得不承認：“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惟欲因事以為己功，或務(wù)茍且速就，或務(wù)多取役錢。”[19]中國古代，君主有過，往往歸罪臣僚，其實“多取役錢”正是宋神宗的本意。據(jù)《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和《宋會要》食貨65之17—20所載，宋廷原定全國徵役錢12，343，670貫，支雇役費9，258，585貫，寬剩役錢為3，085，085貫，則寬剩率達33%以上。[20]熙寧九年，役錢實收10，414，553貫、石、匹、兩，實支6，487，688貫、石、匹、兩，則寬剩役錢為3，926，865貫、石、匹、兩，寬剩率達60%以上。由于雇役支出的預(yù)算本已制訂偏高，各地又以種種方式實行節(jié)支，故熙寧九年的實支數(shù)比預(yù)計支出數(shù)減少約2，770，897貫，將近預(yù)計支出數(shù)的30%。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宋朝役錢徵收額增至18，729，300貫。[21]如以熙寧九年的支出數(shù)為準，寬剩役錢約為1，224萬貫，寬剩率高達188%以上。
以下再談?wù)剬捠Ｒ坼X的支出和積存情況。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依王安石的建議，“詔司農(nóng)寺，開封府免役剩錢令諸〔縣〕依常平法給散收息，添賜吏人食錢，諸路候行役法仿此”。[22]這道命令可算符合“增吏祿”的精神，但事實上并未在各地推廣，據(jù)《中書備對》的記載，到熙寧九年為止，各路對寬剩役錢“借支”、“兌撥”、“雜支”、“借撥”、“兌那”、 “那借”等情況非常普遍，僅河北西路有“二萬六千五百四十貫出息本錢并借出未還”。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衛(wèi)州知州魯有開因當?shù)貫?zāi)荒，故對百姓“借給常平錢榖，乞與免息”。宋神宗為此下詔：“自今寬剩役錢毋得給借，有開違法貸民，特釋罪?！?sup>[23]從此不再以寬剩役錢“給散收息”了。
《中書備對》不載“借支”寬剩役錢等作何用途，但現(xiàn)存史籍中仍有零星的記載。如“虔州江水漲壞州城、軍營，度修完用錢二萬二千五百馀緡”，“詔于本路寬剩役錢內(nèi)給之”。[24]“福建轉(zhuǎn)運、常平司于年計及役剩等錢內(nèi)支撥，筑泉州外城”[25]“淮、浙連歲豐稔”，“先以常平所留之半并散不盡錢充糴本，次以坊場錢留半，免役錢留二年”。[26]“借支河北提舉司寬剩錢三十萬緡，付轉(zhuǎn)運司預(yù)買紬絹”。[27]“張整為廣西鈐轄，駐桂州”，“其常平、免役寬剩、經(jīng)略司和糴度僧牒錢，緩急并奏聽支用”。[28]這些記述表明，寬剩役錢大量挪移它用，以彌補財政開支之不足。熙寧九年，宋神宗詔又進一步規(guī)定：“自今寬剩役錢并買撲坊場等錢更不給役人，歲終詳具羨數(shù)申司農(nóng)寺。”[29]于是，寬剩役錢便不再用于“備兇年”，“蠲減”役錢，支付“雇直”之用，而成為宋政府的一項財源，與役法完全斷絕了關(guān)系。
宋廷對各路寬剩役錢大致分配如下：第一，“河北、河?xùn)|、陜西五路常平、免役、坊場剩錢，毋得起發(fā)上京及應(yīng)副別路，惟留本路，以備邊賞”。[30]這些與遼、西夏接壤的邊區(qū)屯集重兵，故寬剩役錢等便用以充“邊賞”等軍費開支。第二，“成都府、梓州、利州路”的“常平積剩并坊場司農(nóng)寺合起發(fā)錢”，“每年委提舉司易物帛，赴陜西兩路提舉司重變轉(zhuǎn)，于邊要州郡樁管”。[31]四川與陜西接界，陜西因?qū)ξ飨膽?zhàn)爭，軍事開支浩大，故用四川寬剩役錢等予以補貼。第三，“以司農(nóng)寺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路常平并坊場積剩錢相度，具可起發(fā)數(shù)，委提舉司依元豐敕召〔人〕兌便，計置物貨上京，其附五路處，即轉(zhuǎn)致五路要切州軍”。[32]除京東、京西路與河北、河?xùn)|、陜西五路毗鄰地區(qū)將寬剩役錢等充實邊備外，其馀都輸送京城開封。宋廷先後將這些地區(qū)的司農(nóng)寺、戶部右曹錢1，400萬貫“輸元豐庫”。[33]盡管寬剩役錢等大量充邊費和輸送開封，各地仍有巨額積存。故孔武仲在元祐初說：“役法之興者十有四年，府庫雖充，民力漸困?！f來州縣支用之外，寬剩常有數(shù)倍，充溢府庫，不可勝用?！?sup>[34]宋欽宗時，王襄說，宋神宗“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轉(zhuǎn)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馀財利悉收于常平司，掌其發(fā)斂，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戶部，轉(zhuǎn)運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zhèn)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35]在各地積貯的“常平之財”中，寬剩役錢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項。
宋哲宗初，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推翻熙豐變法，免役法更是首當其沖。但在事實上，役錢并未完全停徵。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經(jīng)過一番爭議之後，宋廷規(guī)定：“諸路坊郭第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已上舊納免役錢，并與減放五分，馀并全放?！?sup>[36]按司馬光的《申明役法劄子》主張“官戶、僧道、單丁、女戶”，“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37]則第三等戶以上的官戶之類，助役錢照舊輸納，比免役錢額“減放五分”，而并不是比原納助役錢額再減少一半。[38]接著，宋廷又決定：“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人戶，并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充色役?！?sup>[39]兩年以後，又改為“府界、諸路舊納免役錢百貫以上戶，依單丁等戶法，輸納助役錢”。[40]可知在元祐更化時，坊郭自五等戶以上，官戶、單丁戶、女戶、寺觀等自三等戶以上，還有鄉(xiāng)村上戶舊納役錢一百貫以上者，都出助役錢。盡管役錢并未停徵，但徵收面大為縮小，徵收額也大為減少。
待到宋哲宗親政，實行“紹述”以後，又恢復(fù)熙豐之法，徵收役錢，但規(guī)定“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如輒過數(shù)及別以名目敷納，并以違制論”。[41]此外，在鄉(xiāng)役方面，“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紹圣二年(公元1095年)，又很快改變元豐之制，“鄉(xiāng)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大保長各二年替”，“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兩年納夏秋稅四次，正好八名大保長輪差完畢，“于是催科悉用大保長”，“而罷甲頭”。[42]雇耆、戶長、壯丁等錢儲存不用，始于熙寧，而至紹圣時遂為定制，實際上成為寬剩役錢之外的另一筆寬剩役錢。
北宋晚期，寬剩役錢挪移他用的情況繼續(xù)存在。宋徽宗明令各路提舉常平司：“除本司常平錢依本法審度糴買外，仍許將本司管朝廷諸色封樁錢、免役、坊場剩錢并樁留舊雇耆、戶長、壯丁剩錢，除合用數(shù)外，并應(yīng)副乘時計置收糴?！?sup>[43]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臣僚上言：“鞏州元豐年中歲敷役錢止四百貫，今敷至二萬九千馀貫文。”[44]凈增至70倍以上，這當然是個別極端的例子。當時宋徽宗君臣竭天下以自奉，則各地役錢額之增加，應(yīng)是相當普遍的。
宋高宗南渡之初，財政極為艱窘，又設(shè)法加徵役錢。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和三年(公元1129年)規(guī)定：“諸路免役錢于元額外重增三分，官戶更不減半?！?sup>[45]趙鼎為此上奏說，役錢“是謂一稅之外，更起一稅，大失祖宗寬民之意”，“今乃于原額之外，重增三分，官戶更不減半，其于祖宗之意益遠矣”。[46]但官戶役錢不減半之令看來并未實施。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戶部侍郎李若川、曾懷言：“官戶比之編民，免差役，其所納役錢又復(fù)減半，委是太優(yōu)。欲令官戶與編民一等輸納，更不減半，以歲所入約百馀萬緡，專責(zé)諸路提舉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別收，依經(jīng)總制錢條限解發(fā)?！贝俗嗟玫剿涡⒆诘呐鷾?。[47]
南宋時，搜刮財用，創(chuàng)設(shè)總制錢，作為中央的財政收入?！翱傊岂矫庇邢喈斠徊糠菁磥碜砸坼X，其中包括“免役一分寬剩錢”、“耆、戶長雇錢”、“壯丁雇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48]《寶慶四明志》卷6記載慶元府的免役錢收支情況如下：
免役錢兩料共計七萬七千九百二十一貫四百八十四文。
六縣截支吏役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三貫七百一十六文；
本府八千一百六十三貫七十六文(解發(fā)減省人吏錢、在京官員雇錢及支府吏錢并在內(nèi))；
經(jīng)總制司錢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一貫七百四十八文(通判廳催)；
官戶不減半錢二千八百八十三貫九百二十文(常平司、通判廳催)；
奉化、慈溪、昌國三縣頭子錢三百二十九貫二十四文(提舉司)。
這份資料證明，在募役費用一再減縮的情況下，慶元府支付府和縣的吏役費用，僅占役錢總額的一半多，剩馀的役錢則大部撥充經(jīng)總制錢。
宋朝創(chuàng)設(shè)役錢以後，還逐步增設(shè)附加稅。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其舊于役人圓融工費，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并用此錢?！m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據(jù)《宋會要》食貨65之13，14，三月八日和《長編》卷251乙巳條解釋說：“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于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shù)，或出于臨時，污吏乘之以為奸，其習(xí)弊所從來久，至是始悉禁焉?！钡诋敃r的社會條件下，“圓融”之弊絕不可能令行禁止，結(jié)果無非是在增收頭子錢後，仍須“圓融”。劉誼說，在廣南西路一帶，“方夏秋農(nóng)趨功時，兩至官府，公使、縻費又且數(shù)倍”。[49]這里所說的公使錢，特別是縻費錢，即是當?shù)氐囊坼X附加稅。據(jù)《永樂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說，在廣南東路連州，每“納役錢一百四十〔文〕足，通頭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則每納一千文役錢，另徵頭子錢、勘合錢、足零錢、索陌錢達七十一文多。
此外，預(yù)借賦稅也擴展到役錢等稅目。北宋後期，“州縣緣應(yīng)奉乏費，用度窘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間二稅、免役、坊場課利等錢，顯是違法”。[50]宋寧宗嘉定時的記載說：“預(yù)借人戶稅賦，臣僚屢有奏請，朝廷屢行禁止，非不嚴切，訪聞州縣奉承不虔，多是循習(xí)。如役錢一項，或借及三兩年，盡被官吏侵欺，故民間每受預(yù)借之苦?！?sup>[51]預(yù)借使民間的役錢負擔(dān)增加一倍以至幾倍。南宋徵收經(jīng)總制錢，“如經(jīng)總制不足，即令民戶于丁田米、稅、役錢，每石每鈔有暗收補虧錢”，[52]實際上也成為役錢的附加稅。此外，宋寧宗時，臣僚上奏說：“若夫役錢，春夏(按：應(yīng)為夏秋)二料止隨物力起科，尚多增添?！?sup>[53]這又屬于無名目的稅上加稅。
總而言之，自宋神宗至南宋末，徵收的役錢額愈來愈多，對民間的刻剝愈演愈烈，這是一個基本的史實。
二、役錢在賦稅中的地位
宋朝苛捐雜稅之多，連宋人自己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統(tǒng)計。役錢是遍徵城鄉(xiāng)的賦稅，但就主體而言，無疑是鄉(xiāng)村賦稅。如撇開很多地區(qū)性的雜稅不談，宋朝鄉(xiāng)村中全國性的賦稅主要有三項，即兩稅、役錢與和買。[54]和買絹帛至南宋初，最終演變?yōu)槎~稅和折帛錢，比役錢的徵收大約晚60年。和糴也是鄉(xiāng)村一項重負，但始終具有似稅非稅的性質(zhì)，并未演變成為定額稅。再以熙豐時司農(nóng)寺——戶部右曹財政系統(tǒng)的青苗息錢和坊場錢作比較。民間“承買”官府26，606處酒坊與河渡，須繳納坊場錢。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坊場錢收入3，865，380貫、石、匹、道、兩，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坊場錢收入為錢5，050，090貫，榖帛976，657石、匹，[55]一般說來，仍少于寬剩役錢額。青苗錢據(jù)王安石說：“歲收息至三百萬貫?！?sup>[56]青苗錢在宋哲宗元祐時一度停止斂散，紹圣時也予以恢復(fù)。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廷宣布：“青苗斂散，永不施行?！?sup>[57]青苗息錢徵收時間約50年，比役錢徵收時間少150年以上，而數(shù)額大致更少于坊場錢?？偠灾坼X是鄉(xiāng)村中繼兩稅之後的又一筆重賦。
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宋朝兩稅收入包括銀60，137兩，錢5，585，819貫，糧食17，887，257石，紡織品2，672，323匹，絲綿5，850，356兩，草16，754，844束等。[58]然而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役錢收入為10，414，553貫、石、匹、兩，其中僅有少量實物，絕大多數(shù)是錢幣。在當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之下，要將各種實物準確地折算成貨幣，是辦不到的。即使在錢幣之中，又是有兩種幣值頗有差異的銅錢和鐵錢混合通計，也無法核計準確的幣值。但大致看來，役錢收入約不足兩稅收入之半。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役錢收入增至18，729，300貫，則應(yīng)與兩稅收入相差不大了。
為了說明役錢在賦稅中的地位，以下再舉一些地區(qū)性的實例。
北宋熙寧時的開封府：
兩稅：糧食400，000馀石，錢340，000馀貫，紬絹100，000馀匹；[59]
役錢：112，953貫。[60]
北宋熙寧時的應(yīng)天府：
兩稅：糧食152，000馀石，絹40，700馀匹，沿納雜錢113，000馀貫；
役錢：75，300馀貫。[61]
北宋熙寧時的陳州：
兩稅：糧食158，000馀石，紬絹(包括和預(yù)買)30，000馀匹，絲綿49，000馀兩；
役錢：47，000馀貫。[62]
北宋元豐時的蘇州：
兩稅：帛80，000馀匹，纊25，000馀兩，苗349，000馀斛；
役錢：85，000馀貫。[63]
這四個北宋時的實例，大體上還是反映了役錢不足兩稅收入一半的情況。
南宋兩浙路江陰軍：
兩稅：夏稅綿32，129兩，絹4，097匹，大麥14，220石，小麥2，208石，秋稅苗米42，345石，鹽米11，318石；
折帛錢：89，455貫，衫布折錢13，082貫；
役錢：30，408貫。[64]
鎮(zhèn)江府：
兩稅：夏稅絹8，144匹，羅1，043匹，綿68，155兩，絲15，361兩，鹽見腳錢13，902貫，大麥9，752石，小麥9，284石，麻皮2，092斤，秋稅粳米109，067石，糯米6，577石，豆6，270石，布6，853匹，蘆?75，060領(lǐng)；
和買：絹9，938匹；
役錢：44，345貫，官戶不減半役錢2，786貫。[65]
紹興府：
兩稅：夏稅紬8，601匹，絹99，809匹，綿412，252兩，秋稅苗米250，265石；
和買：絹100，000匹；
折帛錢：330，432貫；
役錢：167，928貫。[66]
嚴州：
兩稅：夏稅除折帛錢外，絹45，753匹，紬14，293匹，綿26，176兩，秋稅苗米22，858石；
和預(yù)買：絹57，672匹，紬22，500匹，絲25，000兩，生紬線5，000兩；
役錢：57，669貫308文。[67]
淳安縣，在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兩稅：夏稅絹4，983匹，紬2，562匹，綿2，355兩，秋稅苗米5，999石；
役錢：15，428貫；
和預(yù)買：絹13，755匹，紬3，870匹，絲5，500兩，生紬線1，000兩。[68]
湖州武康縣，在宋寧宗慶元時：
兩稅：夏稅絹7，253匹，秋苗米3，314石；
役錢：41，895貫；
和買：絹6，400匹；
人丁絹：3，400匹。[69]
臨安府：
兩稅：夏稅絹95，813匹，紬4，486匹，綾5，234匹，綿54，104兩，秋稅苗米132，713石；
和買：絹40，399匹，紬795匹；
折帛錢：648，385貫；
役錢：121，885貫。[70]
慶元府：
兩稅：夏稅絹27，360匹，紬6，977匹，綿137，943兩，秋稅苗米112，697石；
和買：絹30，506匹，紬9，900匹；
折帛錢：176，725貫；
役錢：77，921貫484文。[71]
臺州黃巖縣，在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兩稅：夏稅紬絹15，700匹，秋稅苗米38，993石；
和預(yù)買：紬2535匹，絹11，112匹，綿28，914兩；
役錢：15，084貫。[72]
江東路廣德軍建平縣：
兩稅：麥1，676石，苗米21，509石，紬絹6，845匹，綿15，863兩，布268匹；
和買：布5，918匹；
役錢：4，051貫。[73]
江西路贛州安遠縣：
兩稅：夏稅鈔(錢?)4，195貫，本色料麥299石，秋苗米14，105石；
役錢：710貫。
寧都縣：
兩稅：夏稅鈔(錢?)11，566貫，本色料麥513石，秋苗米21，917石；
役錢：免役錢2，803貫，州役錢2，682貫，官戶(不減半?)役錢61貫。[74]
福建路福州：
兩稅：夏稅紬1，000匹，裨布10，000匹，小麥1，500石，錢3，299貫，秋苗米111，002石；
役錢：113，632貫，官戶不減半役錢4，421貫。[75]
汀州：
兩稅：夏稅19，018貫，“紐計錢、銀、草、麥四色”，實納78，389貫，“錢、會(紙幣會子)各半”，秋苗59，533石；
役錢：42，670貫。[76]
興化軍：
兩稅：夏稅正錢、布錢、折麥錢、折草錢17，711貫，秋稅苗米、官莊米73，137石；
役錢：24，347貫，官戶不該(減)免役錢4，490貫；
丁米錢：丁米34，663石，折錢11，092貫；
僧道免丁錢：6898貫。[77]
廣西路邕州：
兩稅：夏稅錢4，795貫，秋糧15，307石，麻182束(每束15斤)；
役錢：夏稅免役錢2，279貫，秋稅免役米1，774石。[78]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6《關(guān)外經(jīng)量》載，宋寧宗嘉定時四川關(guān)外經(jīng)量田地，“凡興元府、洋、沔、階、成、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舊九郡家業(yè)錢凡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馀緡，二稅十四萬五千六百馀石，夏秋役錢十五萬七千馀緡”，經(jīng)量以後，“凡增家業(yè)錢二百二十九萬七千馀緡，二稅三萬五千八百馀石，役錢三萬五千馀緡”。這9個府州軍行用鐵錢，幣值較低，故役錢額應(yīng)低于兩稅額。
從這些南宋地區(qū)的事例看來，盡管各地役錢與兩稅、和買的比例各不相同。役錢與和買的徵收額，一般少于兩稅的徵收額，但都作為鄉(xiāng)村的重要賦稅，乃是無可置疑的史實。折帛錢是某些地區(qū)將部份夏稅、和買高價折錢輸納，往往重于役錢。
三、役錢的徵收方式
役錢的輸納，開始就規(guī)定“歲分夏秋，隨等輸錢”，[79]即與兩稅的夏稅與秋稅同時繳納。熙寧時，陳州“夏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秋〕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可知夏秋各輸納一半。[80]這種辦法延續(xù)到南宋後期，并未改變。鎮(zhèn)江府 “夏秋兩料免役錢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81]魏了翁說：“況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shù)?！?sup>[82]南宋的和買與折帛錢則是沿用夏稅納紬絹的辦法，往往只隨夏稅一次徵收，這與兩料役錢有所不同。
宋時兩稅基本上是實物稅，蘇轍說：“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榖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83]此說雖有夸張，但夏稅錢和雜錢多半折納實物，也屬事實。至于役錢，最早在紙面上或口頭上并未規(guī)定必須納錢，王安石的助手曾布說：“役錢之輸見錢與納斛斗，皆取民便，為法如此，亦已周矣?！?sup>[84]但在實際上役錢卻基本納錢，不納實物。《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所載開封和二十二路的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收入數(shù)字，只有六個路徵收少量實物。京東東路收錢513，318貫，絲綿159兩；河北東路收錢512，281貫，糧食698石，綿37兩；河北西路收錢627，851貫，糧食1，052石；河?xùn)|路收錢525，237貫，銀5兩，糧食125石，綿5兩；江南西路收錢390，639貫，絹22匹；夔州路收錢228，624貫，金5兩，銀307兩?？芍獙嵨锱c金銀的收入是大體可忽略不計的。由于熙豐時代存在錢荒，錢重物輕，故強徵錢幣，不收實物，自然加重人民的負擔(dān)。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四川因“見錢絕少，物價減半”，“其如免役并寬剩錢并依舊數(shù)送納，比之熙寧六年所出，即似加一倍”。[85]從前引南宋地區(qū)性役錢的實例看來，役錢一般仍是納錢，邕州夏徵免役錢，秋徵免役米，則是少有的例外。南宋金屬貨幣缺乏，發(fā)行各種紙幣，也可用于役錢的徵收。如宋末咸淳時，臺州寧?？h“歲催役錢，為關(guān)子九萬有奇”。[86]
以下著重介紹役錢在鄉(xiāng)村的攤派辦法。據(jù)《止齋先生文集》卷21《轉(zhuǎn)對論役法劄子》說：
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xiāng)村第一等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戶分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為上、下二等。
陳傅良引用這段記載，卻未說明將鄉(xiāng)村五等主戶細分十等，是為了什么。另據(jù)《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載，鄧綰和曾布上言：
畿內(nèi)鄉(xiāng)戶計產(chǎn)業(yè)若家貲之貧富，上戶分甲、乙五等，中戶上、中、下三等，下戶二等，坊郭十等，歲分夏秋，隨等輸錢。鄉(xiāng)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產(chǎn)業(yè)兩縣有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為一輸。析居者隨所析。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
兩條記述互相參對，可知原鄉(xiāng)村五等戶并未取消，只是上三等戶分八等納役錢，而四、五等戶不納役錢。正如曾布所說：“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輸錢，逐等之中，又別為三等或五等。”[87]但這種攤派辦法實際上只行用于開封府，一旦免役法推行于全國時，各路既未照搬開封的規(guī)定，而中央的政令也屢作改動。馮山說，宋廷的政令在“半年之間，改動者數(shù)四”，“令依仿府界之法，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錢，未幾，又令只據(jù)稅錢，不用等第，又令那移補助”。[88]第一道免役令規(guī)定各地依開封府分八等納役錢，第二道免役令留在後面再作分析，第三道免役令則規(guī)定不再分等，只依各地稅錢、家業(yè)錢等劃分戶等的財產(chǎn)標準，均攤役錢。鄧綰後來有一份上奏，反映了各地并未照搬開封規(guī)定的情況：
昨者朝廷免役率錢之法，初且用丁產(chǎn)戶籍，故諸路患其未均，相繼奏陳，各請重造，多已改造矣。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shù)可用者視稅數(shù)，已約家業(yè)貫伯者視家業(yè)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89]
《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是一份很可珍貴的資料，為我們提供了各路攤派役錢較為詳盡的細節(jié)，除開封府和京西北路外，其馀二十二路大致有兩種攤派方式。第一類是分等輸納，第二類是依家業(yè)錢額、稅錢額等分攤。以下分別予以介紹。
屬第一類者，共有六路。京西南路“鄉(xiāng)村主戶品量家業(yè)分等”；河北東路和西路“鄉(xiāng)村以人戶產(chǎn)業(yè)、物力參合一處，分等第”；淮南西路“以鄉(xiāng)村人戶田土、家業(yè)紐成貫百，等第均出”；荊湖北路“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荊湖南路“〔潭〕、衡、永、邵、全州、桂陽監(jiān)以田畝，道、〔郴〕州以稅錢，于五等上均敷”。除荊湖南路依原來鄉(xiāng)村五等主戶制度分等輸納外，其馀五路都參照開封府的辦法，在鄉(xiāng)村五等戶的基礎(chǔ)上細分若干等，分等輸納役錢。
屬第二類者，共有十三路。王覿說：“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寬剩歲用錢若干，一州之民家業(yè)錢若干，即家業(yè)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sup>[90]稅錢之類的分攤辦法也可依此類推。京東東路和西路“鄉(xiāng)村、坊郭以人戶家業(yè)貫百、田土折畝敷出”；河?xùn)|路以“鄉(xiāng)村逐色地上(土)估價，兼物力高下，每貫差除出錢”；淮南東路“以鄉(xiāng)村人戶物業(yè)紐成貫百均出”；江南東路“鄉(xiāng)村以人戶稅錢，坊郭以家業(yè)錢數(shù)均出”；江南西路“以鄉(xiāng)村稅錢均出”，例如“興國軍永興縣民每稅錢一，出役錢一”，“詔減五分”。[91]福建路“鄉(xiāng)村以產(chǎn)錢(即夏稅稅錢)，坊郭以物力房店錢數(shù)均出”；廣南東路“鄉(xiāng)村以稅錢，坊郭以物力均出”；廣南西路“鄉(xiāng)村以稅錢紐出”，“凡為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92]成都府路“鄉(xiāng)村成都府、彭、漢、〔邛〕、蜀、〔陵〕、簡、嘉、眉、雅州、永康軍以〔稅〕錢均出，綿州〔巴〕西、魏城、羅〔江〕、彰明、西昌、龍安、神泉等縣據(jù)逐等家業(yè)錢數(shù)，鹽泉縣據(jù)稅色”；利州路“鄉(xiāng)村興元府、興、文州以田畝，利、劍、龍、〔洋〕、巴州、三泉縣以家業(yè)貫百〔科〕出”；夔州路“鄉(xiāng)村、坊郭以人戶物力、田段、房店價直，每貫上定出”。
以上只介紹了十二路的情況，《中書備對》說，兩浙路“以家產(chǎn)貫石(百)百分七十五則出錢。近準朝旨，于鄉(xiāng)村以田土物力貫百、稅錢、苗米、頃畝均定”。兩浙路的情況雖有些特殊，自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通以田土、物力、稅錢、苗米之類，各令挨排，隨便敷納役錢”後，[93]仍應(yīng)歸入第二類。在元豐以前，對所謂“百分七十五則出錢”一語，應(yīng)如何理解呢?據(jù)《雞肋集》卷67《朝奉郎致仕陳君墓志銘》說：“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yè)，均役錢，使者屬君(按：指陳輔)立浙西法，……遂推其法浙東?！蔽鯇帟r，規(guī)定兩浙路役錢依家業(yè)錢多少，共分七十五等輸納，比開封府的八等繁瑣得多，故實際上也有“以家產(chǎn)、稅錢均出，而不分等處”，[94]導(dǎo)致元豐時更改分攤辦法。由此看來，“百分七十五”的“百”應(yīng)為衍字，或者“百”之前的“石”字為衍字，而不應(yīng)理解為用各戶家業(yè)錢的75%分攤役錢。
陜西的永興軍等路“鄉(xiāng)村人戶已經(jīng)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出，第三〔等〕以上別敷物力錢。未經(jīng)方田處隨逐處事體均定，候?qū)矸教锪巳?，〔依〕已方田縣分”。秦鳳等路“以鄉(xiāng)村人戶已經(jīng)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出〕，〔第〕三等以上別敷物力錢。未經(jīng)方田處候?qū)矸教锪巳?，依已方田縣分”。陜西規(guī)定在實施方田均稅法後，以“田色”(質(zhì)量)和“頃畝”(數(shù)量)攤派役錢，仍應(yīng)屬第二類，但鄉(xiāng)村上戶另按家業(yè)多少，“別敷物力錢”，這又與其他十三路有些不同。
梓州路的“梓、遂州鄉(xiāng)村、坊郭并用丁產(chǎn)簿等第均出。鄉(xiāng)村果、普州以稅錢，榮州以歲收租課，戎州以稅色輕重，管(?)渠州以稅錢沿沽錢，廣安軍岳池、〔新〕明兩縣以稅錢沿紐錢，渠江縣分五等均出，富順監(jiān)、合、昌〔州〕以種子，懷安軍以稅錢水夫，資、瀘州以田地家產(chǎn)錢”。依據(jù)這段記事，梓州路有兩州一縣分等納役錢，而其他州縣則以稅錢或稅錢沿沽錢、沿紐錢、水夫，還有家業(yè)錢、種子等等分攤，實際上是兩類分攤役錢的辦法混合通用。
綜上所述，當免役法推廣于各地時，多數(shù)地區(qū)的役錢徵收，并未采用在開封試點時分等輸納的辦法。
南宋時，從現(xiàn)存零星記載看來，分等輸納役錢的辦法似乎趨向于取消。王炎《上林鄂州書》說，“今江、浙、閩中之田，每畝所納役錢不過三十四(四十)文，所納苗米不過二、三升而已”，而“湖右之地”，“每畝所輸于官者，役錢以四百八十文為率，苗米以一斗為率”， “秋熟之時，糶榖一斛，得錢二百五十文，是二斛之榖，方能辦一畝役錢”，每畝役錢額約為兩稅苗米額的十九倍。[95]廖行之說：“役錢歲增，今巴陵畝至為錢二百六十有畸?！?sup>[96]廖行之所說的，是荊湖北路岳州巴陵縣的每畝役錢額，可見王炎荊湖北路每畝役錢480文之說，是不確切的，至少只是部份州縣的情況。如前所述，北宋時，荊湖北路本“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而南宋時已改為按畝分攤了。
王炎所說，只是指湖北路一帶的役錢負擔(dān)比東南各路重，并非東南各路也是按畝分攤役錢。趙善括說，臨安府倚郭錢塘、仁和兩縣，“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錢一十九文”，後改為“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即敷役錢二十五文”。[97]福州十二縣以產(chǎn)錢，即兩稅的夏稅錢分攤役錢，“閩、侯官縣每產(chǎn)錢一文，兩料共敷二十四文”，“連江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二文六厘”，“長溪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六文一分四厘”，“長樂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二文八分六厘”，“福清每產(chǎn)〔錢〕一文，一鄉(xiāng)敷一十一文四分八厘，海鄉(xiāng)敷一十文四分八厘”，“古田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五文八分二厘”，“永福每產(chǎn)〔錢〕一文，敷十三文七分”，“閩清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四文二分”，“寧德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五文五分”，“羅源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五文”，“懷安每產(chǎn)錢一文，敷一十四文四分”。[98]廣東路連州“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每歲上供銀、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視田布為多寡。然三縣諸鄉(xiāng)，又各自分等第。且以負郭言之，家有田一畝，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則減布六寸。每管布一匹，折納錢四百文足，通頭子、勘合、畸零、索陌錢，共四百八十文足。又納苗米四斗正，通耗米、義倉、加耗、斛面，共六斗，頭子，勘合、畸零、索陌，共錢七十三文省。又納役錢一百四十〔文〕足，通頭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99]以上的例證或按家業(yè)錢，或按稅錢，或按稅布分攤役錢，而其共同點是采用第二類分攤役錢的辦法。
四、各類戶的役錢負擔(dān)
宋朝有官戶與民戶，坊郭戶與鄉(xiāng)村戶，主戶與客戶，上戶與下戶等等區(qū)分，各類戶名又互相交叉，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以租佃制為主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階級結(jié)構(gòu)。以下對各類戶的役錢負擔(dān)分別予以介紹，而鄉(xiāng)村下戶的役錢負擔(dān)則是介紹的重點。
一、官戶：官戶是指品官之家，但什么算是官戶，什么又不算官戶，尚有不少具體的規(guī)定。在徵收役錢之始，官戶與單丁、女戶、寺觀等納助役錢，數(shù)額為鄉(xiāng)村主戶免役錢的一半，已如前述。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宋廷又作了補充規(guī)定：“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毋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chǎn)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chǎn)者隨所在輸錢，等第不及者併一多處”。[100]接著，宋神宗又因司農(nóng)寺的建議，“詔諸縣，產(chǎn)錢十分，官戶占及一分以上，官戶止減役錢一分，所免〔雖〕多，毋過二十千，兩州兩縣以上有產(chǎn)者亦通計”。[101]這兩道規(guī)定的精神，是對官戶減免的役錢額有所限制，一是減免不得超過二十貫，二是某縣官戶的稅錢額、家業(yè)錢額等超過本縣總額的1/10以上，則“止減役錢一分”。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如河南知府李中師因為私憾，曾對退閑的宰相富弼“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102]此外，宋廷還規(guī)定：“進納出身人，有旨落進納字者，不以官戶例減役錢?！?sup>[103]這是為限制獻納錢糧之類買官的富豪，使他們不得享受役錢減半的特權(quán)。
關(guān)于南宋官戶役錢不減半的問題，前面雖已簡略交待，因有不同記載，這里還須作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
陳傅良說：“官戶不減半役錢(建炎二年起催，紹興五年起發(fā)，乾道二年六月拘收，依經(jīng)總制赴南庫)?！?sup>[104]然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常平苗役之制》說：“建炎元年，既增射士(六月乙亥)，議者恐費不給。明年夏，乃詔官戶役錢勿復(fù)減半，而民戶役錢概增三分(五月庚戌)。三年，復(fù)減之(七月己丑)，其後命撥已增錢赴行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眳⒄铡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卷15、卷25的記載，建炎三年七月己丑，“詔減民間所增役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減之，其後復(fù)撥已增錢赴行在”，“撥錢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與《朝野雜記》之說完全契合?！吧涫俊奔词枪?。陳傅良所述，看來是漏略了建炎三年 “詔減民間所增役錢”的重要規(guī)定。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孟庚創(chuàng)總制錢，時值四月辛未，即宋廷下令“復(fù)撥已增錢赴行在”後約一月，又以“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充總制錢的部份“窠名”。[105]然而據(jù)《宋會要》食貨14之24，64之91載同年章誼和總制司言，在“近措置經(jīng)畫窠名”中，有“官戶不減半，民增三分役錢見樁數(shù)，二稅畸零剩數(shù)折納價錢，免役一分〔寬〕剩錢”等。前兩筆錢的“見樁數(shù)”，是指“其未罷已前，州縣有敷納在官之數(shù)”，與後兩筆錢顯然有別。前兩筆錢只是將建炎二、三年間增徵之“見樁數(shù)”充總制窠名，而不是下令重新恢復(fù)官戶不減半和民戶增三分役錢的徵收。
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常平苗役之制》和《總制錢》兩條記事中又說，“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復(fù)請令官戶全納役錢(二月辛未)，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年六月)”，“是時，戶部歲入視其出，闕七百萬緡，故有增頭子錢及官戶不減半役錢之令，蓋補經(jīng)費也”。參照前面第一節(jié)所引李若川和曾懷奏，有“官戶比之編民”，“其所納役錢又復(fù)減半，委是太優(yōu)”之語，可知官戶納役錢正式不減半，確是始于乾道時。宋朝南方的夏稅自五月十五日起徵，秋稅川峽四路自九月一日，其他各路自十月一日起徵。從建炎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內(nèi)，按正常情況，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可徵建炎二年秋料和三年夏料各一次，至多再加建炎二年夏料一次，但當時正屬兵荒馬亂之際，加之官戶有權(quán)有勢，比民戶中的上戶更便于抗稅逃稅，故對這兩三料官戶不減半役錢的實際徵收情況如何，已很難于判斷。大致說來，在乾道前，官戶役錢減半的規(guī)定實行了近100年，而在乾道後，官戶役錢不減半的規(guī)定又實行了百馀年。
民戶增三分役錢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按陳傅良之說，這筆錢又稱“三分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戶役錢更增敷三分以贍，三年罷，紹興五年三月拘收入總制窠名”。[106]可知在徵收總制錢時，實際上已不按紙面上的規(guī)定，僅限于建炎二、三年間所徵之“見樁數(shù)”，而是乘機重新恢復(fù)徵收。宋寧宗時的《慶元條法事類》卷30《經(jīng)總制》載有《提點刑獄司申起發(fā)收支總制錢物帳》明確開列總制錢各項窠名，其中有：
官戶役錢不減半、民戶增三分錢共收到若干。
官戶不減半役錢若干。
本季收到錢若干。
未催發(fā)錢若干。
民戶額役錢若干，量增三分錢計若干。
本季收到錢若干。
未催發(fā)錢若干。
由于官戶不減半和民戶增三分役錢先後恢復(fù)徵收，并作為總制錢的窠名，故李心傳等人介紹總制錢時，甚至忽略了這兩筆錢最初僅是將建炎二、三年間的“見樁數(shù)”撥充總制窠名的規(guī)定。
據(jù)前引一些地方志的記載，如鎮(zhèn)江府、福州、興化軍、寧都縣等地，官戶不減半役錢是在役錢外單獨立額，而民戶增三分役錢卻不見單獨立額?！都味ǔ喑侵尽肪?6載，臺州“經(jīng)總制錢一十五萬六千五十四貫三百四十四文”，“官戶不減半役錢一千三百七十六貫二百六十六文(以諸縣免役錢內(nèi)分撥主管司，拘納左藏庫)”。前引《寶慶四明志》卷6載，在慶元府的77，921貫484文役錢中，經(jīng)總制錢為31，751貫748文，官戶不減半役錢為2，883貫920文。因官戶不減半役錢恢復(fù)徵收的時間較晚，在部份地區(qū)已不作為總制錢的窠名，而成左藏庫錢的窠名，故出現(xiàn)了單獨立額的情況。民戶增三分役錢卻只作總制錢的窠名，兩者有所不同。
二、鄉(xiāng)村上戶：宋朝鄉(xiāng)村主戶分為五等，上三等戶一般稱為兼并之家，但三等戶也有自耕農(nóng)。在實行免役法前，鄉(xiāng)村上戶原則上須輪充差役。免役法最早規(guī)定，鄉(xiāng)村上戶原則上不服差役，而改為向官府繳納役錢。個別差役，例如“耆長于第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役錢一十五貫文。如本村上等人戶數(shù)少，即更于第三等內(nèi)從上輪充”。[107]後耆長也改為雇役。在鄉(xiāng)役方面，又以保正和保長取代耆、戶長和壯丁，遂出現(xiàn)了既納役錢，又服差役的情況。如前所述，耆、戶長、壯丁雇錢至南宋時改為總制錢的一項“窠名”。
鄉(xiāng)村上戶輸納的役錢額，據(jù)免役令說：“今輸錢之法，極戶十年輸緡錢二百五十，其次八、九十而已，比昔減過半，得免橫費，無笞責(zé)之憂。”[108]這是指開封鄉(xiāng)村上戶分八等輸納的部份情況，每年最多納役錢二十五貫，其次為八、九貫，“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109]韓琦熙寧時判相州，上奏說：“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馀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zé)o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sup>[110]他所指的應(yīng)是河北路相州一帶的情況。馮山說：“梓州之法，亦只以等第為率，上等之家所出不過十三貫，則其所取者至輕，而其所免者甚重。”[111]當?shù)厥褂描F錢，幣值較賤，故有“所取者至輕”之說。蘇軾說，在杭州一帶，“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112]這些例證說明，鄉(xiāng)村上戶每年所納役錢額，一般應(yīng)自幾貫到幾十貫不等。南宋孝宗時，汪應(yīng)辰說，福州“倚郭侯官、閩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chǎn)錢者不及五貫”，[113]按前述“每產(chǎn)錢一文，兩料共敷二十四文”的標準，這兩縣極等戶須納役錢近120貫。如估計到當時民戶役錢增納三分的因素，則北宋時役錢原額大約相當于92貫。
此外，鄉(xiāng)村上戶中有個別極富戶，他們按財產(chǎn)攤派的役錢額可達幾百貫，甚至上千貫。楊繪說：“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倉張靚科兩浙一路役錢至七十萬，至有一戶出三百千。”[114]宋神宗說：“浙西役錢上等有一戶出六百貫者，然如此數(shù)十戶皆兼并，多取之無妨。”王安石說：“緣出六百貫之家，是有四百貫稅錢?！?sup>[115]劉誼說：“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為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sup>[116]元祐初，劉摯說：“富縣大鄉(xiāng)，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shù)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sup>[117]特別在最富庶的兩浙路，有一些納役錢好幾百貫的富戶，這反映了當時土地集中的一個側(cè)面。然而我們對納役錢達數(shù)百千貫的情況，也須有一個恰如其分的估計。第一，正如王巖叟所說：“輸役錢三百貫以上之家，有數(shù)州之廣無一戶者；有一路不過三數(shù)家者，總天下言之，共能有幾?！?sup>[118]第二，役錢不是累進稅，不論分等攤派，還是以家業(yè)錢、稅錢等均攤，都不存在家產(chǎn)和田地愈多，則稅率愈高的情況。由此可知，少量富戶徵收高額役錢的史實，只怕還說不上有什么摧制兼并的社會意義。
反變法派攻擊免役法，往往認為鄉(xiāng)村上戶納役錢而不服差役，是得了便宜，例如呂公著說： “然上戶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sup>[119]這類言論涉及對差役性質(zhì)的分析。即使撇開差役的性質(zhì)不論，由于熙豐時已用保甲制取代了耆、戶長、壯丁等鄉(xiāng)役，紹圣時又開始實行以大保長催稅，出現(xiàn)了既納役錢，又服差役的情況。故總的說來，對鄉(xiāng)村上戶也不過是增加一筆賦稅而已。
三、鄉(xiāng)村下戶和客戶：宋時鄉(xiāng)村四、五等主戶，即鄉(xiāng)村下戶的基本成份，不僅有自耕農(nóng)和半自耕農(nóng)，還有佃農(nóng)，鄉(xiāng)村客戶的基本成份是佃農(nóng)。當免役法尚在醞釀階段，而未正式公布時，變法派即已確定了下戶須納役錢的原則。蘇轍在《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中透露了這個事實，他說：“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sup>[120]大概還是人言可畏，為了杜反對者之口，故在發(fā)布第一道免役令時，規(guī)定開封府下戶不納役錢。曾布在反駁楊繪和劉摯責(zé)難時說，“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言者則以謂上戶以為幸，下戶以為不幸，此臣所未喻也”。[121]但一旦免役法向全國各地推廣，又改變了最初的規(guī)定。前一節(jié)引馮山奏已經(jīng)證明，第二道免役令的基本精神，即是“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錢”。如果說對鄉(xiāng)村下戶還有什么寬恤措施的話，那就是遭逢災(zāi)年，其役錢可以減免：“災(zāi)傷州縣，其第四等以下戶應(yīng)納役錢，而饑貧無以輸者，委州縣保明，申提舉司，體量詣實，于役剩錢內(nèi)量分數(shù)或盡蠲之?！?sup>[122]可知在全國范圍內(nèi)規(guī)定下戶納役錢，應(yīng)是沒有疑義的。
但是，宋哲宗紹圣時重修的《神宗實錄》，即所謂《朱史》卻說：“役錢隨所在民力敷出，戶多民富則出錢不至第四、第五等而已足，戶少民貧則須出至五等，各不同?！?sup>[123]這條記載被用作下戶中不小部份農(nóng)民未納役錢的重要依據(jù)。為了驗證《朱史》之說是否可信，今以《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并參對其他記述，分路予以介紹：
（一）開封府：熙寧時，輦轂之下的“開封府界諸縣民歲納役錢，其鄉(xiāng)村第四等以下并免”。[124]元豐時，“判司農(nóng)寺李定等乞開封府界諸縣鄉(xiāng)村第四等、第五等戶敷出役錢”，宋神宗不予批準。[125]故後來紹圣時，蔡京說：“府界自熙寧至元豐，只三等以上出役錢，自先帝行法之初，已不曾令五等敷出?！?sup>[126]
（二）京東：判應(yīng)天府張方平上奏：“今令五等一概輸錢，是率貧細不足之民，而資高強有馀之戶也。”[127]元豐時，宋神宗因齊州章丘縣發(fā)生水災(zāi)，下詔：“其第四等以下戶欠〔今〕夏殘稅權(quán)予倚閣，見欠常平苗、役錢，令提舉司展料次聞奏?！?sup>[128]應(yīng)天府作為宋朝南京，是京東戶多民富的州府之一，而京東東、西路又是以家業(yè)錢和頃畝數(shù)分攤役錢，按《朱史》的邏輯，則京東其他州縣鄉(xiāng)村下戶的役錢應(yīng)不能免。
（三）京西：張方平任陳州知州，上奏說：“本州自今春以來少雨，日近甚有人戶披訴旱災(zāi)，……其第四等以下戶豈復(fù)更堪賦率，伏望圣慈，第四等以下人戶免役錢別降恩旨，特與放免?！?sup>[129]京西南、北路宋時屬戶少民貧之地，京西南路按家業(yè)錢分等輸納役錢，京西北路陳州的實例證明，當?shù)叵聭粢矐?yīng)是納役錢的。
（四）河北：河北東、西路是按家業(yè)錢分等輸納役錢的。現(xiàn)存史籍中關(guān)于當?shù)叵聭艏{役錢的記載甚多。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詔：聞鎮(zhèn)、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zhuǎn)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其後逐司奏，體量得諸縣去秋旱災(zāi)，以故貧下戶亦有拆屋賣錢，以給己家糧食及官中諸費者，非專為納免役錢也”。[130]五月，“詔河北路轉(zhuǎn)運、提舉司：巡(災(zāi))傷戶第四等以下放稅及五分以上，今年夏稅、免役錢一面體量，放免以聞”[131]七月，“詔蠲河北西路五等戶免役錢一年”。[132]八月，宋廷又批準“河北東路提舉司請除放第五等、中等以下役錢”。[133]十一月，“河北東路轉(zhuǎn)運、提舉司言：夏秋災(zāi)傷，放稅八、九分以上，乞倚閣第四等以下秋料役錢，及當納去年倚閣青苗錢。從之”[134]熙寧八年(1075年)正月，“詔蠲懷、衛(wèi)州第四等以下戶去年秋料役錢，以民乏食故也”。[135]以上記述表明，河北東、西路鄉(xiāng)村下戶納役錢，確是普遍情況。
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個別的例外。王巖叟說，在作為河北西路大州定州的州治安喜縣，“戶一萬三千有馀，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產(chǎn)僅能直二十四緡，而上即以敷納役錢，歲歲無窮，其出于至貧可見。當役法未行時，第四等才一千六百馀戶，由役錢額大，上戶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馀戶入第四，復(fù)自第四等升七百馀戶入第三。自舊以來，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須其家業(yè)進而後升之，民乃無怨，今下戶之薄產(chǎn)未嘗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輸役錢”。[136]看來一部份家業(yè)錢在24貫以下，而未升等的五等戶，似尚未攤派役錢。
(五)河?xùn)|：按《朱史》所說的標準，河?xùn)|路恰好屬于戶少民貧的地區(qū)，而該路分攤役錢的方式是依家業(yè)錢“每貫差除出錢”，下戶當不能免。
(六)陜西：陜西役錢按“田色頃畝均出”，宋神宗說：“近臣僚有自陜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眾輕易舉，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sup>[137]可知陜西下戶也納役錢。
(七)淮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廷規(guī)定，淮南東路“并用鄉(xiāng)村民戶物產(chǎn)實直錢數(shù)敷出役錢”，[138]這與《中書備對》的記載相合，而淮南西路則以家業(yè)錢“等第均出”，有所不同。宋神宗曾下詔說：“聞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錢則下戶太重。”[139]也就是說，只要不太重，淮南的鄉(xiāng)村下戶仍應(yīng)繳納役錢。
(八)江南：江南東、西路都是以稅錢額均攤役錢，如興國軍永興縣每一文稅錢，分攤半分役錢，在前一節(jié)已作交待。元豐時，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劉誼上奏抨擊免役法，說：“不計貧富，以稅錢為率而取之，謂之免役?！侵^下戶出錢，害法三也?！?sup>[140]南宋時，江南西路吉州人楊萬里說：“舊以稅為錢也，稅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sup>[141]這也應(yīng)是反映了當時江南一帶的情況。
(九)兩浙：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對王安石說：“浙西役錢上等有一戶出六百貫者，……惟第五等戶錢不多，放卻如何?”王安石說：“第五等出錢雖不多，如兩浙一路，已除卻第五等下不令出錢外，尚收四萬貫?！?sup>[142]據(jù)此，則兩浙路第五等戶中最貧窮者似已免納役錢，其實不然。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十二月，陳樞說：“兩浙第五等戶約百萬，出役錢裁五、六萬緡，錢寡而所敷甚眾，且第五等舊無役，請得蠲免。”宋神宗“詔除之”。[143]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正月，“詔：兩浙察訪、轉(zhuǎn)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同相度，第五等戶所出役錢至少，今若減放，以寬剩錢補充，如支用得足，即〔盡〕蠲之，其以家產(chǎn)或以稅錢均出而不分等處，即截自若干貫百以下放免以聞?！?sup>[144]然而直到熙寧末，三司使沈括仍在“累具利害，乞減下戶役錢”，他說：“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微戶二十八萬馀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戶盡除其輸，雖小徭不足為病也?！?sup>[145]沈括向宰相吳充提出此項建議，卻遭蔡確彈劾而罷官。由此可見，當熙寧時，宋廷雖屢下命令，兩浙路鄉(xiāng)村下戶的役錢實際上并未免除。
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廷改變了兩浙路分七十五等納役錢的規(guī)定，已如前述。據(jù)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的記載，宋神宗曾下詔，規(guī)定兩浙路“坊郭戶不及二百千，鄉(xiāng)村戶不及五十千，并免輸役錢”，然而據(jù)此路提舉常平司報告說：“鄉(xiāng)村下等有家業(yè)不及五十千，而猶輸錢者?！?sup>[146]可知自元豐時，兩浙路家業(yè)錢在五十貫以下的鄉(xiāng)村下戶中，也只有一部份不納役錢。兩浙路是宋朝最富庶的一路，元豐時有部份鄉(xiāng)村下戶不納役錢，這與開封以外各路相比，可算是很優(yōu)待了。
南宋時，役錢負擔(dān)加重，趙善括上奏說：“臣竊見臨安府車駕駐蹕五十馀年，列壁連營，建宮賜第，卜筑之地本皆民產(chǎn)，一從分占，久免推排。其間物力合科色役與夫夏秋二稅，無可催理者。有司失于申請，未曾蠲免。錢塘、仁和兩縣歲有定額，無由銷豁，遂將和買、役錢逐科(料)增添，抑配鄉(xiāng)村貧下人戶。謂如紹興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錢一十九文；今來……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即敷役錢二十五文。”[147]北宋時，杭州已是兩浙路首府，其倚郭兩縣的鄉(xiāng)村下戶，在元豐時很可能自50貫家業(yè)錢以下者不納役錢，而到南宋初已降為自30貫家業(yè)錢以下者不納役錢，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後又降為自10貫家業(yè)錢以下者不納役錢。在紹興二十一年前，家業(yè)錢30貫的鄉(xiāng)村下戶歲納役錢570文；然而在此年以後，同樣家業(yè)錢的下戶須歲納役錢750文。
(十)福建：福建鄉(xiāng)村按產(chǎn)錢，即夏稅錢分攤役錢?！端问贰肪?43《蔣之奇?zhèn)鳌份d：“為福建轉(zhuǎn)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筭錢高下均取之?！边@里的筭錢，應(yīng)即是指產(chǎn)錢。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詔：“福、泉、漳州、興化軍諸縣第四等以下災(zāi)傷五分以上戶，去年秋科(料)役錢并放?！?sup>[148]福州和泉州是福建路戶口最多的大州，按《朱史》的邏輯，則其他不見記載的建州、汀州、南劍州和邵武軍的鄉(xiāng)村下戶，也無免納役錢之可能。
(十一)湖北：荊湖北路按家業(yè)錢分等輸納役錢。據(jù)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詔：“荊南、岳、鄂、安、〔澧〕州第四等以下災(zāi)傷戶，今年夏料役錢聽蠲減?！?sup>[149]又有記載說：“鄂州新城縣令曹登為手實之法，趣功過甚，措置苛酷，用民桑柘量丈尺，計所養(yǎng)蠶多少，紐為貫，迫令出役錢。仍自令人出榜岳州之類，令依其式樣?！?sup>[150]荊南府、岳州和鄂州是荊湖北路戶多民富之州，官府向鄉(xiāng)村下戶勒索役錢尚如此苛刻，其他州縣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湖南：《中書備對》明確記載，各州監(jiān)“于五等上均敷”，但“第一等戶更出物力錢”?！端问贰肪?16《唐義問傳》載：“擢湖南轉(zhuǎn)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彼螘r家力和物力詞意相同，看來最初除依各戶頃畝、稅錢額分五等納役錢外，尚須估算五等戶的浮財物力，出物力錢。唐義問上奏申訴後，第一等戶仍納物力錢，而自第二等戶以下蠲除。宋哲宗初，當司馬光推翻免役法之際，孔武仲說，潭州“所謂下戶者，雖號為貧乏，而歲役不過以田畝為率，田畝既少，出亦不多”?！叭袅顪p放特多，無乃大幸，以此較之，上戶太苦，下戶太優(yōu)”。他主張“自第一等至第五等，隨田畝多少，均與裁減，則法度平允，弊事不生，久遠可行，實為利濟”。[151]這些記載，都證明荊湖南路的下戶須納役錢。
(十三)廣南：廣南東、西路一般以稅錢分攤役錢，廣西路每一文稅錢，分攤五、六文或七、八文，已如前述。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詔廣西提舉司，應(yīng)桂、昭、賓、象、梧、藤、龔、〔潯〕、貴、橫等州昨運糧充夫之家，〔第一〕、第二等以〔上〕更放一料役錢二分，第三等放一料五分，第四、〔第五〕等以下全放兩料”。[152]這道對交阯戰(zhàn)事後的減免詔，也可作為廣西鄉(xiāng)村下戶納役錢的明證。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廣南東路轉(zhuǎn)運司乞蠲南雄州民無田產(chǎn)，有稅錢，而例出役錢者，從之”。[153]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提點廣南東路刑獄許懋言：潮州海陽、潮陽兩縣居民舍及田稼為颶風(fēng)吹海潮所害，上三等戶秋料役錢乞為倚閣，四等已下戶秋料役錢依條取旨放免”。得到宋神宗的批準。[154]潮州是廣東第二大州。宋時廣南尚未很好開發(fā)，屬戶少民貧地區(qū)，其鄉(xiāng)村下戶輸納役錢，當是確實無疑的。
(十四)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是四川最富庶的一路，《中書備對》說，此路大多數(shù)州府依稅錢均攤役錢?！对瞥簿帯肪?《張司勛墓志銘》載：“移成都路提點刑獄?！晕鯇幰亚?，第五等戶不徭，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為朝廷立法，本以寬民，今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者十二萬戶。”據(jù)《文獻通考》卷11，此路主戶共有57萬馀戶，如以下戶占主戶總數(shù)9/10計，則減免役錢者約占下戶總數(shù)的1/4弱；如以下戶占主戶總數(shù)2/3計，則減免役錢者約占下戶總數(shù)的1/3弱。由此可知，成都府路最早鄉(xiāng)村下戶一概輸納役錢，後因張姓提點刑獄上奏，也只減免了其中的小部份。此外，彭州知州呂陶說：“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榖，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役錢一例均出?！?sup>[155]可知連種茶的園戶也須均出役錢。
(十五)梓州路：梓州路有些州分等納役錢，有些州按稅錢額等均攤。照《朱史》的說法，這個戶少民貧的地區(qū)，鄉(xiāng)村下戶也應(yīng)納役錢。
(十六)利州路：《中書備對》記載各州府分別按頃畝和家業(yè)錢分攤役錢，卻不載蓬州和閬州的情況。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詔蓬、閬二州免役錢以家業(yè)多少定數(shù)。以利州路提舉司言，所部役錢未均，蓬、閬二州上戶家業(yè)多而稅錢少，下戶家業(yè)少而稅錢多，至第一、第二等戶輸錢少于第四、第五等故也”。[156]這是役錢由稅錢改為用家業(yè)錢分攤的例子。利州路也屬戶少民貧之地，而閬州又是本路的大州，可知該路鄉(xiāng)村下戶也須繳納役錢。
(十七)夔州路：夔州路是宋代最貧瘠荒涼的一路，以家業(yè)錢等分攤役錢，其鄉(xiāng)村下戶自然也不可能免納役錢。
總結(jié)以上所述，可見紹圣《朱史》的說法，乃是為了“紹述”熙豐變法的政治需要，而故作曲筆的。事實上，除開封府外，無論是戶少民貧的地區(qū)，還是戶多民富的地區(qū)，鄉(xiāng)村下戶納役錢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從現(xiàn)存記載看來，只有個別富庶地區(qū)，例如兩浙路、成都府路，或者定州安喜縣，才有所例外，但此類例外，也不過是當?shù)氐牟糠菹聭舨患{役錢而已。
反變法派圍繞著下戶納役錢的問題，自然大做文章，攻擊甚烈，言論也甚多。如張方平說：“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chǎn)、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nóng)器、舂、磨、〔铚〕、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sup>[157]他指出官府估算民戶家業(yè)錢如何苛刻煩瑣，估算的結(jié)果，每一貫家業(yè)錢分攤十文役錢，每十貫家業(yè)錢分攤一百文役錢，這在北宋和南宋都有不少類似的記載。如前述新城縣令曹登，量各戶桑柘的丈尺，以計算養(yǎng)蠶的多少，紐計家業(yè)，就是當時官府進行聚斂時的一項發(fā)明。
變法派對下戶納役錢的問題，實際上也是承認的。除沈括外，如張璪曾上奏說：“伏見行役法以來，中等以上均出役錢，悉免重役。自四等以降，舊役本輕，而當役之年復(fù)又疏闊，然類多貧匱，俾之每歲納鏹，以助眾役，力有不任。臣訪聞得諸州寬剩緡數(shù)甚多，立法之意，本以備災(zāi)傷。若州縣災(zāi)傷頗甚，遇朝廷特旨，唯于近下貧乏之戶放免役金，數(shù)亦微細。今欲乞以州縣歲收寬剩之緡，率以十分量收一、二，馀自四等以下盡數(shù)均減，庶令貧民蒙被德澤?！?sup>[158]韓絳在宋哲宗初上奏：“臣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且多取羨數(shù)。以今所宜，第除羨數(shù)，免下戶錢，惠澤周矣。”[159]章惇在反對司馬光變更役法時，也不得不承認：“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惟是稱'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于官。上農(nóng)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榖帛、牛具、桑柘而已，榖賤已自傷農(nóng)，官中更以色役及諸色錢督之，則榖愈賤’。此二事最為論免役納錢利害要切之言?！?sup>[160]由此看來，鄉(xiāng)村下戶納役錢，乃是兩個對立政治派別所共同承認的史實。
鄉(xiāng)村下戶所納役錢額，一般在幾百文到一、二千文之間。變法派鄧綰談?wù)撚鰹?zāi)年減免下戶役錢的法令時說：“借或下戶役錢一千，以分數(shù)各減一、二百，及二、三百者減三、五十，亦不免赴官輸納，豈有所濟?！?sup>[161]蘇軾在元祐時說：“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sup>[162]李常說：“中下人戶舊出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承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十貫，以是校之，勞逸苦樂殊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則今所改法，能使上等人戶優(yōu)便安閑，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sup>[163]他在司馬光推翻免役法後，又上奏反對，說熙豐時，第三、四等戶出役錢三、二貫，則四等戶有納役錢二貫者。紹圣時，黃慶基言：“乞立法，應(yīng)蠲減役錢，并自三百以下，如寬剩更有羨馀，則減至五百以下?！?sup>[164]他的建議雖未施行，也反映當時的鄉(xiāng)村下戶所納役錢額，與熙豐時大致相同。此外，按前引陳樞之說，熙寧時兩浙路約100萬五等戶，分攤役錢五、六萬貫，平均每戶約為五、六十文，這與其他各路相比，負擔(dān)較輕。
每年一般為幾百文至一、二千文的役錢，對貧民下戶說來，自然也不能不說是相當重的負擔(dān)。反變法派王巖叟當過地方官，他說：“臣每見下戶之輸，未嘗不出于艱難窘蹙之中，而州縣未嘗不得于鞭笞苛逼之下……今乃令歲歲輸緡，謂之免役，竊以謂本不當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緡，以為常賦耳!”[165]呂大防說：“免役錢本率眾以給庸，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積，至有一縣之入，出者半，〔贏〕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貧下未嘗有所貸免。”[166]役錢與兩稅不同，遭逢災(zāi)荒，一般不予減免，鄉(xiāng)村下戶雖有可以減免的規(guī)定，但因當時官僚機構(gòu)的腐敗，實際上能否貫徹執(zhí)行，則是另一回事。
鄉(xiāng)村客戶按規(guī)定一般不納役錢，然而據(jù)《中書備對》記載，京西南路“鄉(xiāng)村客戶物力及主戶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戶例”，河北東、西路“客戶有物力者，比附主戶所在等第出錢”。河北東、西路的所謂“客戶”，應(yīng)是包括鄉(xiāng)村客戶和坊郭客戶。宋時劃分鄉(xiāng)村主、客戶，往往是依據(jù)土地的有無，這三路記載客戶“物力”，應(yīng)是指浮財物力。鄉(xiāng)村客戶中有相當浮財物力而無土地者，應(yīng)是為數(shù)不多的，故其他各路均無類似規(guī)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三路少量有相當浮財?shù)泥l(xiāng)村客戶外，其他各路的鄉(xiāng)村客戶實際上無役錢負擔(dān)。
據(jù)《慶元條法事類》卷47《違欠稅租》規(guī)定，如各種賦稅到期不納，“聽追戶頭或以〔次〕家人科校，品官之家追幹辦人(以上係佃戶納者，止追佃戶)”。這里明確記載，除“戶頭”(鄉(xiāng)村主戶戶長)、幹辦人外，還有部份佃戶，也作為直接徵稅對象。如在四川一帶，地主只管掠取地租，而官府的重徵苛斂，其中包括役錢，由佃戶直接承擔(dān)。此外，按某些地區(qū)的慣例，鄉(xiāng)村客戶租種地主田地，“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167]扣除種子和包括役錢在內(nèi)的賦稅之後，再由地主掠取分成租，則即使地主直接向官府輸納役錢，也相應(yīng)地增加了佃戶的負擔(dān)。
終宋一代，官戶和鄉(xiāng)村上戶總是千方百計，隱產(chǎn)逃稅，向廣大鄉(xiāng)村下戶和客戶轉(zhuǎn)嫁賦役負擔(dān)。如宋徽宗時，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zé)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顧〕令官戶所減之數(shù)，均入下戶。下戶于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168]總而言之，從誰是生產(chǎn)者，誰是剝削者的角度看來，廣大鄉(xiāng)村下戶和客戶固然是在實際上承受了大部份役錢負擔(dān)；即使從直接納稅的角度看來，官府向官戶和鄉(xiāng)村上戶攤派的役錢額，也勢必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是轉(zhuǎn)嫁于鄉(xiāng)村下戶和客戶的。
四、坊郭戶：宋時城市居民稱坊郭戶，坊郭戶也分主戶和客戶，有些地區(qū)以坊郭主戶分為十等戶，有些地區(qū)以坊郭主、客戶混通分為十等戶。城居的地主按規(guī)定也應(yīng)繳納兩稅，但兩稅不能算“城郭之賦”；而役錢卻是遍徵城鄉(xiāng)的賦稅，這也是與兩稅的不同之處。
免役法規(guī)定，坊郭戶也納助役錢，數(shù)額為免役錢之半，故王安石稱“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169]元祐時或稱“坊郭戶五分錢”。[170]坊郭戶役錢也分夏、秋兩料繳納。如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呂溫卿上奏說：“霖雨為災(zāi)，已行賑濟。欲乞坊郭戶沒溺財產(chǎn)，比舊退落七分以上，積欠及秋料役錢并展限至來年夏料。其漂蕩家業(yè)者，不候造簿年月，先減免役錢，以寬剩錢補助。”[171]南宋時規(guī)定官戶役錢不減半，坊郭戶的役錢可能也照此辦理。
最早在開封府推行免役法時，“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172]但當免役法向各路推廣時，這個規(guī)定也發(fā)生變化。從《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的記載看，京東東、西路，河?xùn)|路，陜西兩路，江南東、西路，福建路，荊湖南路，廣南東路，四川四路等十四個路的坊郭戶按家業(yè)錢額分攤役錢。河北東、西路“坊郭亦依等第均出”，淮南西路“坊郭亦以家業(yè)紐貫百等第，均定等第”，荊湖北路“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自然也包括坊郭戶分等納役錢，廣南西路“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這五路實行分等攤派役錢。其他如京西南路“坊郭戶依科配體例敷出”，則已不詳其攤派方式。至于兩浙路和淮南東路的坊郭戶如何攤派役錢，《中書備對》并未交待。
無論以家業(yè)錢額分攤，或分等出錢，坊郭六等以下戶大體也須輸納役錢。南宋紹興時實行經(jīng)界法，建康“府城坊郭與諸門外不過戶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173]這大體可作為按家業(yè)錢額分攤之類的例證。元祐初，呂陶說，在成都府路和梓州路，“熙寧初，施行役法，別定坊郭十等人戶出營運錢，以助免役之費。蓋朝廷之意，本為人戶專有營運而無產(chǎn)稅，或有產(chǎn)稅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于田產(chǎn)稅錢之外，別令承認營運錢數(shù)，以助稅戶，誠為均法”?！凹安罟僦I意，惟務(wù)定得坊郭錢多，用為勞效，州縣承望風(fēng)旨，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為名，其實抑令承認，立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他提出建議說：“今來朝廷講議〔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不須循用舊額，務(wù)在酌中，其止有屋宅而別無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并宜蠲免，以寬民力。”[174]呂陶肯定了這兩路的坊郭十等戶都須繳納役錢的事實。宋時所謂營運，是指店鋪、質(zhì)庫之類營業(yè)，估算營運錢，乃是估算坊郭戶家業(yè)錢的一種方式，往往比房、地產(chǎn)等固定資產(chǎn)的估算更為麻煩，也更無定準。但從呂陶的奏議看來，這兩路實際上又是將房、地產(chǎn)等都估算在十等營運錢內(nèi)的。據(jù)《中書備對》載，成都府路“其坊郭以物力出錢”，梓州路“坊郭并以家業(yè)”，言語含混，又并未說是分等輸納役錢，看來應(yīng)以呂陶之說為準。
在各路坊郭戶中，有所例外的是兩浙路的坊郭戶。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兩浙提舉常平司言：“鄉(xiāng)村下等有家業(yè)不及五十千，而猶輸錢者，坊郭戶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輸錢，輕重不均。”宋神宗為此下詔：“兩浙路坊郭戶役錢依鄉(xiāng)村例，隨產(chǎn)裁定免出之法?！?sup>[175]可知該路家業(yè)錢為二百貫以下的坊郭戶中，也改為有一部份納役錢。
研究宋朝的役錢，對探討當時的階級結(jié)構(gòu)、賦役制度以及王安石變法，都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綜合北宋和南宋的記載，介紹自宋神宗至南宋末約200年間的情況。然而因傳世資料所限，介紹的重點，仍然只能放在宋神宗在位的十馀年間。拋磚引玉，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評和指正。
原載《中國古代社會經(jīng)濟史諸問題》
注 釋
[1] 《玉?！肪?79《宋朝五賦》引《國史志》，《文獻通考》卷4，《宋史》174《食貨志》，《都官集》卷2《厚生四》。
[2] 《要錄》卷130紹興九年七月壬辰：“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
[3] 《文獻通考》卷4，《宋史》卷174《食貨志》，《長編》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壬戌。
[4] 《長編》卷135慶歷二年四月戊寅。
[5] 《宋史》卷177《食貨志》，《文獻通考》卷12。
[6] 《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7] 《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8] 《宋史》卷162《職官志》。
[9] 《宋會要》職官43之4，食貨53之14。
[10] 《宋會要》食貨56之23。
[11]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51《論錢榖宜歸一劄子》。
[12] 《宋會要》食貨56之30。
[13] 《宋會要》食貨56之42，49。
[14] 《宋會要》食貨65之10。
[15] 《宋史》卷177《食貨志》。
[16] 《長編》卷279十一月戊寅，《宋會要》食貨65之16。
[17] 《凈德集》卷1《奏為役錢乞樁二分準備支用狀》。據(jù)《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和《宋會要》食貨65之19，成都府路原定徵役錢1，351，291貫，支1，009，600貫，熙寧九年實收660，949貫，支431，945貫，與正文所引的數(shù)字出入頗大。
[18] 《長編》卷324三月乙酉。
[19] 《宋會要》食貨65之37。
[20] 《中書備對》原作寬剩錢3，085，022貫，而役錢收支數(shù)相減，為3，085，085貫，稍有出入。又周藤吉之先生《宋代史研究》六《王安石免役錢徵收諸問題》計算宋朝全國與各路的役錢寬剩率，乃是寬剩錢數(shù)與役錢收入數(shù)的比值，計算方法顯然有誤。“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shù)增取二分”，則寬剩率應(yīng)是寬剩錢數(shù)與雇役支出數(shù)的比值。
[21] 《長編》卷350。
[22] 《長編》卷231三月丁酉，《宋會要》食貨65之13。
[23] 《長編》卷284八月辛卯。
[24] 《長編》卷266熙寧八年七月甲子。
[25] 《長編》卷274熙寧九年四月丙午。
[26] 《長編》卷300元豐二年十月辛丑。
[27] 《宋會要》食貨38之3。
[28] 《宋會要》職官48之111。
[29] 《長編》卷279為當年十二月庚子，《宋會要》食貨65之16為十月十七日，日期稍有不同。
[30] 《長編》卷283熙寧十年七月丁巳。
[31] 《宋會要》職官26之14，《長編》卷312元豐四年五月乙巳。
[32] 《長編》卷309元豐三年閏九月戊申。
[33] 《宋會要》食貨52之14。
[34] 《宗伯集》卷9《十縣例狀》。
[35] 《宋朝諸臣奏議》卷45《上欽宗論彗星》。
[36] 《宋會要》食貨65之55。
[37]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55。
[38] 已故聶祟岐先生《宋史叢考》之《宋役法述》說，坊郭五等以上戶等的“助役錢”，“照舊額減半”。據(jù)《長編》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己酉，“詔：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人戶，并依單丁等戶例輸納。”王巖叟上奏說：“今雖減半，其少者猶須納一百五十緡有馀。”《宋會要》食貨65之57，元祐三年九月四日，戶部言：“瀘州江安縣夷稅戶自來不曾差役，自第〔三〕等以上愿依舊輸役錢，仍從漢戶單丁法減半，第四等以下并免?！笨芍坼X并未照舊額減半，而是照舊額輸納。
[39] 《宋會要》食貨65之56。
[40] 《宋會要》食貨65之57。
[41] 《宋會要》食貨65之64。
[42] 《宋史》卷178《食貨志》，《止齋先生文集》卷21《轉(zhuǎn)對論役法劄子》。
[43] 《宋會要》食貨53之17。
[44] 《宋會要》食貨14之16。
[45] 《宋會要》食貨65之76，正文所引為建炎三年詔。
[46] 《歷代名臣奏議》卷258，《忠正德文集》卷1《論役法劄》。
[47] 《宋會要》食貨65之96，原作乾道三年，應(yīng)為二年之誤。
[48]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總制錢》，《慶元條法事類》卷30《經(jīng)總制》。
[49] 《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50] 《會編》卷101。
[51] 《宋會要》刑法2之140。
[52] 《宋會要》食貨64之107。
[53] 《宋會要》食貨70之104。
[54] 如《朱文公文集》卷17《乞?qū)⑸疥幍瓤h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即將兩稅的夏稅與和買、役錢三者并列，作為鄉(xiāng)村的常賦。
[55] 《永樂大典》卷7507《中書備對》，《長編》350。
[56] 《長編》卷250熙寧七年二月癸未。
[57] 《要錄》卷18十月壬戌。
[58] 《文獻通考》卷4。
[59]《樂全集》卷23《論京師軍儲事》。
[60]此數(shù)據(jù)《宋會要》食貨65之17，為熙寧九年實納數(shù)，應(yīng)與役錢定額有所出入?！队罉反蟮洹肪?507引《中書備對》載開封役錢定額為28，592貫，此數(shù)疑誤。開封府共十七縣，如前正文所述，光開封縣役錢定額即為12，900貫，估計全府役錢定額應(yīng)有十馀萬貫。
[61]《樂全集》卷25《論率錢募役事》，《長編》277。
[62] 《樂全集》卷25《論免役錢劄子》。
[63] 《吳郡志》卷1。
[64] 《嘉靖江陰縣志》卷5。
[65] 《嘉定鎮(zhèn)江志》卷5，《至順鎮(zhèn)江志》卷6。
[66] 《嘉泰會稽志》卷5。
[67] 《嚴州圖經(jīng)》卷1。
[68]《嘉靖淳安縣志》卷4。
[69]《嘉靖武康縣志》卷4。
[70]《咸淳臨安志》卷59。
[71]《寶慶四明志》卷5，卷6。
[72]《萬歷黃巖縣志》卷3，其中和預(yù)買數(shù)無確切年代。
[73]《嘉靖建平縣志》卷2。
[74]《嘉靖贛州府志》卷4。
[75]《淳熙三山志》卷17，原載官戶不減半役錢“歲以五千七百四十一貫八百四十文省為額”，宋時官府通用省錢1，000文折合足錢770文，則官戶不減半役錢應(yīng)折合足錢4，421貫216.8文。
[76]《永樂大典》卷7890《臨汀志》?！都尉竿≈莞尽肪?記載宋理宗紹定時數(shù)額，役錢數(shù)同《臨汀志》，而夏稅為43，797貫，秋苗米25，636石，另加續(xù)括米2，937石。
[77]《弘治興化府志》卷10引宋《紹熙志》。
[78]《永樂大典》卷8507《南寧志》。
[79]《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
[80]《樂全集》卷25《陳州奏賦率數(shù)》。
[81]《嘉定鎮(zhèn)江志》卷5。
[82]《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3《御策一道》。
[83] 《欒城集》卷37《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84] 《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戊子。
[85] 《凈德集》卷1《奏乞放免寬剩役錢狀》。
[86] 《永樂大典》卷7651牟巘《陵陽集·黃濟叔行狀》。
[87] 《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戊子。
[88] 《歷代名臣奏議》卷256。
[89] 《長編》卷269熙寧八年十月辛亥。
[90] 《長編》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91] 《宋會要》職官26之10。
[92] 《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93] 《宋會要》食貨69之19—20。
[94] 《宋會要》食貨65之13。
[95] 《王雙溪先生集》卷1。
[96] 《省齋集》卷5《論湖北田賦之弊宜有法以為公私無窮之利劄子》。
[97] 《應(yīng)齋雜著》卷1《免臨安丁役奏議》。
[98]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淳熙三山志》卷17。
[99] 《永樂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
[100] 《長編》卷267熙寧八年八月丙申。
[101] 《長編》卷268熙寧八年九月辛巳。
[102] 《宋史》卷331《李中師傳》，《長編》卷241熙寧五年十二月庚寅。
[103] 《長編》卷266熙寧八年七月乙丑。
[104] 《止齋先生文集》卷21《轉(zhuǎn)對論役法劄子》。
[105] 《要錄》卷86紹興五年閏二月己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總制錢》。
[106] 《止齋先生文集》卷21《轉(zhuǎn)對論役法劄子》。
[107] 《止齋先生文集》卷21《轉(zhuǎn)對論役法劄子》。
[108] 《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09] 《欒城集》卷43《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110] 《韓魏公集》卷19《家傳》。
[111] 《歷代名臣奏議》卷256。
[112] 《東坡七集·東坡奏議》卷6《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113] 《文定集》卷13《請免賣寺觀趲剩田書》。
[114] 《宋會要》食貨66之35。
[115] 《長編》卷237熙寧五年八月辛丑。
[116] 《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117] 《忠肅集》卷5《論役法疏》。
[118] 《長編》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己酉。
[119] 《涑水記聞》卷14。
[120] 《欒城集》卷35。
[121] 《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戊子。
[122] 《宋會要》食貨70之170載熙寧七年三月六日詔?！堕L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引鄧綰奏：“司農(nóng)寺法：災(zāi)傷第四等已下戶應(yīng)納役錢而饑貧者，委州縣聞于提舉司考實，以免役剩錢內(nèi)量數(shù)除之?！贝俗嗖坏闷淙眨礁陾l下，似不應(yīng)作發(fā)布此項規(guī)定的最早時限?！稑啡肪?5《陳州奏賦率數(shù)》：“準新法：諸災(zāi)傷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戶應(yīng)納役錢者，如饑貧無以送納，委本州縣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體量詣實，于役錢數(shù)內(nèi)量分數(shù)或全與免放。”
[123] 《長編》卷302元豐三年二月辛酉注。
[124] 《宋會要》食貨65之4—5。
[125] 《長編》卷302元豐三年二月辛酉。
[126] 《宋會要》食貨14之9。
[127] 《長編》卷277，《樂全集》卷26《論率錢募役事》。
[128]《宋會要》食貨70之171，59之2。
[129]《樂全集》卷25《陳州奏賦率數(shù)》。
[130]《宋會要》食貨66之38—39。
[131]《長編》卷253癸丑。
[132]《長編》卷254癸卯。
[133] 《長編》卷255癸巳。
[134] 《長編》卷258丁酉。
[135] 《長編》卷259壬寅，《宋會要》食貨70之170。
[136] 《長編》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137] 《長編》卷313元豐四年六月己巳。
[138] 《宋會要》食貨65之21。
[139] 《宋會要》食貨65之14。
[140] 《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141] 《誠齋集》卷69《轉(zhuǎn)對劄子》。
[142] 《長編》卷237八月辛丑。
[143] 《長編》卷248戊寅。
[144] 《長編》卷249辛亥，《宋會要》食貨65之13。
[145] 《宋會要》食貨65之16，《長編》卷283熙寧十年七月丁巳注。
[146] 《宋會要》食貨66之42—43。
[147] 《應(yīng)齋雜著》卷1《免臨安丁役奏議》。
[148] 《長編》卷281四月丙申。
[149] 《長編》卷252己卯。
[150] 《長編》卷271熙寧八年十二月壬寅注。
[151] 《宗伯集》卷9《十縣例狀》。
[152] 《宋會要》食貨70之171，《長編》卷290七月庚寅。
[153] 《長編》卷260二月庚午。
[154] 《長編》卷279十一月癸酉。
[155] 《凈德集》卷1《奏具置場買茶旋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
[156] 《宋會要》食貨65之22。
[157] 《樂全集》卷25《論免役錢劄子》，以《皇朝文鑒》卷47《論免役錢》參校。
[158] 《錢塘韋先生文集》卷16《故大資政張公行狀》。
[159] 《琬琰集刪存》卷1《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160] 《長編》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章惇反駁司馬光時，還說：“又更令凡莊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納助役錢，即尤為刻剝。凡內(nèi)陸中年百石斛斗，粗、細兩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錢。若是不通水路州軍，不過直十四、五千而已。雖是河北緣邊，不過可直三十來千，陜西、河?xùn)|緣邊州郡四、五十千。免役法中皆是不出役錢之人?！边@段記載應(yīng)是談免役法最早的後來又很快作廢的紙面規(guī)定。宋時北方一般每宋畝產(chǎn)一宋石，歲收百宋石，相當于有田百宋畝之自耕農(nóng)，或有田二百宋畝，實行對分租之地主，一般應(yīng)算三等戶，在免役法中應(yīng)納役錢。章惇大約是利用當時發(fā)生錢荒，錢重物輕的情況，以糧折錢，結(jié)果使有田一、二百宋畝的戶作為“不出役錢之人”?？芍@條記載不能作為部份下戶不納役錢的證據(jù)。
[161] 《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庚申。
[162] 《東坡七集·東坡奏議》卷6《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163] 《長編》卷424元祐四年三月己亥。
[164] 《宋會要》食貨65之67。
[165] 《長編》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166] 《宋朝諸臣奏議》卷43《上神宗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167]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168] 《文獻通考》卷13，《宋史》卷178《食貨志》。
[169] 《長編》卷223熙寧四年五月庚子。
[170] 《長編》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己亥。
[171] 《宋會要》食貨68之113。
[172] 《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73] 《真文忠公文集》卷6《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174] 《長編》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175] 《宋會要》食貨66之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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