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作
追念胡適知遇之恩
新書《我與胡適先生》記述了周汝昌與胡適先生的交往。包括兩人書信往來、平生一見，以及此后兩人在紅學研究過程中的分歧、爭論等。書中除了回憶與胡適的交往外，周汝昌還回顧了陶心如、顧隨、張伯駒、文懷沙等老先生的才情逸致和學者風范，并配以大量圖片、影印書信等珍貴資料試圖還原那段逝去的歷史。
談起寫作這本書的初衷，周汝昌說，多年來他一直想寫一部他與胡適交往的書，“只是當年他還健在時出于局勢考慮不便寫；等他去世后我又忙于研究無暇寫；現(xiàn)在終于有時間坐下來好好寫了。”周汝昌說，寫作的緣起基于多個事實，其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因素是，他認為自己今天在紅學研究領域中取得的成就與胡適當年的引導與鼓勵是分不開的。“此外，在‘批胡’前后的日子里，我與先生曾多次通信，本來只是學術上的討論切磋，卻被人誤猜說我寫給先生的信中有不可告人的東西?，F(xiàn)在時過境遷，我有必要將僅存的寫給先生的六封信展示給大家。”
談創(chuàng)作
頭腦清醒文思泉涌
今年88歲的周汝昌早已雙耳失聰，左眼失明，右眼的視力也僅存0.01。即便如此，他仍筆耕不輟，著述頗豐。特別是自前年以來，周汝昌出書不斷，僅去年就出版了七本書，今年也已出版了《周汝昌夢解紅樓》《定是紅樓夢里人》《和賈寶玉對話》等六本書。對于如此頻繁出版的事實，有人贊譽周老創(chuàng)作精力旺盛，也有人懷疑周汝昌耳已聾眼既瞎，即便思維尚未混亂，但聽不到看不見，何以寫字、查資料。由此他們斷定周老背后肯定有人捉刀代而為之。
對此懷疑周汝昌并不生氣，反而哈哈一樂風趣地說：“看來他們是把我當廢人看了，我是耳聾眼瞎了，可這并不能說我就成了老廢物。”周汝昌說著讓小女兒倫苓將他的寫作手稿展示出來。只見一張張稿紙上稀疏地爬著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字。為了證實自己還能寫字，周汝昌拿起筆來，一張蒼老的臉幾乎貼到紙上，一筆一畫艱難地書寫起來。
周汝昌說：“雖然我的耳目不幸都壞了，但幸運的是還留有一個能管事的大腦，每天一睜眼文思泉涌，想把自己思考的東西寫下來。我先把稿件寫到紙上，然后讓她們將輸入電腦中，完稿后再反復念給我聽，不妥之處及時修改。”
談名銜
不愿被稱為紅學家
周汝昌研究紅學已有60個年頭了，憑借早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石頭記會真》等多部著作以及發(fā)表的獨到觀點，奠定了在業(yè)界的地位。但這位被尊為紅學泰斗的老人，無論如何不接受紅學家的稱呼。
周汝昌解釋說，他的研究本行是語言研究、詩詞理論及中外文翻譯工作，研究紅學純屬個人愛好，“期間我也有幾次試圖想從中退出來，但想擺脫是徒勞的，特別是搞研究，常常是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放在你眼前，加上《紅樓夢》本身無窮的魅力更是讓研究她的人欲罷不能。”
周汝昌認為，比起紅學研究，他在語言研究、詩詞理論、中外文翻譯等方面造詣更深。然而，由于多年研究紅學，使得現(xiàn)在一提起“周汝昌”這名字，人們立即將他與紅學聯(lián)系在一起，“一旦承認我是紅學家，那么其勢必遮蔽了我在其他領域的成就，削奪了我在諸如語言學、翻譯、詩詞理論等方面的發(fā)言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