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這是一番何等熱烈、何等親密的景象！真是大有超出君臣、勝過父子之情了。也許讀者會問：難道自詡“欽承天道，洞悉先機”、“聰慧過人”的乾隆皇帝，竟連入覲的假阮惠也看不出來了么？其手下的耳目難道都是酒囊飯袋？當然不是！他之所以假裝糊涂，接見阮惠，其后又給予親切關懷，乃是政治上的需要，是著眼于大局，著眼于兩國的安定和睦鄰。他說：“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本褪钦f，要以國家為重，不要去計較個人的恩怨；盡管阮惠與清曾有前隙，但只要你歸順，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他還說：“天朝撫馭外夷，逆則加以征討，順則永受寵榮?！边@就是清政府對藩屬國家的方針和政策。此時安南的阮氏已經(jīng)臣服認錯，而且破例地“八覲面圣”，已經(jīng)達到了乾隆的目的，所以他也就另眼相看，“錫之殊恩”了。而作為安南國王的阮氏父子，面對強大的清政策，他不得不虛以委蛇，誠惶誠恐，小心謹慎從事，對清政府表現(xiàn)出“忠誠”的樣子。實際上，這是阮氏的一種“韜晦”策略，是為了穩(wěn)住清政府，有個安定的北方，以便對其他鄰國下手。當然，盡管兩國的封建統(tǒng)治者為著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做其真真假假的表面文章，但在客觀效果上，卻對兩國的安定、和平是有利的。
18世紀末葉，中國和安南的關系十分密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聯(lián)系大大加強，宗藩關系發(fā)展到了高峰階段，并一直保持到19世紀的40年代。
到了1802年（嘉慶七年），原割據(jù)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推翻了北方的阮光纘，國號嘉隆，建都順化。是年6月，阮福映派戶部尚書鄭懷德為如清正使，赍國書、禮物去見兩廣總督，后又派兵部尚書際光定赍國書、貢品至北京請封，且請改國號為南越。次年7月，清廷因其“恪恭請命，且鑒悃忱，請錫藩封，虔表具貢，特予嘉納”。準其國“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錫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與古所稱南越不致混淆”。1804年春，嘉慶派廣西按察使齊布森赍誥、敕、印前往宣封，改安南為越南國，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又賜彩緞、瓷器、茶葉諸品物。阮福映聞報，派員充候命使、界首候接使、公館候接使于鎮(zhèn)關及沿途迎接。再派兵弁三千五百人、象三十匹，隨候命使往關上迎接清使，并令廷臣遴員分直諸館驛。阮福映則親自在升龍（今河內(nèi)）朱雀門迎接清使，舉行了最隆重的禮儀接受清廷的封誥。此后兩國的宗藩關系一直繼續(xù)向前發(fā)展，使臣絡繹不絕于途，而安南國名也由此正式改為越南，并一直沿用至今。
隨著中越宗藩關系的向前發(fā)展，兩國的經(jīng)濟貿(mào)易也更加頻繁了。此間貿(mào)易有兩種形式，一為官方貿(mào)易，一為民間貿(mào)易。官方貿(mào)易，主要靠貢使的往返。貢使除攜帶貢品外，大都帶有土特產(chǎn)品及銀兩，他們趁經(jīng)過江寧暫留之機，便在該地銷售土特產(chǎn)品，并訂制中國的綢緞等物，于次年由京返回時提取，一次議價竟達四萬余兩之巨。1803年（嘉慶八年），阮福映貢船回國時，置辦彩緞一萬余斤。1814年（嘉慶十九年），越南朝廷發(fā)銀一萬兩，到廣東采買貨物。最大的一次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國王阮光平上書于清廷，言：“誠愿學中國文物聲容之盛，庶幾不囿于陋……又本國所需物件、式樣頗多，必得專人帶式前往定織，方可中款。現(xiàn)擬派銀數(shù)萬兩，差本國通曉工技者一人，隨帶五人，親赴采織?！鼻钠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