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吳光在山東省圖書館與本報聯(lián)合主辦的“大眾講壇”上作了關于道家黃老學的講座,對道家黃老學的來龍去脈與歷史評價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講解。本文是在該講座文稿上整理而成。
什么是黃老學
所謂黃老學,顧名思義就是黃帝老子之學。但這樣定義過于簡單,又不準確。因為黃帝并未傳學,所謂黃帝學只是后人假托的。準確地說,所謂黃老之學,是形成于戰(zhàn)國末年、興盛于西漢初期、假托黃帝立言而以老子“道論”為基礎,兼綜陰陽、儒、墨、名、法諸家思想的道家新學。
那么,判斷是否黃老學的思想標準是什么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載《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論之“道家”。
《論六家要指》指出: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又指出: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
這樣的道家是老子或莊子嗎?非也。因為老莊是非儒墨批名法的,也罕論陰陽之大順。據(jù)我的研究,司馬談所謂的道家,只能是黃老道家。《論六家要指》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黃老道家的標準,即綜采諸家精華而構(gòu)建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家理論體系(“以道為宗,兼采百家”),這就是黃老學?！?br>老學、新老學、黃老學三階段論
眾所周知,古代道家學派是由老聃奠基創(chuàng)說的。但對其發(fā)展脈絡則眾說紛紜。據(jù)我考證,作為道家的老聃,是戰(zhàn)國早中期人,《老子》一書成書于戰(zhàn)國中期。在老聃之前,如楊朱、范蠡、荷蓧丈人等可以說是道家的先驅(qū),但未形成道家學派。只是在老聃過關寫了《上下篇》傳授給關尹之后才逐漸形成老子學派。《莊子》中所稱的列御寇當屬老子弟子輩的人物,《呂氏春秋·不二篇》講“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他們顯然是傳承了老子“清靜無為”、“致虛守靜”的思想宗旨。所以,可以把老聃、關尹、列御寇歸為早期道家的老學階段。
老學之后,形成了以莊周為領軍人物、以《莊子》書為代表作的莊子學派和以稷下學者田駢、慎到、彭蒙、環(huán)淵為代表人物、以《管子》中《心術》上下、《白心》、《內(nèi)業(yè)》四篇為代表著作的稷下道家學派。莊子學派的思想特點,是繼承了老聃“自然無為”的思想宗旨,開展了對儒家、墨家、法家政治哲學的思想批判,其后學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之說,但未形成黃老學兼綜諸家的特色。稷下道家吸收了法家、儒家思想,但也未形成兼綜諸家的特色,因此只能算新老學,而不能算黃老學。
到戰(zhàn)國末年,伴隨著國家統(tǒng)一趨勢的日益明朗化以及思想領域中從“百家爭鳴”走向“百家合流”趨勢的出現(xiàn),道家學說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也發(fā)生了新變化,表現(xiàn)出從排斥別家到吸收諸家主張從而溶化為新道家思想體系的傾向,加上當時假托黃帝立言的風氣日熾,“黃帝書”陸續(xù)出現(xiàn),道家學者不僅尊老子,而且尊黃帝,于是開始了由新老學向黃老學的轉(zhuǎn)化,早期道家轉(zhuǎn)變?yōu)辄S老道家(關于黃帝傳說與黃帝書的考證從略)。到西漢初期,統(tǒng)治者采取黃老學所主張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政策,在思想領域推崇黃老學,所以黃老學在西漢初期得以發(fā)展、興盛,一度占據(jù)了思想上的統(tǒng)治地位。直到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等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黃老之學開始由盛轉(zhuǎn)衰并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
形成于戰(zhàn)國末年至漢初的黃老學派,大致可以劃分為楚國黃老學派、齊國黃老學派、呂不韋學派、漢初黃老學派等派別。
楚國黃老學派是從老莊學派逐步演變而來的,過去被人當作“偽書”的《鹖冠子》和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包括《經(jīng)法》、《十六經(jīng)》、《道原》、《稱》和帛書《德道篇》),他們的活動時代是在戰(zhàn)國末至秦漢之際；齊國黃老學派是從稷下道家學派演變而來的,其代表人物是《史記·樂毅列傳》所記載的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樂瑕公、樂臣公、蓋公這一派,他們“善修黃帝老子之學”、“顯聞于齊”,活動時代在公元前240年至公元前194年之間,但他們的著作已經(jīng)亡佚難考；呂不韋學派是指秦統(tǒng)一全國前集中于呂不韋門下從事編纂《呂氏春秋》的道家學者；漢初黃老學者很多,但主要是太史公司馬談以及以淮南王劉安為首的淮南黃老學派,其代表作是《論六家要指》和《淮南子》,還有假托先秦的文子(可能指越大夫文種)立言的《文子》一書。
黃老學主張統(tǒng)治者
少干涉人民的生活
黃老學作為道學發(fā)展新階段,既有繼承老學基本理論的一面,又有改造并發(fā)展老學和新老學理論的一面。兩者有同也有異,我們應當分辨其同異。
從“同”的一面說,二者在哲學上都是以老子的“道”論為主旨,包含了許多樸素辯證法觀點。在政治思想上都以“清靜無為”理論為基礎,主張統(tǒng)治者少干涉人民的生活。這表明了它們與儒家、法家、墨家等學派的根本不同而歸屬于道家學派。
那么,黃老學與老學新老學有些什么不同呢?我認為主要有兩點:第一,在與先秦諸子學的關系及取舍方面,老莊之學表觀出與各家學說的明顯對立、相互貶斥,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边@叫做“道不同不相為謀”。而黃老學則不然,它突出地表現(xiàn)出以早期道家理論為基礎,兼綜雜采諸子學之“善要”的特點。黃老道家對各家思想的兼采和吸收,并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以道為宗,兼采各家的?？梢?黃老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早期道家理論為基礎,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名家學說的要點,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論體系。第二,在闡述道家的“自然無為”理論方面,老莊所強調(diào)的是純?nèi)巫匀欢磳χ饔^人為,是消極“無為”主義。而黃老道家強調(diào)的是“無為而無不為”,強調(diào)“待時而動”、“因時制宜”,既有尊重自然規(guī)律反對盲目行動的一面,又有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做到有所作為的一面,是一種積極“無為”主義?！ ?br>黃老學的歷史評價
道家黃老之學,在古代社會史、思想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具有怎樣的歷史地位呢?我們可從兩個方面加以評述。
一是促進了漢初經(jīng)濟的恢復與社會的發(fā)展。
《漢書·食貨志》在記載漢初經(jīng)濟社會慘象時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并起,民失作業(yè),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在這種形勢下,國家當務之急是恢復經(jīng)濟、發(fā)展生產(chǎn)。人民急需的是休養(yǎng)生息、安居樂業(yè)。而道家黃老之學的基本宗旨,就是主張統(tǒng)治者“省苛事,節(jié)賦斂,毋奪民時”和“節(jié)用民力”,做到“應動靜之化”、“順四時之度”、“靜作得時,毋逆天道”,總之是要求統(tǒng)治者減輕人民負擔,實行“無為”政治。應當說,這些基本主張既符合人民休養(yǎng)生息的愿望,也適合統(tǒng)治階級鞏固政權的需要,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有利于恢復和發(fā)展受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經(jīng)濟。所以黃老之學能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得到蓬勃發(fā)展,成為統(tǒng)治階級籍以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jù)。
漢初七十年,經(jīng)過從高祖、惠帝、呂后到文帝、景帝乃至竇太后掌權時的漢武帝初年,能一反秦代苛政,采取了“霸、王道雜之”實即道、法、儒、墨兼有的“黃老之術”,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明顯效果。《史記·孝文本紀》則稱贊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nèi)殷富,興于禮義”。到漢景帝時,出現(xiàn)了“天下晏然,大安殷富”(《太史公自序》)的局面。這就是為歷代史家稱道的“文景之治”。它是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第一個“盛世”,而造成這一盛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漢初統(tǒng)治者實行了黃老學所主張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基本政策。黃老之學對漢代社會發(fā)展無疑起了推動的歷史作用。
二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史、哲學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過渡性作用。
首先,黃老之學是從先秦諸子學過渡到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學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董仲舒的新儒學,并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直接繼承孔子與先秦儒家之說,而是經(jīng)過了戰(zhàn)國末年至漢初的道家黃老之學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它是以先秦儒家的思想史料為骨架,吸收并改造了先秦諸子學和漢初黃老學的主要內(nèi)容而建立起來的一個新儒家思想體系?！?br> 例如,在論述天人關系方面,董學與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子之學有天壤之別,但與黃老學的陰陽刑德理論卻若合符節(jié)。董仲舒十分強調(diào)“陽尊陰卑”,宣傳“陽為德,陰為刑……天之任德不任刑”(《漢書·董仲舒?zhèn)鳌?,這固然有繼承先秦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一面,但先秦儒家與陰陽家并未合為一體,而董仲舒卻把儒家與陰陽家的主張統(tǒng)合起來了。這種統(tǒng)一和糅合的工作并非自董仲舒開始,而始于黃老道家。這一點,可以從《黃老帛書·十六經(jīng)》的“陰陽刑德”理論及該書《稱》篇所論“陰陽之大義”的主張中得到證明。 再如董仲舒著名的“王道三綱”說,雖然符合儒家政治倫理,但它實際上并不是直接從孔孟學說繼承而來,而是直接吸取和改造了黃老學理論主張的結(jié)果。至于董仲舒所說的人君“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春秋繁露·離合根》),“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同上《保位權》)等等,這樣的語言,簡直是黃老道家類似語言的照搬了。
從董仲舒新儒學吸取了黃老學思想資料這一點,足以證明黃老學在由先秦諸子學向漢代新儒學的轉(zhuǎn)變過程中,確實起了承上啟下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作用。
其次,黃老哲學還起到了從先秦道家的唯心主義“道”論向王充的唯物主義“元氣自然”論轉(zhuǎn)變的橋梁作用。
老子哲學中雖然提出了“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命題,但仍然是很不明確、很不確定的“氣”論,而在本質(zhì)上仍然是具有絕對觀念性質(zhì)的唯心主義道論。而黃老哲學則比老子哲學進了一大步,已經(jīng)把“氣”作為一種普遍的物質(zhì)概念引進宇宙生成論了。如《鹖冠子》明確提出了“元氣”說,《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則多次闡述了“精氣”理論。這些理論因素,成了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的哲學體系中十分重要的思想資料。王充是古代哲學史上第一個真正完成對道家唯心主義“道”論進行唯物主義改造的哲學家。他摒棄了從老子到黃老的“道”論的唯心論雜質(zhì),繼承和發(fā)展了黃老哲學關于“氣”、“精氣”、“元氣”的論述,從而建立了以物質(zhì)性的“元氣”為世界本原的唯物主義的“元氣自然”論。
總的來說,道家黃老之學的歷史作用,在主流方面是積極進步的,應當給予肯定。它在政治上適應了漢初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為漢初統(tǒng)治階級提供了變革秦政、興利除弊的理論武器,有利于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政局的安定。但是,黃老之學的清靜無為理論,在政治上造成了地方諸侯王實力大增甚至發(fā)展到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地步,這也是造成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的一個原因。到了漢武帝時代,名分已經(jīng)底定,政權得以鞏固了,社會經(jīng)濟、軍事實力也大大增長了。統(tǒng)治者便不愿再受黃老“無為”思想的約束,而要大有作為了。因此,當“好黃老之言”的竇太后壽終正寢,丞相田蚡之流立即秉承漢武帝旨意,“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史記·儒林列傳》)。接著,漢武帝又進一步采納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zhèn)鳌?的“獨尊儒術”政策,實行思想專制。于是道家黃老之學就從政治上退出了歷史舞臺。它所留給后人的,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適用的某些政策原則(例如“與民休息,無為而治”、“因事制宜,待時而動”等),以及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批判繼承的一筆思想文化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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