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葉揚（1948—），安徽桐城人，加州大學(xué)河濱校區(qū)比較文學(xué)榮休教授，哈佛大學(xué)博士。父葉蔥奇著有《李商隱詩集疏注》《李賀詩集疏注》，兄葉治（主萬）為《洛麗塔》首位全本譯者。
從我能記事起，祖父就和我父親（葉蔥奇）這一房的一家九口，一起住在上海海格路（華山路）164弄8號（延安西路口）石庫門老屋二樓的西廂房里。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已經(jīng)快滿十周歲，然而我童年時代對他的印象，卻完全是零星片斷的，可見我們這一對年齡相差七十二歲的祖孫，在生活中不曾有過太多的交集。
他似乎總是神情沉郁，我?guī)缀鯖]怎么記得看見他開口笑過。那時候他已屆耄年，中等身材的他略顯胖碩，行步蹣跚。夏天他總穿一身白布短褂，滿頭的白發(fā)剪得很短，還有長長的白壽眉；到了冬天，他總戴一頂瓜皮小帽，常穿一身翠藍色緞面的大棉袍。他高度近視，平時常戴一副黑邊眼鏡，可是夏天卻不常戴。
他掛了大蚊帳的床榻，安放在比較大的長方形“前房”里，靠著父母帶我的小姐姐和我四人合住的較小的“后房”。他枕邊總是放了好幾本黃舊的線裝書， 后來從父親那里知道，那是祖父一生愛不釋卷的《史記》。床旁有一張放了筆墨紙硯的書桌。他早上起來之后先是要輕聲誦讀佛經(jīng)（好像是《金剛經(jīng)》），然后成天坐著，很少起來走動。他也常常伏案寫字，記得我曾湊近了去看過，他除了高度近視之外，還有老花，所以寫字時不戴眼鏡，鼻尖幾乎要湊到桌面，用的是小楷毛筆，寫的是一筆十分工整的蠅頭小楷。寫完后，他把洗好的毛筆在折疊好的毛邊紙上轉(zhuǎn)動著涂抹，然后含入口中，以唇舌理順筆毛。
偶爾也有些朋友來看他，我大多不記得是誰了，只有一位叫“尹石公”的，也許因為來得比較頻繁些，常聽父親說起這個名字，我倒是記住了。
我滿八足歲那一年的冬天，朝夕相依的母親（鄭文淵）驟然因病去世，終年才五十五歲。接下來的兩年，家里沒有了原來的主心骨，生活不僅亂了套，而且充滿了陰影。幸好當(dāng)時葉家還有幾房人同住在那棟老屋里，尤其是我的姑姑（葉長倩），不時過來幫著心情悲痛的父親照看祖父。可是就在母親去世不到兩年之后的初夏，祖父終日昏臥，日見衰竭，隨后與世長辭, 享壽八十有三。父親送祖父的棺槨去杭州的龍駒公墓，與祖母安葬在一起。不久我們這一房全家搬走，離開了那棟老屋。
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系讀研究生時，常常去用學(xué)校的燕京圖書館，在那里見到好幾種祖父名下的著作，不過當(dāng)時課業(yè)繁重，未能細讀。大約八九年前，我有一次去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查書。那是號稱世界上藏書最多的圖書館。我一時好奇，查了查祖父名下的著作，竟然有十來種、二十多個不同的版本。
光陰荏苒，轉(zhuǎn)眼自己也接近耳順之年。近年來，越來越想從早年那零星的記憶中，擴展開去，編織出一幅比較完整的圖像來。我開始仔細閱讀與家族、祖先、父母有關(guān)的資料。所幸的是，盡管這方面的材料多少年來、尤其在在十年浩劫中，有不少散佚，卻多多少少保存下來了一些，包括祖父和父親的詩文集（兩者均為手抄復(fù)印本，不全），還有外祖父（鄭孝胥）的《海藏樓日記》和《海藏樓詩集》、以及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文集》等等。就從這些資料里，我漸漸覺得自己能夠為祖父的一生勾勒出一幅畫面來了。
先從老葉家的祖上說起。從前常聽父親說起，我們家遠祖是“南陽葉氏” 。他提醒我，“葉”字古音讀作“攝”，所以成語里的“葉公好龍”應(yīng)該念成“攝公好龍”。父親甚至有一方鐫刻有“南陽葉氏”字樣的圖章。照這個說法，我們的祖上就成了諸葛孔明的同鄉(xiāng)了。然而根據(jù)我祖父的文集中對高祖、曾祖的記載，我們家上溯到十來代的祖先，都是安徽桐城人氏。想來所謂“南陽葉氏”，大概只是所謂的“族望”吧。
我的十二代先祖葉燦（字以沖，號曾城），是萬歷四十一年（1641）中的進士，后來官拜禮部尚書，算是葉氏直系祖先當(dāng)中官做得最大的了；湯顯祖的文集里，收有這位大劇作家寫給他的尺牘。過了好幾代，到了清朝中葉，我高祖的父親、官至中憲大夫的葉渭，舉家西遷到了四川華陽。所以從在光緒年間做湖北光化縣知縣的高祖葉樹南（1822-1890或1891）起，有時也自稱四川華陽人，看來舊時對于籍貫，也不是那樣嚴(yán)格。樹南的胞弟葉毓桐（1824-1888），字挺生，在咸豐年間中舉，然后又中了進士，先后擔(dān)任吏部主事、總理衙門軍機章京，后來做到甘肅安肅兵備道，監(jiān)督嘉峪關(guān)，成了一方大員。
高祖的長子、曾祖葉保慶（字篤臣，1857-1908），和高祖一樣，仕途不甚顯達，只先后做了一任江蘇睢陵縣和江寧縣的縣太爺。但是從他開始，我們老葉家的籍貫，又還原為安徽桐城人了。高祖有七個女兒，先后都嫁入書香門第，其中有六位夫婿做了官，官做得最大的是第六個女婿毛慶藩。這一位毛先生，是祖父的姑父，后來對于祖父的一生，起過不小的作用，下文還要提到。曾祖的官雖然做得不大，可是他那一任江寧縣知縣的經(jīng)歷，對祖父后來的一生也很有影響，因為江寧縣不光是個“首縣”，而且縣治就在虎踞龍蟠的南京城里。
這就該說到我祖父葉玉麟（1876-1958）了。他字浦孫（一作浦蓀），晚號“靈貺居士”。光緒丁酉年（1897），他二十二歲，在家鄉(xiāng)桐城縣考上了秀才，成為縣里的“附生”。其后，在1902年、1903年他兩度應(yīng)鄉(xiāng)試，都沒有成功，再后來科舉就廢除了。二十世紀(jì)初葉，曾祖在江寧縣知縣任上時，祖父隨侍在側(cè)。遙想當(dāng)年，尚未到而立之年的祖父，在金陵古都那一番經(jīng)歷，一方面是大廈將傾、危機四伏，另一方面則是一時俊杰、風(fēng)云際會，頗為令人神往。祖父在南京，先后認(rèn)識了兩位前輩名宿，都是曾祖和祖父那位叫毛慶藩的姑父的朋友， 對他后來的一生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兩位前輩，前一位是桐城名家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號抱潤翁，以《抱潤軒文集》聞名于世。祖父敬通伯先生為父執(zhí)輩，后來正式拜師入室，成了他的大弟子。當(dāng)時像通伯先生這樣的文章高手，常常要應(yīng)人之請，寫一些應(yīng)酬的文字?，F(xiàn)在收入祖父《靈貺軒文鈔》的文章，有兩篇傳記、墓志銘，署明為“代通伯師”所作，可見通伯先生對祖父放心的程度。在祖父文集前面的“諸家評識”里，通伯先生的評語列在最前面。他一上來就說：“大文視前，進益殆不可量。歐公所言，'老夫當(dāng)讓此人出一頭地’者也?！?此語引用了歐陽修的名言，字里行間，不無當(dāng)師傅的自豪。又說：“性情篤摯，雖應(yīng)酬之篇，亦無泛語，讀之惻惻動人。敘瑣事出以雅辭，風(fēng)韻絕勝，佳處往往逼似歐歸。感喟深至，幽光炯然，是學(xué)永叔有得者?！边@些評語雖然著墨不多，但是一語道出祖父文章的特點，是致力于學(xué)習(xí)歐陽修（永叔）和歸有光（熙甫）兩家偏重陰柔的抒情風(fēng)格。
后一位則是江西義寧人陳三立（1853-1937，字伯嚴(yán)，號散原）。他對祖父的文章，也批閱說，“雅潔不失先民矩矱，性情流逸處，特覺樸摯?！睆奈腋咦嫒~樹南和陳散原的父親、湖南巡撫陳寶箴那一代起，陳、葉兩家就是世交。戊戌政變之后，當(dāng)時擔(dān)任吏部主事的散原和他父親同被清廷革職，退居南昌西山，一年之后，散原移家江寧，兩家經(jīng)常來往。陳散原是與我外祖父齊名的同光大詩人，但是實際上古文頗受桐城派的影響，寫得也很好。馬、陳二位，雖然和我曾祖葉保慶也是朋友，但是他們跟前面提到的毛慶藩先生，更是至交。
毛慶藩，號實君，江西豐城人，先世幾代在四川為官，他1846年也是在四川出生的，光緒十五年（1889）考中進士，歷任江南制造局總辦、直隸按察使、江蘇提學(xué)等職，最后在甘肅執(zhí)掌一方行政。他先娶了一位劉夫人，很早過世；續(xù)弦繼娶的夫人，就是我曾祖的胞妹、祖父的姑姑，兩人白頭偕老。1924年初秋，慶藩在蘇州去世之后，應(yīng)慶藩的家人所請，陳散原執(zhí)筆撰寫了《清故護理陜甘總督甘肅布政使毛公墓志銘》；我祖父則替慶藩作傳，寫了他的“行狀”。散原的文章一上來就說，“公于三立之交，相摩以道義，相輸以肝膽，規(guī)我之過，警我之頑，誘掖我、愛護我，終始數(shù)十年如一日，平生所兄事引為畏友，蓋無以逾公云?！保ㄒ姟渡⒃嵩娢募肪硎┪恼潞竺?，還說到一段很有趣的往事，文筆十分生動，說是光緒初年，慶藩正當(dāng)壯年時，到長沙去拜見陳寶箴，隨后散原陪他同游南岳衡山。兩人登上祝融峰之后，遇上了一場暴風(fēng)雨，衣服全濕了，進佛寺借宿，“張燈就飲，倚幾縱論”，談起各家學(xué)派。散原說他當(dāng)時特別欣賞王陽明，對朱熹略有微詞，沒想到這位篤信程朱的慶藩“怫然變色，責(zé)其謬誤”，然后就離席先去睡覺了。半夜里散原聽見慶藩在床上輾轉(zhuǎn)嘆息，連忙披上衣服去他床邊跟他道歉說，“怎么還沒睡著？我剛才說話實在不夠檢點，但是我自問還不是個離經(jīng)叛道的人，老兄何必如此呢？”慶藩沒說話，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第二天早上，兩人“一笑而解”。散原說慶藩后來先后師事太谷學(xué)派的李龍川、黃葆年之后，就不再像從前那樣固執(zhí)己見了。
陳散原長我外祖父七歲，與外祖父詩酒唱和，完全是平輩之交。多年之后，祖父認(rèn)識了外祖父，后來結(jié)為姻親，也成了平輩。但是因為我曾祖和慶藩的關(guān)系，祖父對長他二十三歲的陳散原，一直視為長輩。不過祖父和散原的長公子、畫家陳衡恪（字師曾，1876-1923）同歲，倒是經(jīng)常來往。師曾去世時，得年才四十八歲，祖父寫了一篇情意深摯的祭文，稱贊師曾的才能，追敘兩家的世交，悲嘆師曾坎坷的一生，以及他的英年早逝。文章不長，抄錄如下 （標(biāo)點屬我臆斷）：
嗟我與君，生皆丙子，
豈期君年，遽止于此。
翁與外舅，天下爭知；
唯君所蓄，亦匪易窺：
序念殊詩，文特深美，
詩心破空，縱入畫理，
世豈能知，疏放自喜。
我與君家，識祖子孫，
群季雅故，晉人清言。
辛亥避兵，江寧危城，
君偕彥通，過我趣行。
悲君生平，獨抱深痛：
母艱再丁，炊臼再夢；
聞赴南奔，又傷雛鳳。
彼蒼忌才，酷于庸眾；
名父篤老，歸謀依戀。
鬼利人殂，構(gòu)此奇變；
魂不去親，入地嗚咽。
熙甫作記，念方思曾，
見君幼子，悲來如癥，
秋墳鬼唱，斷雨蛩應(yīng)。
尚饗。
陳師曾先后娶過兩任妻子，均早卒，前任妻子是陳散原的好友、著名詩人范當(dāng)世（字肯堂，1854-1904）之女。這里文中的“翁與外舅”即指散原、肯堂二人。除師曾外，祖父與陳家其他兄弟也都認(rèn)識。近年師曾的二弟陳隆恪（1888-1956）的遺作《同照閣詩集》整理出版，其中第一卷的部分詩作，曾經(jīng)祖父和陳家的姻親范罕（肯堂之子）點評、眉批、夾注、題詞。但在祖父自己寫的與陳家有關(guān)的幾篇文章、例如1932年寫的《陳散原先生八十壽序》、1937年寫的《陳散原先生誄詞》以及上面這篇祭文里，除師曾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散原翁的四子、大排行老七的方恪（字彥通，1891-1966），而從未單獨提及日后大名鼎鼎的三子寅恪。散原的幾位公子里，除多才多藝的師曾之外，要以彥通最擅舊體詩詞，后來又曾長期住在上海（霞飛路葆仁里），所以跟祖父來往比較多一些。
與祖父交情甚篤的另一位老輩，是江蘇興化人、自學(xué)成才、著作等身的李詳（字審言，1859-1931）。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張人駿繼端方任兩江總督，改“江楚編譯官書局”為“江蘇通志局”，李審言和我祖父同被聘為分篡，成為同事，可惜時間極短。幾年之后，兩人都到了上海，重敘舊交。1916年，審言在讀了祖父的文集后，欣然題詞，提到他們當(dāng)年相交的這段往事，說“坐席未暖，時世變更”。這段題詞，收入《靈貺軒詩文鈔》的“諸家評識”之內(nèi)。審言對祖父十分欣賞，話說得頗為夸張：“詳流浪江湖，授徒自給；而君居海上，挫廉養(yǎng)晦，摛文自娛。夫海上腥臊之地，著君一物，天地崎嶇，得以不墜，固賴有君輩耳?！闭沁@位交游甚廣的審言先生，首先介紹祖父與我外祖父認(rèn)識，細說起來，該算是我父母的大媒人。外祖父日記中，1917年4月19日那一天，記載說“李審言及其友葉浦蓀、洪述之來訪”。這一年，外祖父五十八歲，祖父四十二，而我的父母當(dāng)時還分別只有十四、十六歲。后來葉、鄭兩家聯(lián)姻的事，我當(dāng)在另文詳敘，這里暫且略過不提。
祖父通過李審言認(rèn)識了外祖父之后，又在外祖父海藏樓的座上結(jié)識了畫家、詞人夏敬觀（字劍丞，1875-1953）。劍丞先生是江西新建人，長我祖父一歲，后來長期住在上海，與祖父成為通家好友。他的哲嗣、工程師夏幼達（名承詩），后來成為我父親的莫逆之交。在我們家，因為與夏家兩代相交，總是稱劍丞先生為“老夏”，以示區(qū)別。劍丞在祖父文集的“諸家評識”里寫道，“樸澹雋永，不矜才、不使氣，通伯先生文章所以高于流輩也，君能有之?！贝_實是一語中的，道出了祖父文章與馬其昶一脈相承的風(fēng)格。1934年，我叔叔葉百豐準(zhǔn)備刊行祖父的文集時，就是請“老夏”寫的序言。
祖父的另一位好友，是江蘇丹徒人、知名藏書家丁傳靖（字秀甫，號闇公）。1913年，丁氏從北京南歸奉親，在南京與祖父成為鄰居，兩家連院，書聲相聞，成為至交。軍閥混戰(zhàn)，戰(zhàn)火燒到了南京城，兩家也同遭劫難，先后逃離南京。葉家就在那一年，由祖母（嘉興錢紉秋，字君寧，1878-1939）變賣了自己的金首飾，換成路費，初次搬到上海。丁先生在祖父文集的評識里說，“伏讀大著，韻致婉約，神味淵永，寫至性情深摯處，每使讀者凄然掩卷，信乎文之能移人情矣?！倍∠壬缭谌甏衅谌ナ溃娓冈?946年追憶亡友，為他寫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小傳。
江蘇金山人高吹萬（名燮，以字行，1878-1958），早年參加南社，后來專治毛詩，晚年住在海格路177號，與我們家隔街相望，祖父和他結(jié)交后，時常往來，并為他的《吹萬樓文集》作序。我祖母去世時，祖父已六十四歲，后來終老獨身一人，每次去高府“可讀齋”作客，見到高氏老夫老妻，相敬如賓，回家后想起祖母，總是很感傷。祖父于1958年6月26日去世，不到一個月之后（7月23日），吹萬也與世長辭。短短一個月之內(nèi)，小小一條海格路上，接連走了兩位一代名宿，卻闃無人知，但在那個所謂 “大躍近” 的年代，實在不足為奇。
關(guān)于祖父的生平，現(xiàn)存最為詳細的資料，就是我父親寫的《先府君行述》和奉化人袁惠常（字孟純，一作孟醇）寫的《桐城葉先生別傳》。從這些資料以及祖父文集的“諸家評識”里，可以看得出，祖父為人，有時不無他那位姑父毛慶藩的戇直，但總的說來屬于溫柔敦厚的類型。
記得父親說起過祖父的兩件小事，頗能說明祖父的性格。一是祖父在1903年第二次去應(yīng)鄉(xiāng)試，半道而回。父親在他寫的 《先府君行狀》 里提到此事，為尊者諱，寫成 “道病還” 。實際上父親聽祖父自己說過，他當(dāng)年中道折回，并不是因為身體不適，而是忽然想念母親，不能自已，于是打道回衙，也許因為怕父母責(zé)怪，托辭生病。祖父是個孝子。父親文章中寫到，1929年我曾祖母去世，享年七十三歲，當(dāng)年祖父自己也已經(jīng)五十四歲，頭發(fā)已經(jīng)花白，曾祖母的靈柩出殯時，祖父跟在后面，一路上痛哭流涕，引起路人的驚嘆。祖父在他寫的《先妣事略》里說自己活到五十四歲，和曾祖母從來沒有分開過三個月之上。所謂 “父母在，不遠游” ，祖父真是身體力行了。
父親說起的另一件小事，想來大概也是祖父自己講給他聽的。那是曾祖父在江蘇睢陵縣知縣任上時，有一次官府抓到了江洋大盜，曾祖父在審訊中動了怒，吩咐動刑。前堂在打板子，祖父在后堂動了惻隱之心，連忙寫了個小條子，出去遞給曾祖父，請他慈悲為懷。曾祖父平時最恨家人干涉他的政事，回到后堂大發(fā)雷霆，把祖父狠狠罵了一頓。
如前所述，祖父的文章，與他的老師馬通伯先生一脈相承，走的是歐陽修、歸有光那種偏重陰柔哀婉的路子。在《靈貺軒詩文鈔》里，我最欣賞的一篇，卻是他的《復(fù)夏生書》，這是他一生打的唯一一場筆仗，所以與他向來的風(fēng)格不盡相同。
錢基博（1887-1957），字子泉，號潛廬，是后來名滿天下的錢鐘書先生的父親，1923年后，曾歷任上海圣約翰大學(xué)、北京清華大學(xué)、南京中央大學(xué)、光華大學(xué)的中國文學(xué)教授。1932年，他寫了一本《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史長編》，頗受讀者歡迎，四年內(nèi)再版四次，1933年再版時改名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史》。1936年在這部書的第四版中，錢氏作了較大的增訂，其中在散文的部分，在“馬其昶”條目后面增加了“葉玉麟”一段，對祖父的文章作了批評。祖父本來沒有讀過此書，并不知情。過了一年，有位相識的浙江青田青年，名叫夏沂的，把這本書中批評祖父的這一段抄來給祖父看了，于是祖父就寫了這封信，回應(yīng)錢氏的批評，夏沂送到報刊上發(fā)表了，后來也曾經(jīng)刊登在四十年代初父親、叔叔他們兄弟一起辦的文言文雜志《群雅》上。文章不是很長，抄錄如下（標(biāo)點符號和段落是我臆加）：
麟白：辱示錢基博先生著《中國近代文學(xué)史》評吾文，讀竟愧俯滋感。自先師歿，又苦離索，久不聞過也。年事就衰，荒冗廢學(xué)，誠苦不自知。何幸錢君見厚，抉擇其疵累，將毋以為可教而誘之使進歟？
仆往時好規(guī)撫熙甫，或不免“瑣碎傷潔”。先師嘗論拙文，謂有真味。陳丈伯嚴(yán)謂雅潔不失先民矩矱，而性真流逸處特覺樸摯。今錢君謂“意盡于文故少味，語不免絮斯傷潔”，亦仁智所見不同也。又謂：“ 喜為閑性眇狀，搖曳其聲，以取姿媚，而乏高識遠韻，又控御縱送未極伸縮轉(zhuǎn)換之妙，此誠桐城之支與流裔，而獨抱逸響以沒齒不貳者矣?！?錢君持論至高，舉凡文家通病，某幾盡有之，文家至高極詣，求備一人。惜乎曩從先師二十余年，未嘗聞此；即早歲瞻矚諸老輩，亦不獲督責(zé)。豈阿私所好，責(zé)人不欲其盡邪？人生不幸不聞過，美疢不若惡石，吾于錢君，滋感佩焉。
抑又有難言者。李越縵論古文之法，非壞于八家，壞于茅鹿門以后之評八家者：“雖方望溪之文有義法，姚姬傳之學(xué)有本原，而尚陋習(xí)相沿，惑于挑剔吞吐、開合照應(yīng)，以搖曳為神致，以斷續(xù)為離奇；數(shù)字之文，必有針線脈絡(luò)，一行之簡，亦須起伏映帶，此學(xué)究之蠱毒中人最深者也?！?循是說也，豈第方姚不足言文，即八家亦無能免焉已。且使衡量古人之文，必盡廢除起伏映帶、照應(yīng)開合，吾不知將從何處品第其高下也。要知越縵所論，亦不為無見，蓋非桐城老輩篤守義法之過，乃摹擬聲調(diào)未能脫化者之過也。致詆為“蠱毒中人”，亦太甚矣。試為是論者，其所作果能直追先秦兩漢而方軌馬班乎？
仆素不欲與人爭名，亦不欲以空言矜示后覺，平生習(xí)氣恨未能除，時復(fù)孤吟自賞，聊以卒歲。嘗慨先輩息心蹈晦，窮畢生之力，乃能專精一藝，竭數(shù)十年之勞，僅成一書，遠不若今世諸大師，旬月半歲之間，裒然著述巨帙，巧拙頓殊。豈前賢精力皆不若后人邪？以此自度薄劣，萬不敢言著述，恐愧負(fù)錢君教誡之盛心矣。
同學(xué)諸君，并煩以此意相告，各自奮勉以循名寡實自勵，非鴻通卓識如錢君以昭示學(xué)者迷誤為職志，固不容輕肆評議也。
苦寒風(fēng)雪，歲暮增懷。不儩 。
我的祖母去世之后，父親在喪母之痛中用朱子語錄體寫了一篇《慈庭紀(jì)聞》（后來在《群雅》雜志連載），記載祖母的言行，其中提到，父親有時喜歡嘲弄人，祖母就不高興，說：“我總不說人，親戚朋友，好的，多來往，不好的，少來往，汝觀即我平時不喜之人，我總客客氣氣底。”又說：“我最不喜面詆人丑，使人難堪?！备赣H有時好與旁人爭辯，祖母又訓(xùn)斥說：“汝同人爭辯時，說起話來，唯恐不利害，專揀頂狠頂重的說，此最是壞性氣?！保ㄗ婺刚Z均引父親原文）祖父一生，與祖母一樣，秉承“君子成人之美”的儒家原則，不喜歡說三道四、批評旁人?？墒沁@次寫《復(fù)夏生書》，情況不太一樣。一是別人指名道姓，批評到頭上來了，總不能不回應(yīng)，實在是情非得已；二是錢氏所云，牽涉到桐城正宗某些寫文章的基本原則，必須予以維護。
祖父這篇文章的妙處，在于盡管是處處針鋒相對，到快結(jié)尾的地方甚至反唇相譏，但是從頭至尾，話卻又說得非常謙遜、婉轉(zhuǎn)、客氣，綿里裹針，真像英文成語里所謂“天鵝絨手套”（velvet glove）。文末一筆蕩開，余音裊裊，確是桐城家法。據(jù)說祖父寫文章，每次總要打上很多回草稿，往往要端起稿紙，再三吟哦，常說：“文章自有音響，一字未可輕掉?！毕雭懋?dāng)年寫這篇回應(yīng)的短文，一定也花了不少工夫。
五十年代初，當(dāng)時已經(jīng)五十歲的袁孟純，通過高吹萬的介紹，拿著自己寫的《雪野堂文集》來向祖父請教，祖父讀后很喜歡，親自為其作序，獎掖有嘉，孟純從此對祖父執(zhí)弟子禮。（順便提及，除袁孟純之外，江蘇揚州人、南京大學(xué)的卞孝萱教授，在受采訪時曾說起祖父是他早年的古文老師。）根據(jù)袁孟純的回憶，祖父的著作，有曾經(jīng)在1934年刊行的《靈貺軒文鈔》一卷，其中收有祖父早年的三十篇文章。祖父未公開發(fā)表的四百多篇文章，孟純曾經(jīng)抄成兩大冊，另外還有幾百首詩，文話札記若干卷，記載1913年軍閥圍攻南京城的《癸丑圍城記》一卷，全部都放在我的大伯葉慧曉那里，可惜在文革之中，未能保存下來。
文革之后，大伯、四伯葉參（字曼多）、父親和叔叔在慶幸劫后余生的同時，也商量著要重新繼續(xù)收集祖父的詩文。大伯取出他唯一保存下來的二十來首祖父的詩，父親拿出他寫的《先府君行述》， 叔叔從他執(zhí)教的華東師范大學(xué)的圖書館借出了《靈貺軒文鈔》，加以復(fù)印。隨后的十年之內(nèi)，他們繼續(xù)多方求索，可是一共只收集到四十六篇文章，六十多首詩。大伯、父親、叔叔先后去世，最后由四伯總其成，加上袁孟純在1983年以八十四歲高齡特地撰寫的《桐城葉先生別傳》、父親的《先府君行述》、在附錄中又加上近人沈瘦東（字其光）的《瓶粟齋詩話》中評論祖父的兩則詩話，合為一集。四伯寫了一篇后記，由我的堂姐葉照抄錄一過， 在1986年夏天復(fù)印后裝訂成冊，分給各房，這就是我手邊的《靈貺軒詩文鈔》了，收入的詩文比起袁孟純所作的統(tǒng)計來，還不到十分之一。
至于在外面流行的的以祖父名義發(fā)表的著作，比如《白話句解老子道德經(jīng)》、《白話譯解莊子》、《白話譯解韓非子》、《白話譯解墨子》、《白話譯解戰(zhàn)國策》、《白話譯解國語》、《白話譯解孫子兵法》等等，大多由廣益書局出版，其實大多是父親和我叔伯等一班子弟兵的作品，其中還包括葉家的“長房長孫”、我的大堂哥葉群 ，當(dāng)年完全是為了應(yīng)付生計，真正是英文所謂的potboilers（“為了糊口而寫成的作品”）而已，當(dāng)然凡是碰到疑難之處，他們隨時可以請教祖父。其中的《白話譯解孫子兵法》據(jù)說是同類書中的濫觴之作，頗受好評。另外祖父還有《書經(jīng)選注》、《荀子新釋》、《三蘇文選注》、《歷代閨秀文選》等幾種，很可能倒是他自己做的。
祖父一生專注于古文的撰著，很少寫詩。五十年代中葉，青浦人沈其光通過袁孟純的介紹，帶著自己寫的詩文來我家向祖父請益，祖父讀后很快給他去信，并寫了一首五律送給他。沈氏后來寫成的《瓶粟齋詩話》中，有關(guān)于祖父的兩則，前一則一上來引用陳衍的《石遺室詩話》所說，“古人詩文合一，真理相通，斷無真能文而不能詩，真能詩而不能文者?！比缓笳f祖父“詩亦頗工”，并全篇抄錄了祖父寫給他的信和五律。后面一則，引了祖父1933年五十八歲時寫的系列七絕四首，題作《徐師竹表兄別三十有五年，以詩存問，依韻奉和》，讀來頗有韻味：
晚歲親知影漸零，短檠留得舊時青；
年光消盡歸吟卷，付與江湖一夜聽。
秣下西風(fēng)丁酉秋，簾波長掛隔生愁；
曉鐘殘月平生侶，坐想清吟到白頭。
桑江易改落風(fēng)煙，老憶明時各惘然；
記得開元種楊柳，似聞雙鶴語堯年。
老樹花難掩丑枝，懺除哀樂更無詩；
誰知淮海矜年少，剩有蒼茫獨立時。
祖父現(xiàn)存的詩，有一首七絕很有趣，題作《印度詩人泰戈爾》。1924年泰戈爾訪問中國，由徐志摩、林徽音陪同，轟動一時。當(dāng)時葉家住在北京春樹胡同，祖父此詩，當(dāng)為那時所作：
口耳喧虺印度詩，文言未達費奔馳；
蝸牛篆壁南通范，老屋昏燈世未知。
我四伯為此詩作了注釋，說詩中的“南通范”就是范罕，字彥殊，是陳師曾的老泰山、著名詩人范當(dāng)世之子，亦能詩。（上文提到，祖父曾和他一起，點評陳隆恪的詩作。）當(dāng)時范罕供職于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獨身一人住在宣外的南通試館，十分簡陋。范罕自嘲，把自己的住處叫作“臥牛精舍”，四伯曾隨祖父去拜訪他。祖父見他一位世家公子，冷落京曹，與泰戈爾在中國受歡迎的境遇大相徑庭，頗為不平，因有此詩，將中外詩人的境遇作強烈的對比，頗為發(fā)噱。
我很喜歡祖父一首題作《夏日晨起》的五古，也是1924年寫的，頗富哲理，句法亦活潑可喜，讓我看到祖父壯年時達觀的一面：
晨光潤新綠，飛鳴意交快；
盎然生趣中，虛空本無界；
萬匯乘天機，少見乃多怪；
天意厚良苗，何曾盡稊稗；
一洗平生胸，胡為生蒂芥。
祖父一生，勤練各體書法，小篆常臨摹安徽懷寧先賢鄧石如（1743-1805），隸書常臨摹《禮器碑》和《曹全碑》，行書宗師李北海（李邕），草書取法董香光（其昌）。祖父的老友丁傳靖曾經(jīng)稱贊祖父的細楷書“冠絕一時”。祖父暇時也喜歡畫山水。安徽廬江名士吳博泉，有一次見到祖父的山水，說是放在清代畫家戴醇士（戴熙，1801-1860）的作品中，可以亂真。然而祖父對自己的書畫，卻不怎么當(dāng)一回事，說自己的字“功力未深”，畫則是小時候自娛的“結(jié)習(xí)”罷了。2005年12月26日，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被聘為顧問的卞孝萱，在致詞中說起當(dāng)年祖父曾向他傳授桐城文法，并且把祖父七十二歲時（當(dāng)為1947年）畫了送給他的一幅《論文圖》鄭重其事地轉(zhuǎn)贈給了研究會。祖父地下有知，不知當(dāng)作如何想。以我今天看來，祖父的字融合各體特色，確實別具一格；他的山水筆法清腴，風(fēng)致瀟灑，確實頗得幾分戴醇士的神韻。
走筆至此，我覺得對自己童年時代何以與祖父極少交集頗能理解了。祖父尚未屆冠年時，先娶丹徒趙氏夫人。她生下我大伯后，不到三年就去世了。1899年祖父繼娶我的祖母，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祖父和前后兩位夫人都是情深意篤，感情極好，在詩文中多有抒發(fā)。我小時候，祖父已鰥居十余年，而且漸漸地故交零落，越來越覺得冷清。
1953年那一年，祖父的老友夏敬觀去世。當(dāng)時我大姐正在安徽黃陸師范執(zhí)教，母親在給她的家書中寫到此事，說父親陪祖父去老夏家吊喪，夏幼達見到他們，痛哭失聲。后來老夏安葬在閘北寶興路的聯(lián)義山莊公墓。祖父應(yīng)幼達之請，以七十八歲的高齡， “精思結(jié)撰” ，寫下了為老夏作傳的《新建夏公墓志銘》，這是祖父文集中最后的作品之一。文章將近結(jié)尾處，祖父不勝感慨：“自公歿而中原耆老幾空，余游舊亦無人矣?！?/p>
老夏去世之后，常來看望祖父的，除袁孟純之外，還有一位江蘇丹徒人、收藏家尹石公（1888-1971）。我母親去世前后，國內(nèi)政治氣候丕變，知識界噤若寒蟬，到祖父生前最后兩年，幾乎沒有人再來看望他了。正像我外祖父詩中有云，“老如待決囚，死期固必至，” 一位孤獨的老人，一生歷經(jīng)動亂，到了暮年，籠罩在日見濃郁的死亡的陰影里，面對像我這樣與他相隔著廣闊的“代溝”的孫兒輩，又能有多少話說？
最后順便提一下，祖父出生于前清光緒的丙子年（1876）。他四十八足歲時，民國的甲子年（1924），我大哥葉治出生。我在民國戊子年（1948）出生，比大哥小二十四歲。我四十八足歲那年冬天，又是一個丙子年的歲尾，我兒子葉襄在美國出生。我們家這四個人都屬鼠。祖父和他這一位曾孫, 年齡相差兩度丙子，整整一百二十歲，從未覿面。大哥三年前也走了。逝者已矣，而悠悠天地間，依然是生生不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于美國加州華山市寓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