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課：影響中國教育的力量
本刊2014年3月號做了以 “慕課來襲” 為題的封面報道，我們大膽地推測，這種新的學習方式必然會在國內得到快速有效的推廣。僅僅一年，“慕課”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滲透、覆蓋到從普及教育到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的各個學習階段中。
慕課，也就是MOOC，來自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縮寫，譯為中文就是“大規(guī)模開放式網(wǎng)絡課程”。這個名稱幾乎也就是慕課的定義： “大規(guī)模” 意味著它的受眾規(guī)模龐大； “開放式” 則強調沒有入學的門檻，并且大部分是免費的； “網(wǎng)絡課程” 則決定了它與TED等演講式的公開課不同，慕課有完整的學習、作業(yè)和考試體系，絕不僅僅是“聽聽而已”。
從北京一所農(nóng)民工子弟學校到復旦大學的知名教授，在線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正在影響著中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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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僅憑現(xiàn)有的師資， 現(xiàn)有的學生基礎和家長資源， 還是用傳統(tǒng)的教學方式， 我們永遠不可能出彩， 學校永遠不可能發(fā)展?！泵鎸@樣一所基礎薄弱的學校， 北京71中校長郭延峰決心改變。 一是教學方法， 改傳統(tǒng)課堂為翻轉課堂；二是改教學手段， 引入在線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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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71中：在慕課平臺上翻轉飛越
一個校長的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
北京市第71中學位于朝陽區(qū)南三環(huán)外一條比胡同寬不了多少的小街道上，街道兩旁是荒草叢生的廠房，舉目四望，滿眼都是等待拆遷的建筑，抬頭看，則是密如蛛網(wǎng)的電線，連接它們的則是如今在城市中已經(jīng)很難見到的那種舊式水泥電線桿。
三年前，12歲的男孩龔大超被父母從家鄉(xiāng)河南接到了北京，進入71中念初一， 在此之前， 他一直在老家念書， 從沒有和父母一起生活過。上中學后，盡管他很努力，但他的成績一直處于班級中游。在班主任李菲菲老師的眼中，這個清秀瘦小的男孩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平時不愛講話，上課不愛發(fā)言，被老師點名起來回答問題時也總是磕磕巴巴不甚流暢。
在北京市71中， 絕大多數(shù)學生都和龔大超一樣， 是外來務工者子女。學生們流動性大， 孩子們跟著父母四處奔波， 基礎差， 底子薄， 自學能力不足； 再加上一些教師教育觀念落后， 教學方式陳舊， 學校的教育質量與城市學校相比差距較大。面對這樣一所基礎薄弱的學校，校長郭延峰決心改變。
那幾年，郭延峰組織學校教師先后到杜郎口、洋思等課改實驗地區(qū)參觀學習，針對農(nóng)村中學學生學習和教師發(fā)展等問題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效果不是很明顯，郭延峰覺得學校還需要尋找更好的機遇和平臺。
2013年，郭延峰參加了華東師范大學全國校長培訓班，了解了翻轉課堂這一教學改革的最新成果。直覺告訴他，這也許是一條可行的路徑，隨后他便組織學校干部和教師進行了學習和研究，結合學校實際對翻轉課堂的可行性進行探討。 “我們認為其他方法都無法實現(xiàn)跨越發(fā)展，只有翻轉課堂。 ”最后， 他做出決定： 將“翻轉課堂”作為71中轉變教學方式，促進教師成長、促進學校發(fā)展的切入點。
北京市第七十一中學校長郭延峰
郭延峰同時認識到：翻轉課堂必須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 一定要有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因為學校優(yōu)質教師不多， 集體備課只能讓優(yōu)秀教師有限度地影響其他老師， 還是不能解決課堂上的根本問題。要充分利用學?，F(xiàn)有的人才資源， 只有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就在這個時候郭延峰接觸到了超星集團的在線教育平臺：泛雅在線教育平臺。
對老師，泛雅是一個集建課、設置作業(yè)、大數(shù)據(jù)觀測學生學習狀態(tài)于一體的在線授課平臺。對學生，這是一個自由、 高效的在線學習平臺。經(jīng)過校級領導層對超星泛雅平臺的深入了解和骨干教師的反復試用，郭延峰得出一個結論： 傻瓜式的便捷和功能的強大毫不矛盾。
于是，基于在線教育的翻轉課堂在北京71中全面展開。短短一年后，這所學校成為全國踐行“翻轉課堂”的標桿式學校， 2014年10月27日， 一場名為“探索實踐翻轉，創(chuàng)新成就課堂”的翻轉課堂觀摩全國現(xiàn)場會在這里舉行。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萬恒博士、北京大學教育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汪瓊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馬寧博士等教育專家出席此次會議， 全國25個省市近70余所學校校長和老師300余人來此進行參觀學習。
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翻轉革命
“翻轉課堂”是基于現(xiàn)代多媒體技術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一場教育革命。
早在20世紀20年代， 美國教育家卡爾頓·沃什伯恩就提出：在傳統(tǒng)的課堂模式中，老師要在固定的課時內完成對某個知識的講授和討論， 然后進入下一個話題， 這種方式忽略了一個事實， 每個學生對材料的掌握程度都是不一樣的。他堅信，只要教學條件能夠滿足學生需要， 那么所有學生都能掌握知識， 任何學生都不會掉隊或成績不佳。為此，他提出了“溫內特卡計劃”，幫助學生按照個人節(jié)奏實現(xiàn)對知識的同等水平的掌握。但由于當時人們的觀念限制，資金及技術條件尚不成熟，“溫內特卡計劃”并沒有成功， 但是他的教育實驗中的教學技巧——“精熟教學法”卻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和研究中表現(xiàn)出顯著優(yōu)勢。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傳統(tǒng)課堂教學的弊端有了更多更清晰的共識，隨著多媒體技術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信息傳遞成本大幅降低， 依托在線教育，“翻轉課堂” 模式重現(xiàn)生機。
2004年，美國人薩爾曼·可汗在給自己的表妹納迪亞輔導數(shù)學時，為了講解更清楚， 他用涂鴉功能來講解數(shù)學概念， 為解決兩個人不同時在線的弊端。他便錄制成教學視頻，放在網(wǎng)上讓納迪亞自己去看。沒想到，納迪亞從此喜歡上了他的教學視頻， 納迪亞說，她更喜歡這位“自動版的表哥”，因為他可以隨意讓 “薩爾曼·可汗”暫停、重復和快進。通過這件事，薩爾曼發(fā)現(xiàn)了其中深遠的意義， 并開始大量錄制教學視頻。薩爾曼的這種教學模式徹底顛覆了傳統(tǒng)的課堂教學模式， 真正能夠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專門輔導，讓更多無法適應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孩子享受這一資源， 而他的網(wǎng)絡教學也很快引起人們的關注， 最終促使他創(chuàng)辦了 “可汗學院” 。
薩爾曼在他的著作《翻轉課堂的可汗學院》這本書中提到： “按照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用于學習的時間是個常量， 而學生對概念的理解程度是個變量?！钡撬J同沃什伯恩的教育理念：在教育中，常量應該是學生對知識和概念的高水平理解， 而變量才是學生為理解問題所花費的時間。
這種使用在線視頻進行教學的方式， 正是突破了傳統(tǒng)課堂老師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灌輸固定的知識這種課堂模式的弊端， 讓學生的學習過程變得更加主動，方式更加靈活，給了學生更多的時間， 讓所有的學生——不論學習速度或快或慢——都能完全掌握某一知識。
隨著大量的教育者參與新的教學方式，慕課的理念逐漸形成，而慕課的特點也可以歸結為幾個關鍵詞： 富媒體——便捷、形式豐富；知識點微化——精準、高效學習；清晰的學習流程管理——基于大數(shù)據(jù)背景。
翻轉課堂和現(xiàn)代網(wǎng)絡技術一結合，就如同產(chǎn)生了新的化學反應， 給當今的教學改革傳輸了巨大能量。
多年以后，北京市71中就是借助了這樣的模式并結合了本校的特點，踐行了慕課理念下的翻轉課堂： 教師創(chuàng)建短短的教學視頻， 學生在家中或者課外觀看老師的講解， 回到課堂上，師生面對面交流和完成作業(yè)。這種模式不僅符合學生的學習規(guī)律， 還能更好地保護學生的自尊心， 更重要的是，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培養(yǎng)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在這場全球性的互聯(lián)網(wǎng)教育革命浪潮中，中國也緊隨其后。2013年1月，超星集團推出了泛雅平臺，700多所高校200多萬學生在上面接受通識課教育并從聯(lián)網(wǎng)的教學管理部門拿到學分。
在超星慕課平臺上的翻轉飛越
對北京市71中這樣一所基礎設施薄弱的中學而言， 怎樣說服全校教師轉變思想觀念，接受新鮮事物？怎樣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 獲得家長的信任與支持？制作的微視頻放在什么樣的平臺上教學效果最好？這些都是郭延峰推動翻轉課堂改革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問題。
最開始的工作不太順利。
學習質量是否能夠保證？視頻怎么制作？工作量變大了，71中的老師們， 尤其是年長的老師對這件事充滿疑慮， 拋出一堆問題。
對于能否保證教學質量問題，其實郭延峰一開始心里也沒底。 “校長是第一責任人，有升學的壓力，我也害怕坐‘紅沙發(fā)’?！碧崞鹱畛醯那樾?，郭延峰笑道，但作為這一改革的倡導者，他絕不能露怯。為了給全校教師一顆定心丸，郭延峰硬著頭皮，在全校大會上撂了狠話： 校長是學校翻轉課堂第一責任人，如果老師因為實施翻轉課堂而出現(xiàn)質量問題，責任由校長來承擔，如果不實施翻轉課堂而出現(xiàn)質量問題，責任則由老師個人承擔。
統(tǒng)一認識以后，接下來就是怎么干了。郭延峰提出：學校教學干部和骨干教師要成為翻轉課堂實踐領頭人。他親自對教師進行翻轉課堂相關理論和微視頻制作方法的培訓。并將自己學習的理論文章編輯成了99頁學習資料，每天通過微信群上傳給老師們，敦促他們自主學習。在他的帶領下，學校干部和老師們一起研討、備課、 錄制視頻。
之后的實踐證明，這些經(jīng)過集體備課錄制的教學視頻使得71中不多的優(yōu)質資源得到了全校的共享，發(fā)揮了巨大影響。
在專業(yè)隊伍組建上，校內，學校依托學校教研組、備課組、青年教師研究會等組建學習和研究團隊， 進行集體教研和集體備課， 共享翻轉課堂所需資源。校外，和朝陽區(qū)另外四所學校共同成立“五校聯(lián)盟”，集五所學校之力一起開發(fā)微視頻、撰寫指導單、進行課堂觀摩，形成了共學、共研、共實踐的研究共同體。2014年4月，71中加入華東師范大學慕課中心，成為C20慕課聯(lián)盟成員。
在教師培訓方面，學校先后聘請了上海師范大學黎加后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李玉順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吳志鋐教授等知名專家到校開展“翻轉課堂”相關理論培訓；組織全體一線教師參加了北京大學汪瓊教授的《翻轉課堂教學法》在線慕課學習，并全部獲得了課程結業(yè)證書。學校還先后派出27名老師到上海、青島、常州等較早實踐“翻轉課堂”的學校觀摩，學習教學策略。
另一個困難是學生和家長。進行翻轉課堂實踐，必須要有與之相配套的硬件設備，然而在這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家庭電腦擁有率只有7成，還有24%的家庭滿足不了翻轉課堂需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校召開家長會， 郭校長帶領干部做了大量的宣傳和動員工作， “雖然最初有困難，但解決得還比較好?！敝?014年1月，學生家庭沒有電腦和網(wǎng)絡的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視頻錄制好了，學生不能老拿U盤拷回家看， 郭延峰意識到還需要一個合適的平臺。 當時考慮了好幾家公司，研究了很多類似的軟件，但是郭延峰發(fā)現(xiàn)它們都“只有一個軟件，就像一個空殼”。最后，學校注意到了超星泛雅平臺。郭延峰發(fā)現(xiàn)，在這個網(wǎng)絡平臺上，教師做課件所用的工具非常直接、便捷，功能還很貼近教學各個方面的細節(jié)，好像一個有豐富教學經(jīng)驗的教師設計的。而且這個平臺不僅是一個教學平臺，還自帶很多教學資源。
2014年初，超星集團培訓講師來到學校，開展超星慕課平臺使用技術培訓，71中慕課平臺正式上線啟用。 “超星集團讓我們試用泛雅平臺， 使我們邊緣樓臺先得月?！碧岬竭@一點，郭延峰非常感激， “超星平臺和其他公司產(chǎn)品相比，最大的優(yōu)勢是它有龐大的圖書、學術視頻資源，我們老師在備課的時候可以隨時調取，而其他的平臺是沒有這個資源的。”郭延峰解釋，“做個比喻，就像是我們想要尋找一個廚房， 而超星的這間廚房不僅功能齊全，還有一個巨大的冰柜提供豐富的食材。你只需要對材料進行加工和創(chuàng)造。”
超星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電子圖書提供商，老師和學生只需一個超星賬號，就能共享超星數(shù)字圖書館幾百萬冊圖書全文，以及13萬集版權學術視頻等資源，并且能夠對所有中文圖書內頁、報紙、期刊、論文中的學術圖片搜索和抓取。老師們備課、學習、查找資料、 制作視頻都非常方便。不僅如此，超星還專門為北京市71中組建了專業(yè)服務團隊，提供了大量的培訓和技術支持。學校有很多精品視頻就是在超星慕課制作團隊的幫助下完成的。
“我們遇到什么問題， 比如視頻傳不上去，給公司專門的人員說一聲，幾分鐘就能解決。”馬贏告訴記者。
馬贏， “80后” ，瘦高個，戴一幅黑框眼鏡，北京71中骨干教師，數(shù)學教研組組長。71中第一節(jié)翻轉課堂研究課和示范課都是由他完成的。他的課堂教學風格和他說話做事的風格一樣，既爽快利落，又認真嚴謹。
他為記者展示了一個自己制作的“圓周角探究” 的視頻， “最開始制作一個視頻要一個小時， 后來改進了方法， 半個小時就能弄好。 ” 談到很多老師擔心的工作時間延長的問題， 馬贏表示： “前期工作時間可能會長一點，但每個備課組共同制作視頻， 然后共享資源， 學生能學習的， 課堂就不用重復講了，從長遠來看， 老師工作量其實是下降了?！?/p>
馬贏老師的課堂，學生活躍度很高
馬贏喜歡使用超星慕課平臺，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個平臺提供了簡潔而實用的過程管理功能。老師上傳一個視頻，全班學生有多少人看了，每個學生是否看完，哪些問題學生重復觀看，中間插入的作業(yè)有多少學生是一次性答對了，有多少學生在討論區(qū)處于活躍狀態(tài)，這些數(shù)據(jù)都可實現(xiàn)監(jiān)控，一目了然。這對老師掌握學生的自學程度、發(fā)現(xiàn)學生的學習偏好和把握課程的重點難點都有幫助。
就這樣，北京市71中完整實現(xiàn)了慕課理念下的“在線學習+流程管理+課堂互動” 的教學方式。
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 71中的翻轉課堂研究成果顯著：形成了有研究價值的學科微視頻400 余個， 形成了《七十一中學翻轉課堂校本化實踐研究》課題指南，提出了“一二三四七”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及實施翻轉課堂的六個策略，物化了一批與翻轉課堂相關的案例、 課例和論文。
最重要的是，翻轉課堂為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帶來了實質性的提升和飛躍。從兩次朝陽區(qū)級教學質量監(jiān)控數(shù)據(jù)看，71中實施翻轉課堂后沒有出現(xiàn)教學成績下滑，反而實現(xiàn)了備課組達標率、班級達標率、教師個人達標率四項指標的大幅度提升， 特別是教師達標率提升了近35%。2014年7月初， 一項針對71中翻轉課堂校本化實踐研究的調研顯示：學生學習興趣、合作能力、組織能力、時間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表達能力等均得到明顯提升。74%學生認為翻轉課堂提升了學習興趣，61%學生認為提升了學習效率。88%老師認為翻轉課堂提高了學生的合作能力，79%老師認為翻轉課堂提高了學生表達和質疑能力。
學生是翻轉課堂的最大受益者。
實行“翻轉課堂”后，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在課堂上自我展示
小組互學提升了孩子合作交流的能力
以思考的頭腦進課堂
翻轉課堂為北京市71中帶來的變化令人刮目相看， 而這種變化帶來的感受， 只有經(jīng)歷過改變的人才能體會。
比如男孩龔大超和她的班主任李菲菲。
71中翻轉課堂改革，是從龔大超初二下學期開始的，不久之后，這個沉默寡言的男孩就引起了李菲菲的注意?！拔覀兂跞幸黄n文是《水滸傳》中的《智取生辰綱》，為了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 我們先在超星平臺上上傳了連環(huán)畫和影視劇片段， 我發(fā)現(xiàn)龔大超把《隆中對》等視頻重復看了四五遍?！?/p>
在接下來的《智取生辰綱》課本劇表演活動中，龔大超主動要求扮演其中一個“老都管”的角色，為了演好這個角色，他自己查了很多資料，研讀了很多文本，并積極參與劇本的寫作，為自己設計臺詞。最后在年級上表演，他的表現(xiàn)果然很出彩。
后面還有驚喜。第三個任務是關于研究性論文的寫作。在閱讀和理解了《水滸傳》文本后，學生需要自己去選擇感興趣的主題，然后完成一篇小論文。在超星技術人員的幫助下，李菲菲自己錄制了一段如何寫研究性小論文的視頻放在平臺上，讓學生根據(jù)這個視頻按要求寫作論文。通過思考和課堂討論，龔大超選擇了關于“楊志失竊生辰綱的失敗原因分析”這樣一個主題。他閱讀了大量資料，并結合自己的觀點，寫出了一篇質量非常高的小論文。并且，在上臺展示自己的文章時，他甚至拋開講稿侃侃而談， 從容自如。
龔大超的表現(xiàn)獲得了老師的肯定和同學的稱贊，慢慢地，他變得自信起來，他熱愛閱讀、喜歡話劇表演和朗誦，翻轉課堂正好為他提供了更多表現(xiàn)的機會。 “現(xiàn)在在語文課上，尤其是朗誦和發(fā)表見解的時候，他都會積極而自信地表達觀點?！爆F(xiàn)在，龔大超還成為了課堂討論小組的組長， 帶領組員共同學習。
李菲菲老師在“翻轉課堂”實踐中表現(xiàn)突出
對李菲菲老師本人來說，慕課平臺也為她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例如每到假期很讓語文老師頭疼的閱讀任務布置，學生回家后不愿意看，老師也難以監(jiān)督。而超星泛雅平臺能夠促進學生假期讀書。 “比如這學期寒假，學生按要求要閱讀《三國演義》、 《駱駝祥子》、 《紅巖》這三本書，我就按照書的內容，每十章出一道配套的作業(yè)題，放在平臺上，要求學生閱讀之后回答。這些題目都是簡單的文本信息概括或判斷，但是如果沒有閱讀是回答不出來的。所以，我在后臺能夠看到每個學生的閱讀進展?！?/p>
“實施翻轉課堂，最大的變化就是學生從前以等待的頭腦進課堂，變成現(xiàn)在以思考的頭腦進課堂。課堂上老師的講授少了，學生的話語權多了，師生交流更加頻繁。 ”郭延峰校長做了這樣的總結。
但還是有一些問題。
“盡管絕大多數(shù)學生喜歡 ‘翻轉課堂’ 模式， 但在獨學過程中，仍然存在學生不看視頻的現(xiàn)象。”為此，老師們也想了各種方法， 比如開放學校機房，讓學生在課間、午間、下午放學前把該自學的內容在學校完成；開展小組之間的評價和競爭；爭取家長的支持和監(jiān)督等?！艾F(xiàn)在也沒有百分之百解決這個問題”，郭延峰承認，“如何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
盡管如此，這樣一個農(nóng)村學校在短短一年內的變化，使我們充分看到了在線教育翻轉課堂的魅力， 師生相互交流和理解更加深入。正如一個叫小志的初三孩子所說：“我喜歡泛雅， 因為它上面有不厭其煩的老師， 還有就是因為它上面記錄我學習點點滴滴的過程。 ”
文章來源：《教育家》2015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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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三月刊來啦】
封面故事：教育評價之變
中小學生身心健康的問題、學業(yè)負擔過重的問題、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不足的問題等， 都與評價體系的不科學、不合理有關。改變這一現(xiàn)狀，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讓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教師、學生和家長逐漸淡化那種以片面的升學率、以成績?yōu)閷虻膬A向。
2010年被稱為“中國當代教育改革元年”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發(fā)布，提出“改革教育質量評價和人才評價制度，改進教育教學評價”。2013年6月，教育部又發(fā)布了《關于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的意見》， 并在全國建立了三十個“教育部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實驗區(qū)”。
近五年過去了，中國教育評價現(xiàn)狀如何？將往哪里改？改革在理論和技術實踐中遇到怎樣的難題？ “改革試驗區(qū)”發(fā)生了什么故事？ 《教育家》和您一起，探尋中國的“教育評價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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