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你能告訴我良好地統(tǒng)治這個國家的最好辦法么？”
“夫人，只有一種方法，說起來，就是維持秩序并強化法律?！?/font>
“但是王國的法律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礎上？”
“僅建立在一點之上，夫人，即建立在自然與人類的本性上?！?/font>
“當然。但是如果一人想賜法律于人民，他應該遵循什么規(guī)則呢？”
“夫人，制訂法律是上帝留于自己的任務。人類怎么能被認為有能力給他并不怎么了解的生靈制訂法律呢？而且他是依據(jù)什么權力為生靈制訂法律的？上帝并不曾授予他這種權力?！?/font>
“根據(jù)對上帝在創(chuàng)造人類時早已如此明確地刻印在這個社會之中的法律的研究。任何尋求這些法律之外的法律的行為，都將帶來巨大的災難與毀滅?！?/font>
北宋以前中國無論在經濟，還是在科學技術方面都處于當時世界的最前沿，然而自此以后，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卻逐步落后于世界發(fā)展的步伐。是什么導致了中國經濟和科技的落后？
社會的興盛，經濟的繁榮，其發(fā)展中存在著自然的法則。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建立在自然和人類本性之上的“自然法則”。對它的偏離和遵循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fā)展結果。
中國春秋起源，西漢興起，南宋以降鼎盛的“儒家”文化應該對這種落后負起主要的責任。
財富創(chuàng)造，自利的人性，契約自由，私人產權，競爭原則，法制原則，知識生產，開放的環(huán)境。這是經濟中的自然法則。
作為創(chuàng)始人的孔子為“儒家”構建了一個完備的體系。其思想核心為“仁”、“禮”。“仁”為“仁者愛人”，“克己復禮”?！岸Y”，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重點是貴賤有序、尊卑有別嚴格的等級秩序。
西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厲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由此而在政治、文化、經濟上建立起了高度的集權統(tǒng)治制度。這種高度的集權到南宋完全確立并延續(xù)至中國封建的最后的一個朝代——清。
在這種集權的制度下首先無法保障的是契約的自由。而契約自由是商業(yè)經濟興起的最基本的基礎之一，是經濟發(fā)展的自然法則之一。
在信奉皇權至上，等級森嚴的儒家思想中，產權，私人財產的權利，在這種制度下也是非常脆弱的。私人財產權可以根據(jù)帝王的隨心所欲的旨意頃刻化為烏有。在這種制度下，積累財產的動力常常顯得不足。有形的物質資產的歸屬、處置、收益權尚且如此。對于知識等無形資產的產權又能怎樣呢？中國古代就出現(xiàn)的對我國，乃至世界影響至深的四大發(fā)明，造紙、制南針、火藥、印刷術，至今我們尚沒有找到任何記載：蔡倫發(fā)明造紙術獲利多少，畢升發(fā)明活字印刷術收取了多少版權費等等。知識，特別是實用的科技知識的不被保護，直接產生的結果是知識創(chuàng)造的激勵不足。
人生而平等，平等交易的基本法則被“儒家”思想中森嚴的等級制度所取代。在這種整個社會強調尊卑貴賤嚴格等級的環(huán)境下，怎能渴望以強調獨立自主、分散決策、消費者主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封建社會最興旺發(fā)達的北宋興起呢？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的思想基礎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打上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深深烙印?！叭寮摇睆娬{的“仁”、“中庸”等思想與資本主義的以先驗的人性“人是自私自利”作為自然法則的 “競爭”原則的格格不入。又怎能強求，依靠“儒家”思想治國的中國封建社會會由于無數(shù)自由競爭的個體積累的資本和知識產生臨界的推力，將古代的中國從封建社會的陷阱中奮力一推，從而進入資本主義呢？
“儒家”思想對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誨，及其廣泛傳播，在整個社會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不良影響，貶抑“財富生產”。而“財富生產”正是資本主義的追求目標，也是經濟社會的一般法則。
“儒家”思想的推行，從一個側面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思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對農業(yè)的重視貫穿于中國古代史，即使是在我們引以為豪，和被西方學者極度推崇的北宋，也概莫能外。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氛圍中，你能祈望以商業(yè)、制造業(yè)、加工業(yè)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當時的中國萌芽，最終發(fā)展起來使我們跳出封建主義的“陷阱”而進入資本主義么？
“儒家”思想的自我內斂性與資本主義崇尚自由開放的原則背道而馳。
自宋以后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層力推“儒家”思想的副產品。“儒家”思想取得了一種類似“國教”的地位。
科舉制度以“儒家”思想經典著作作為開科取士的核心內容，從客觀上起到了對知識生產特別是科技知識生產的強負激勵。封建科舉取士，以“儒學”經典及儒學各派對經典的注解為考題內容，考生不能對其進行任何改動。在這種情況下，及“儒學”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首先將中國最大多數(shù)，最有創(chuàng)造力，并且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緊緊箍在了非財富創(chuàng)造的“儒學”經典上，從事知識生產和創(chuàng)新的人受到貶抑，并被降至最低，造成人力資本的極大浪費。以“科學思想”為先導，以新興工業(yè)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土壤中無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更遑論發(fā)展。
“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更被科舉制度放大為讀書人中“學而優(yōu)則仕”的畸形理念，及其倡導的森嚴等級，造成“仕人”階層對社會其他階層，特別是對下層直接從事財富創(chuàng)造的生產者的貶損，直接地割斷了促進知識傳播的傳導機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那些高高在上的“碩儒”創(chuàng)造出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可以因為微弱地、漫長地技術擴散效應而無法推動古代中國告別封建社會進入我們現(xiàn)在仍存在的那種情節(jié)——進入資本主義。
“儒家”思想因其從基本面上對經濟社會中基本自然法則的違背而應對中國北宋以后的逐漸沒落，特別是近代的落后負起主要責任。這些基本的經濟自然法則是：財富創(chuàng)造、契約自由，私人產權，競爭原則，法制原則，知識生產，開放的環(huán)境。
“儒家”思想強調以德修性，養(yǎng)德立身，兼濟天下。以此作為社會倫理建設的基礎原本無可厚非，并可促進社會的“仁”、“和”。然而偏頗于此，將具有自身自然法則的經濟社會也囊括近來，卻排斥其本身所具有的基本法則，造成的則是中國數(shù)百年來落后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