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書》（現(xiàn)傳最古）
虞、夏、商、周（五帝三代）
今文尚書（由篆文翻譯為隸書。復生，28篇，漢景帝時設(shè)博士）
古文尚書（篆文，已失傳，東晉梅賾獻偽現(xiàn)存?zhèn)螘h武帝時期魯共王發(fā)現(xiàn)于孔壁。《孔安國尚書》，未設(shè)博士。44篇）。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駁。
《堯典》“禹設(shè)九官”，戰(zhàn)國末人思想；
“玄德”來源于戰(zhàn)國末老莊學說；
《禹貢》“九州”至戰(zhàn)國初尚無；
《西周書》可信。需結(jié)合“時代精神”、“人物精神”。
二、孔子《春秋》（正式第一部歷史書），共242年，編年體。
周公“名世者”?！短烀摗?、《共主論》。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薄睹献印?/p>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
在乎“大義”，不在乎“字句”。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薄ⅰ皟?nèi)中國而外夷狄。”
春秋褒貶，“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止弒其君”。
“歷史亡了，史學又在哪里栽根？”——賓四師。
三、春秋三傳（《公羊》、《谷梁》、《左傳》）
秦漢尚無“史學”。劉向劉歆父子分為“王官學”和“百家言”?！稘h書·藝文志》。
古書多集眾而成。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
“左氏傳事不傳義，公、谷傳義不傳事?！薄~夢得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谷經(jīng)學，理精而事誤?！薄熳?/p>
《公羊》武帝時期立博士；《谷梁》宣帝時期立博士。均為今文。
孔子作“一王大法”，“為漢制法”。董仲舒因此被漢武帝采納（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為日本學者觀點）。
《左傳》與吳起有很大關(guān)系。
四、《左傳》（附《國語》、《國策》）
天文學、沿革地理、社會禮俗、政治制度、氏族、朝聘盟會之制（“國際法”）、食貨經(jīng)濟、四裔。
成書在戰(zhàn)國秦孝公時期。
夏商周三代歷法不同。夏歷十一月為正月，周歷正月為正月，晉國用夏歷。秦十月為正月，漢改為夏歷。
顧棟髙《春秋大事年表》。
國語，鄒魯多儒家言；齊語只將管仲，法家，為后人偽造；宋商風氣；三晉功利法制，多史家縱橫家言；楚天文；鄭分于楚國；吳分于越。記事部分可靠，記言部分有言不可靠。
戰(zhàn)國策，縱橫家言，三晉之士。
古人分“記事”、“記言”。
“生命性”言，“機械性”哲學。
史學出于經(jīng)學，子學出于史學。
《左傳》叔孫豹講“三不朽”，子產(chǎn)講鬼神。
五、《史記》（中國第一部正史。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附于六藝略春秋門。）
周公政治思想與理論：重文王不重武王，重文治不重武功，重德重于重事。
詩用韻文寫的是人心，書用散文寫的是人的事。詩易書難。
象形象意象事象聲轉(zhuǎn)注假借。可同口語分離。
《說文》同意造字不同。
“隕石于宋五”、“六鹢退飛過宋都。” 可見谷梁后起，見公羊而改其辭。
人事：本末、常變，編年體。
列傳體，注重人物，人為主，事為副。例顏淵。
“世典周史”，承父遺命。
“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周道衰廢，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薄偈?。
“春秋以道義?！薄鬃印Ｋ抉R遷自況。
勿“墮先人所言”，“毋忘吾所欲論著?！薄抉R談。
禮義在人不在事。
包融記事編年。
一百三十篇，三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
本紀編年如春秋，世家分國，列傳自創(chuàng)體例孔孟管晏。八書尚書體例，十表筋節(jié)?！绑w大思精”。
考史、論史、著史，史學三類。
孔子世家、項羽本紀，妙！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法來于道。
《史記》是私史，“百家言”非“王官學”。
“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薄ⅰ坝跃刻烊酥H，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弊罡呔辰纾?/p>
“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屬于子學。
“太史公”實為“太史令”，殊榮乃“中書令”。
《報任安書》婉拒任少卿，衛(wèi)宏有誤。
六、《漢書》（中國斷代為史第一部）
“遷固”、“史漢”并舉。
讀史都該注重近代史；學歷史的定要能寫歷史。
一百卷，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班彪六十五篇取用部分。
官書，主要內(nèi)容在昭、宣、元、成、哀、平、王莽。
班昭補八表，馬續(xù)或許補天文志。
使用劉歆書雜錄，“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歆書?！?/p>
谷永材料頗多，或為劉歆編錄。
“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shù)，專事剽竊?！薄锻ㄖ尽?/p>
有《兩都賦》、《通幽賦》載于《文選》。
“司徒掾班彪”，抹去父業(yè)。
“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音同“偉”）而不厭。”、“其論議常排死節(jié)，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輕仁義，賤守節(jié)。”、 “彪知皇命，固迷世紛?！薄逗鬂h書》
華嶠、范曄、傅玄貶固，因其不能論史。
七、《后漢書》
因襲史、漢，創(chuàng)《文苑傳》，前代只有《儒林傳》。
范曄作于南朝宋，未完下獄死。
章懷太子、惠棟作注。
“常謂情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言則其問不流，然后抽其芬芳，震其金石?！薄丢z中與諸甥侄書》
八、《三國志》
晉陳壽著，蜀人。
南朝宋裴松之注引一百九十余種現(xiàn)失傳古書。
六項：“引諸家論，辨是非?！薄ⅰ皡⒅T書說，核偽異?！薄ⅰ皞魉惺?，詳委屈?！?、“傳所無事，補缺佚?！?、“傳所有人，詳生平?！薄ⅰ皞魉鶡o人，附同類?！?/p>
鐘王、管華事跡有遺漏。
尊魏頗惹是非，改“漢”為“蜀”，不得已而為之。
盧弼治《三國志》。
九、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
《漢書·藝文志》無單獨“史學”，包含在“經(jīng)學"內(nèi)。
《隋書·經(jīng)籍志》，經(jīng)、史分開，開始按經(jīng)、史、子、集分類。
史部，除正史外，還分為十三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薄錄）。史書占到了近七分之一。
時代與學術(shù)相互發(fā)生影響。看《唐書·藝文志》，發(fā)現(xiàn)隋水平高于唐。史學在東漢至隋、兩宋最盛。
兩漢經(jīng)學“通經(jīng)致用”。例如太史公費引董仲舒言。
漢書下半部自劉向生到劉歆、王莽死，漢朝人的議論作為，都是根據(jù)經(jīng)書。
清儒自詡“沉鉤”、“稽古”，所得是“死經(jīng)書”，漢人所學才是“活經(jīng)書”。
學術(shù)具有“時代性”。一路下來就有“歷史性”。
百家之言出于王官之學。詩賦從戰(zhàn)國游士的策里變來（章學誠觀點）。
文學東漢后由經(jīng)學變來。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前四史中中國史學已完成。
十、《高僧傳》、《水經(jīng)注》、《世說新語》
“雜傳”中的《高僧傳》，《隋書》記載為僧佑著，實為南朝梁慧皎著。共十四卷，記在了四百五十三年中二百五十七位高僧，分十類。另有《傳燈錄》記載禪宗言行。
在宗教中加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歷史觀點，“中國化”。
“地理”中，漢桑欽《水經(jīng)》，北魏酈道元作《水經(jīng)注》。以睡到交通為主。清戴東原、趙東潛先后校注，使得經(jīng)、注分開。
戴東原并非根據(jù)《永樂大典》，或抄襲趙東潛，弟子段玉裁作辯。引用大量竹書紀年原始資料。
王先謙《合校水經(jīng)注》，全祖望注靠不住。
“子部”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世說新語》，南朝梁劉孝標作注，用正史外一百六十六家書。
“以峻之才智，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wǎng)絡班、馬，方復留情于委巷小說，銳思于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薄獎⒅獛住妒吠ā?，有偏見。
書表現(xiàn)時代特性“清談”。
《史記·貨殖》、《史記·游俠》、《后漢書·獨行傳》皆為此類。
“沒有學問，材料只是材料；有了學文，材料不只是材料?！薄X穆
“化腐朽為神奇”——莊子。
十一、劉知幾《史通》
唐代，中國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
與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南朝齊劉勰《文心雕龍》 并稱。
記載史情應具史意?！妒吠ā氛撌饭P、史法，未接觸史學。
“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薄獎⒅獛?/p>
分內(nèi)外兩篇。內(nèi)篇第一“六家”，《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第二篇“二體”，分為編年（《左傳》）、列傳（《史記》），可見對批評史書體裁很有見解。
推崇《左傳》、《漢書》?！肮び谠X古。”
“薄堯舜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譏訶圣賢?！?/p>
外篇，第一“疑古”，第二“惑經(jīng)”。
“倘漢、魏、晉、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堯、舜、禹、湯之主生于中葉，史官易地而書，各敘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定。”極刻薄極膚淺的虛無主義。
“惑經(jīng)”中，“春秋之義所未喻者七”、“五虛美”，可見作者只通史學，不通經(jīng)學。
東漢以下直到唐初，外觀上可能史學很盛，內(nèi)力精神方面，史學實已衰了。
十二、杜佑《通典》
時代之變是自然的，學術(shù)之變，不專是追隨時代，而要能創(chuàng)新時代。
魏晉南北朝，學術(shù)只是在隨著時代變。
《史通》不僅不能創(chuàng)，它僅是代表一個衰世的史學，只能在枝節(jié)問題上零零碎碎作批評。
“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通典》是“政書”，專講政治制度。
“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薄墩撜Z》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薄ⅰ拔移錇闁|周乎！”可見孔子政治觀念之偉大。
從漢末直至南北朝，無一代的“一王新法”、“一王大法”。漢經(jīng)生之“通經(jīng)致用”，以下只是因陋就簡，走下坡路。
唐“租庸調(diào)制”、“府兵制”因襲北周；衣服器物、朝廷禮儀采諸南朝。
學史學，要“通古今”、“通彼此”。
“有亡國，有亡天下”——顧炎武。“天下”即道統(tǒng)。
制度史就是中國的通史。“學歷史不講政治制度，歷史也將無可講?！?/p>
杜佑歷德宗順宗憲宗，《通典》約于其早年作于宮怨801年左右，成書費時三十六年，為中國第一部記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臣識昧經(jīng)綸，學慚博究?！?/p>
德宗詔曰：“博文疆學，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
中國從漢代起已該稱為“士人政府”，不是“封建社會”。《選舉志》中包括了考試、教育。
中國不討論主權(quán)何屬，卻稱職責系何。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官職設(shè)然后興禮樂。”乾隆年間再版序中稱：從食貨開始，就是“先養(yǎng)而后教”，下面是“先禮而后刑”、“安內(nèi)以馭外”，本末次第都有條理。
中國政治是“禮制主義”的，西方是“法治主義”。
“五禮”中特別的貢獻在講兇禮中的喪禮，其中最重要的是服制。維持門第考禮，更重要的是喪禮，尤其是服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經(jīng)學家雷次宗、大和尚慧遠主要研究喪禮。
唐代人縱在最高的學術(shù)思想方面，他們對儒學、經(jīng)學并不能超過前人，而社會一般人只是信仰佛教；但是他們跑上政治去的人我們還不能一例看輕他們。
要研究唐代史，還要從歷史的背后尋找這個人。
十三、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中國學術(shù)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
不能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shù)。
時代衰，史學會盛。好像一個人，跑到前面無路，發(fā)生了問題，會回過頭來看。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是后代唯一的一家私人著作。
上法春秋，“褒貶祖春秋，故義例嚴謹。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惟歐公慨然自任遷、固?！蔽恼卤取妒酚洝罚鴷辛x理又是學孔子《春秋》。
先有官修薛居正《舊五代史》。“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谷之發(fā)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北葦M不倫。
歐史只是簡潔嚴正，多所刪略，不能說都有錯。
義法所在，《舊五代史》根本不能和《新五代史》相比。
清趙翼：“不閱薛史，不知歐公之簡嚴。歐史不惟文筆潔凈直追史記，而寓春秋書法紀傳之中，雖史記亦不及?！?/p>
薛史正名定義都稱“帝”，讀歐史才知本末。
“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薄獨W陽修
仕多代者入《雜傳》，把握五代史應有的特點。
歐史少篇后論、贊，不茍作。以“嗚呼”開頭，“比衰世之書也”，將“贊”改為“嘆”。
五代劉昫修《舊唐書》。宋仁宗時，命宋祁、歐陽修編寫《新唐書》。歐陽修寫的志、表最好。
“現(xiàn)在出了一好人，諸位既不懂，也不管。做官人沒有好不好，教書先生也沒有好不好。所謂亂世，就先亂在我們的心上?！薄X穆
添《兵志》、《選舉志》，添表，《宰相世系表》、《方鎮(zhèn)表》、《宗室世系表》，每志前寫一篇很大的文章。
《禮樂志》前“由三代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p>
我們最重要的，我們祖宗究是哪樣？我們這個現(xiàn)代又是哪樣？諸位學史學，先應與此有所知，千萬不要無知憑空罵。
先學明末清初，再學宋人，往上直學孔子《春秋》、司馬遷《史記》。
十四、司馬光《資治通鑒》
編年體自《史記》后地位較在紀傳體史書之下。漢荀悅《漢紀》、南朝袁宏《后漢紀》。
司馬遷、司馬光并稱“兩司馬”。
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共兩百九十四卷，實際上上接《左傳》，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目錄三十卷，“年經(jīng)國緯”，學《史記》的表?？籍惾恚驴紦?jù)工夫來定得失。
于宋仁宗時奉詔編輯，八卷名《通志》。宋神宗時編成，賜名《資治通鑒》。劉攽編寫兩漢，劉恕編寫三國至隋唐，范祖禹編寫五代。劉攽責任大些，預聞另兩人部分。前后共用十九年。
除十七史之外，高似孫《史略》舉出其還參考了兩百二十多家言。
王夫之：“:《通鑒》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纖悉,以序治忽,以別賢奸,以參離合,以通原委,蓋得之百家之支說者為多?！奔毧磩h與添之所以然，總能了解到《通鑒》一書之大處與深處。
內(nèi)容主要在“君臣事跡”，不載文人、隱士、高士，如屈原、魯仲連、商山四皓、劇孟、嚴光、姚崇“十事開說”等?！安徊煽プ慨愔f。”
特別看重揚雄、荀彧，不載晁錯對策，卻載董仲舒對策，可見選材有一定意味。
缺點：
“正統(tǒng)論”，三國時以曹魏為正統(tǒng)，反孟子“以齊王”，特著“疑孟”書，極端主張尊君，維護大一統(tǒng)政府。
記年號僅以一年中最后一個為準。
辯才與德，未免太看重了德而不看重才。
以周王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開頭，可見道義法律屈服于事實勢力之下。批評五代馮道，明大義。
讀書應有一無所為心理，只求細心欣賞。
唐代無史學，而宋代新史學實是了不得。
十五、朱子《通鑒綱目》與袁樞《通鑒紀事本末》
朱子根據(jù)司馬溫公《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和胡安國《舉要補遺》，作《通鑒綱目》，”增損隱括以就”。
綱目便是要“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綱”即如《春秋》之經(jīng)，“目”則如左氏之傳。
朱子仿《春秋》，于綱中寓有褒貶。如《通鑒》以曹魏為正統(tǒng)，朱子以蜀漢為正統(tǒng)，改寫“諸葛亮入寇”；從范祖禹“嗣圣幾年”，而不用武氏“垂拱、天授”紀年。
如此講來，我國本非一基督教國家，而用西元紀年，又稱“西歷”為”公歷“。諸公當知，西方歷史記錄較短，事情亦簡單，而中國史從商周春秋戰(zhàn)國，直到漢武帝都在西元前，西元紀年是否有些自討苦吃呢？民國時，有人講要用”黃帝紀年”、“孔子紀年”，這還比較有意思。
《通鑒綱目》，為朱子后生趙師淵定稿，朱子“未暇觀”中間或有靠不住的地方。
袁樞與朱子同時，朱子評《通鑒紀事本末》“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袁樞于編年、紀傳之外，另創(chuàng)紀事本末體，將事件記錄本末，正好可補編年、紀傳之缺，伺候便有有《九朝紀事本末》?！端膸焯嵋吩u“紀傳之法，一事而復見數(shù)篇，賓主莫辯。編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數(shù)卷，首尾難稽，編年紀傳貫通為一，實前古所未見?！?/p>
袁樞之前，尚有宋人《三朝北盟匯編》，亦近紀事本末體。此后經(jīng)章學誠《文史通義》倡導、《四庫提要》之推崇，而紀事本末體大盛。
西洋史書亦為紀事本末體，當今講到史書，諸公當僅有一紀事本末體，所以我國之歷史，至《清史》便要告一段落了。
袁樞《通鑒紀事本末》，除創(chuàng)一紀事本末體，其記事并不可取。只見“三家分晉”、“秦并六國”，一頭一尾，而戰(zhàn)國史卻略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