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讓曾國藩對清王朝徹底失去幻想，或說曾國藩對趙烈文所預言的結局不再心存任何僥幸，是在曾國藩經(jīng)歷了一路北上的走訪調查和廣泛接觸清王朝最高領導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北上就任后，終于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以及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并在數(shù)日內連續(xù)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見，還數(shù)次參加國宴。在乾清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班列漢臣之首，與滿族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
直隸總督和內閣大學士的職位，不僅讓他有機會面對面接觸和觀察清王朝的幾位最高領導，而且通過觀察、談話和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使他對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國形勢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時他不得不承認：清王朝確實大勢已去，國家的頹敗程度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想，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這一切正如趙烈文早就預言的那樣，整個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著它一天天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來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對奉調到直隸做官、頭一天才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說：“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余一籌莫展!”
曾國藩又對當朝核心人物一一進行點評：“兩宮(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講不到點子上);皇上沖默(淡泊寧靜)，亦無從測之(看不出深淺)?！й?恭親王)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地位不穩(wěn));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guī)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素無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又說到外交：“到京后曾會議和約事(參加討論與外國簽訂和約的會議)，醇邸(醇親王奕譞)意在主戰(zhàn)，曾上折交內閣再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然中外貧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約當可成，不致決裂，而時會(機遇或特殊情況)難知，能無隱憂!”
在趙烈文面前，曾國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親王、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yōu)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皆非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無法指望，所以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論斷：清王朝已經(jīng)病入膏肓，大勢已去，無法救藥。
頹廢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趙烈文的預言果然應驗了。而曾國藩和趙烈文已分別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解脫和幸運。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A)
曾國藩誠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這一點，曾國藩本人不知如何，趙烈文卻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趙烈文預言清朝必亡談話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國藩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遺憾的是，此次談話不僅沒有引起世人應有的重視，而且連曾國藩自己，當時也不愿意對這個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這天傍晚，曾國藩到趙烈文那里閑談。兩人首先談論了宋朝的幾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當說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形成國家積貧積弱局面時，曾國藩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停頓了一會兒，曾國藩又說：“韓(琦)、岳(飛)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自己編練成軍，自己籌集軍費)，仿佛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br>曾國藩對自己的成功之道，不僅感到滿意，而且含有慶幸的成分。趙烈文卻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著說：“師事成矣(老師確實取得了成功)，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卻改變了風氣)。師歷年辛苦，與賊戰(zhàn)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法制法規(guī))戰(zhàn)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shù)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tǒng)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分裂割據(jù)之象已經(jīng)初露端倪)，雖人事，亦天意而已!”
趙烈文為什么說曾國藩開辟的練軍方法，不僅導致了“剖分之象蓋已濫觴”，而且使得“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shù)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過這種方法編練出來的軍隊，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是歸練兵者個人所有，大體屬于私人武裝性質。既然是私人武裝，當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終只能聽從私人號令并逐漸形成督撫權大、兵為將有、內輕外重、中央權威日趨衰微的局面。
后來，清朝軍政重心逐漸外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趨衰弱，最后發(fā)展到東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獨立，種種事實，無不證明趙烈文的分析和預見是多么準確和具有前瞻性。
遺憾的是，作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這番高論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之后便岔開了這個敏感而重大的話題，和趙烈文討論起天命與人事的哲學話題來。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B)
歸之天命誠然不錯，因為它確實不是曾國藩有意而為，也不是他事先能夠預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這一點，歷史和政治經(jīng)驗十分豐富而又聰明過人的曾國藩豈能不知?所以從此以后，曾國藩與趙烈文談話時，多次提到并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并要趙烈文為他主持公道。
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國藩來和趙烈文閑談，見有客人，于是離去;過了一會兒，曾國藩又來了。這時趙烈文正在吃飯，曾國藩就在客廳轉悠。
趙烈文一放下碗，曾國藩就進去對他說：“吾來南(指回金陵做兩江總督)已半載矣，壁上無有一款之字畫，幾案皆蕩然，人得無笑其茍簡(簡單)乎?”他顯然是欣賞了趙烈文客廳里的字畫后，觸景生情說這番話的。趙烈文于是打趣說：“自有總督衙門以來，未有空閑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頌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國藩說：“足下他日銘吾墓(給我寫墓志銘)，此亦一事也!”
當說到胡林翼的文集編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筆時，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趙烈文說：“待及師身論定，烈愿任編纂之役?！痹鴩敿磭诟勒f：“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論(主持公論)耳!”趙烈文看曾國藩說得很認真，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也就嚴肅地回答說：“謹受教!”
此時的曾國藩，雖經(jīng)“剿捻”失敗，聲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從他的這番囑咐里，分明發(fā)現(xiàn)他不僅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在后世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而且鄭重希望趙烈文能夠為他“出善后之策”。
大凡在歷史上留下濃重足跡的人，都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處在聲望極隆時的曾國藩，就對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這一政治交代，顯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趙烈文從此也就不再提起這一話題并讓它淹沒在歷史的大海里了。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將盡 (1)
半個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國藩又把趙烈文約到兩江總督衙門的后花園里，邊乘涼邊繼續(xù)探討這一重大問題。
趙烈文說：“在上海見恭邸小象(恭親王奕?的照片)，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zhèn)壓百僚?！痹鴩f：“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br>趙烈文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見時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為彌縫。昨與倭相(倭仁相國)爭持，無轉身之地(回旋余地)，忽爾解釋(消解)，皆其聰明之征也。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懋敿У?周公)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音素，力不勝任而敗事)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br>曾國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后而議減征(指太平天國亂后減征賦稅)，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軍隊的經(jīng)費開支，可以不必造冊報銷，只需開一個簡明清單上奏。換句話說，這些年湘軍花多少錢就算多少錢，朝廷都認可，不予查究。)，數(shù)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說：“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h減征，創(chuàng)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發(fā)起的倡議，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報銷，則以此番餉項，皆各省自籌，無可認真(不能按照以往慣例認真核查)，樂得為此寬大，亦巧見耳。勤政誠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見長，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誤?！信d氣象，第一貴政地(指朝廷)有人(關鍵要有好的領導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將盡 (2)
聽了趙烈文這番議論，曾國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過他對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種希望：“本朝乾綱獨攬，亦前世所無。凡奏折事無大小，徑達御前，毫無壅蔽?！慌?指慈禧太后)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br>趙烈文毫不顧及曾國藩的看法，一心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然。顧威斷在俄頃，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斷在頃刻之間，上下蒙蔽的事情卻發(fā)生在以后)?！徊俊都t樓夢》即其樣子，又足多乎?所謂威斷者，不在行跡而在實事(不在于表面說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實際效果如何)，一語之欺，清渾立辨，則群下無不惴惴，至其面目，轉不妨和易近人?！?br>此次談話非常有趣：曾國藩特意約趙烈文到后花園交談，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權柄不下移”和現(xiàn)在當朝的恭親王奕?為人聰穎、慈禧太后遇事“威斷”等等來說服趙烈文，如果能讓他改變看法當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從他口里聽到自己所預想的結果，這樣他心里就會得到一些寬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慮不安。
然而趙烈文完全不這么認為。他對曾國藩的每一個觀點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趙烈文的核心論據(jù)是“大勢”，或者說是“氣數(shù)”。他不僅認為清王朝的“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也將盡，不會再有什么希望。處于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有“好親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何況沒有。也就是說，清王朝很快就會走向滅亡，是大勢所趨，是誰也左右不了的。
趙烈文真的富有洞見。他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非常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當朝權勢人物的機要幕僚，對恭親王、慈禧等人的判斷卻異常準確，以后的歷史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