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讓曾國藩對清王朝徹底失去幻想,或說曾國藩對趙烈文所預言的結局不再心存任何僥幸,是在曾國藩經(jīng)歷了一路北上的走訪調查和廣泛接觸清王朝最高領導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北上就任后,終于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以及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并在數(shù)日內連續(xù)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見,還數(shù)次參加國宴。在乾清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班列漢臣之首,與滿族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
直隸總督和內閣大學士的職位,不僅讓他有機會面對面接觸和觀察清王朝的幾位最高領導,而且通過觀察、談話和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使他對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國形勢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時他不得不承認:清王朝確實大勢已去,國家的頹敗程度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想,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這一切正如趙烈文早就預言的那樣,整個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著它一天天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來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對奉調到直隸做官、頭一天才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說:“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余一籌莫展!”
曾國藩又對當朝核心人物一一進行點評:“兩宮(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講不到點子上);皇上沖默(淡泊寧靜),亦無從測之(看不出深淺)?!й?恭親王)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地位不穩(wěn));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guī)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素無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又說到外交:“到京后曾會議和約事(參加討論與外國簽訂和約的會議),醇邸(醇親王奕譞)意在主戰(zhàn),曾上折交內閣再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然中外貧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約當可成,不致決裂,而時會(機遇或特殊情況)難知,能無隱憂!”
在趙烈文面前,曾國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親王、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yōu)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皆非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無法指望,所以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論斷:清王朝已經(jīng)病入膏肓,大勢已去,無法救藥。
頹廢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趙烈文的預言果然應驗了。而曾國藩和趙烈文已分別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解脫和幸運。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A)
曾國藩誠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這一點,曾國藩本人不知如何,趙烈文卻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趙烈文預言清朝必亡談話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國藩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遺憾的是,此次談話不僅沒有引起世人應有的重視,而且連曾國藩自己,當時也不愿意對這個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這天傍晚,曾國藩到趙烈文那里閑談。兩人首先談論了宋朝的幾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當說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形成國家積貧積弱局面時,曾國藩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停頓了一會兒,曾國藩又說:“韓(琦)、岳(飛)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自己編練成軍,自己籌集軍費),仿佛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br>曾國藩對自己的成功之道,不僅感到滿意,而且含有慶幸的成分。趙烈文卻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著說:“師事成矣(老師確實取得了成功),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卻改變了風氣)。師歷年辛苦,與賊戰(zhàn)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法制法規(guī))戰(zhàn)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shù)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tǒng)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分裂割據(jù)之象已經(jīng)初露端倪),雖人事,亦天意而已!”
趙烈文為什么說曾國藩開辟的練軍方法,不僅導致了“剖分之象蓋已濫觴”,而且使得“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shù)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過這種方法編練出來的軍隊,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是歸練兵者個人所有,大體屬于私人武裝性質。既然是私人武裝,當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終只能聽從私人號令并逐漸形成督撫權大、兵為將有、內輕外重、中央權威日趨衰微的局面。
后來,清朝軍政重心逐漸外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趨衰弱,最后發(fā)展到東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獨立,種種事實,無不證明趙烈文的分析和預見是多么準確和具有前瞻性。
遺憾的是,作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這番高論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之后便岔開了這個敏感而重大的話題,和趙烈文討論起天命與人事的哲學話題來。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B)
歸之天命誠然不錯,因為它確實不是曾國藩有意而為,也不是他事先能夠預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這一點,歷史和政治經(jīng)驗十分豐富而又聰明過人的曾國藩豈能不知?所以從此以后,曾國藩與趙烈文談話時,多次提到并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并要趙烈文為他主持公道。
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國藩來和趙烈文閑談,見有客人,于是離去;過了一會兒,曾國藩又來了。這時趙烈文正在吃飯,曾國藩就在客廳轉悠。
趙烈文一放下碗,曾國藩就進去對他說:“吾來南(指回金陵做兩江總督)已半載矣,壁上無有一款之字畫,幾案皆蕩然,人得無笑其茍簡(簡單)乎?”他顯然是欣賞了趙烈文客廳里的字畫后,觸景生情說這番話的。趙烈文于是打趣說:“自有總督衙門以來,未有空閑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頌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國藩說:“足下他日銘吾墓(給我寫墓志銘),此亦一事也!”
當說到胡林翼的文集編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筆時,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趙烈文說:“待及師身論定,烈愿任編纂之役?!痹鴩敿磭诟勒f:“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論(主持公論)耳!”趙烈文看曾國藩說得很認真,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也就嚴肅地回答說:“謹受教!”
此時的曾國藩,雖經(jīng)“剿捻”失敗,聲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從他的這番囑咐里,分明發(fā)現(xiàn)他不僅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在后世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而且鄭重希望趙烈文能夠為他“出善后之策”。
大凡在歷史上留下濃重足跡的人,都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處在聲望極隆時的曾國藩,就對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這一政治交代,顯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趙烈文從此也就不再提起這一話題并讓它淹沒在歷史的大海里了。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將盡 (1)
半個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國藩又把趙烈文約到兩江總督衙門的后花園里,邊乘涼邊繼續(xù)探討這一重大問題。
趙烈文說:“在上海見恭邸小象(恭親王奕?的照片),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zhèn)壓百僚?!痹鴩f:“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br>趙烈文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見時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為彌縫。昨與倭相(倭仁相國)爭持,無轉身之地(回旋余地),忽爾解釋(消解),皆其聰明之征也。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懋敿У?周公)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音素,力不勝任而敗事)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br>曾國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后而議減征(指太平天國亂后減征賦稅),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軍隊的經(jīng)費開支,可以不必造冊報銷,只需開一個簡明清單上奏。換句話說,這些年湘軍花多少錢就算多少錢,朝廷都認可,不予查究。),數(shù)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說:“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h減征,創(chuàng)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發(fā)起的倡議,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報銷,則以此番餉項,皆各省自籌,無可認真(不能按照以往慣例認真核查),樂得為此寬大,亦巧見耳。勤政誠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見長,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誤?!信d氣象,第一貴政地(指朝廷)有人(關鍵要有好的領導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將盡 (2)
聽了趙烈文這番議論,曾國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過他對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種希望:“本朝乾綱獨攬,亦前世所無。凡奏折事無大小,徑達御前,毫無壅蔽?!慌?指慈禧太后)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br>趙烈文毫不顧及曾國藩的看法,一心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然。顧威斷在俄頃,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斷在頃刻之間,上下蒙蔽的事情卻發(fā)生在以后)?!徊俊都t樓夢》即其樣子,又足多乎?所謂威斷者,不在行跡而在實事(不在于表面說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實際效果如何),一語之欺,清渾立辨,則群下無不惴惴,至其面目,轉不妨和易近人?!?br>此次談話非常有趣:曾國藩特意約趙烈文到后花園交談,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權柄不下移”和現(xiàn)在當朝的恭親王奕?為人聰穎、慈禧太后遇事“威斷”等等來說服趙烈文,如果能讓他改變看法當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從他口里聽到自己所預想的結果,這樣他心里就會得到一些寬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慮不安。
然而趙烈文完全不這么認為。他對曾國藩的每一個觀點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趙烈文的核心論據(jù)是“大勢”,或者說是“氣數(shù)”。他不僅認為清王朝的“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也將盡,不會再有什么希望。處于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有“好親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何況沒有。也就是說,清王朝很快就會走向滅亡,是大勢所趨,是誰也左右不了的。
趙烈文真的富有洞見。他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非常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當朝權勢人物的機要幕僚,對恭親王、慈禧等人的判斷卻異常準確,以后的歷史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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