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努力讀書走向仕途，一直都是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重要出路。隋唐以來科舉制度的實行，知識分子突破了門第的限制，官職不再是名門望族的專屬。這對出身寒門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誘惑。他們都希望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產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八股取士制度的實行，使他們漸漸變得自私、虛偽、迂腐?！度辶滞馐贰吠ㄟ^對知識分子的塑造，表達了作者對這一制度的批判。
科舉制度發(fā)展到明清時期，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經過元代游牧民族對科舉制度的閑置，又重新恢復并發(fā)展了科舉制度，并達到了鼎盛時期。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主要是八股文，考試的內容也局限在四書五經。八股文作為一種文體，對明清兩代的許多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作為一種考試的制度，卻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它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文人士子只把自己讀書的范圍局限在四書五經，視野狹窄，以至于讀了一輩子書的范進連蘇軾都不知道是何許人也。
八股文的內容是“代圣人立言”，這是統(tǒng)治者進行思想統(tǒng)治的手段，應試者站在圣人的角度，根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來寫文章，文章中不可以有自己的見解。統(tǒng)治者思想灌輸的目的不是培養(yǎng)文學家，也不是培養(yǎng)學問家，而是他們訓練馴服統(tǒng)治工具，選拔合格官僚，縱觀五百年的八股取士史，統(tǒng)治者的目的達到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實行，使明清時代的讀書人大大增多，而讀書人得以仕進的機會減少，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讀書，考科舉。他們甚至花大半生的時間在科舉考試上和從事八股文的研究。參加考試和研究八股的人大半生的時間都把自己作為圣賢，儒家的思想也深深浸入他們的靈魂，禁錮他們的思想。而由于生活所迫，他們對傳統(tǒng)名士的原則和信仰便不再信奉了，他們把科舉考試當做自己取得功名利祿的唯一途徑，這成為他們人性異化的主要原因。
而《儒林外史》主要寫了三大類的知識分子，從而達到它批判的目的，一類是迂腐的儒生，一類是投機倒把，虛偽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類就是真名仕。
這類人以周進和范進為代表，他們兩個是走科舉榮身之路的典型代表，二人都是從二十幾歲就開始應考，一直到了五六十歲還是個童生，周進只能靠教書維持生計，還受盡那些秀才舉人的侮辱，后來終于中舉中了進士后來成為了廣東學道。范進也是這樣，二十歲開始考了三十年，后被周進同情，二人的經歷相似才讓他中舉，中舉后喜極而瘋。從二人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們都視讀書如命，為了追求功名不惜窮極一生，受盡屈辱?！叭f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思想在他們的心中根深蒂固，不成功便成仁，萬一一生不成功，那么他們這一生活的就沒有意義了。他們科考成功以后外人對他們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之前侮辱他們的人紛紛前來巴結他們，受盡岳父謾罵的范進也來給他送酒送肉，瞬間癩蛤蟆變成了文曲星下凡塵。
受八股文毒害的還有馬二先生，他是個封建文化犧牲者比較典型的一個形象，他心地善良，將自己的銀子送給窮苦人家，辦理后事，雖然慷慨，但是生活清貧，雖然善良但是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他熱衷于追求功名，但是每次都和功名失之交臂。宣傳他的八股文選本，苦口婆心勸別人去參加科舉考試，多次勸匡超人去參加考試。他把考試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馬二先生不僅僅是小說的人物形象，也是明清時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他甘愿并且樂于做封建文化的犧牲品。有處細節(jié)描寫真是反應了他中毒之深，游西湖的時候，他不在乎西湖的美景，不在乎形形色色的小吃，不在乎美貌的女人，只擔心他的八股文選本的銷量如何，人最基本的情懷都沒有了，甚至‘’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在他心里生了根。
這類知識分子主要變現為為了得到功名不擇手段，只是當做追求富貴的工具，這類人主要以牛浦郎和匡超人為代表，還有一批假名士。
牛浦郎本來是個老實人家的孩子，因為喜歡讀書，僧人就喜歡借給他書看，但是他卻趁老和尚的不在，盜取了牛布衣的詩集據為己有，拋棄妻子，氣死了祖父，獨自靠著這本詩集去投靠西湖名仕，騙術也更加高超。除此之外還有個匡超人，本來是個樸實善良的人，遇見了馬二先生，受到了影響，要走科舉榮身的路子，后受到了知縣的提拔，中了童生又中了秀才，但是他也潛移默化地變了，忘恩負義，吹牛說謊，弄虛作假，變得卑鄙無恥起來，自己也分不清自己說的話是真是假，開始對自己恩師馬二先生的文章評頭論足。通過對匡超人的描寫，形象地剖析了在科舉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八股取士制度的實行，成為了知識分子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工具，但是知識分子早就失去了自己原本“修身，養(yǎng)家，治國，平天下”的豪情，他們變得道德淪喪，只顧自己的利益，在這個制度下思想被禁錮，智能被腐蝕，道德被敗壞。
言清行濁的假名仕，這一部分主要存在于三個地方，一是湖州鶯脰湖，二是杭州西湖，三是南京莫愁湖，他們也是一群虛偽的人，自己受到八股文化的影響，也想要走仕途的道路，但是無奈，總是與高中無緣，科場失意，但是不甘心，還以名士自居，表現的很無欲無求的樣子，他們還經常搞一些名士的聚會來提升自己的名氣，附庸風雅，但是最終目的也是名利。
這部分作者著墨不多，但是卻是作者的一種寄托，一種理想。這部分人主要是以王冕和杜少卿為代表。王冕是小說開場就出現的人物，他是個性格比較孤傲，清高的人，他鄙視權貴，醉心于自然，是個陶淵明式的人物，他是個博學多才的智者，但是卻不屑于做官，他所追求的是那種魏晉風流，喜歡的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面對官員的接見，他也會想盡一切辦法拒絕，他是吳敬梓眼中的完美知識分子。作者心目中第二個理想的完美的人便是杜少卿，他是杜慎卿的弟弟，與杜慎卿虛偽的假名仕形象不同，他可以說是寄托吳敬梓理想的真名仕，他雖然出身于官宦家庭，但是卻看不上科舉之路，視科舉功名為糞土，面對朝廷的征辟，他和求之不得的那種知識分子不同，他則是退避三舍。和王冕追求自然生活不同，他還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對待婦女主張也是平等待人，尊重女性地位，對待自己的妻子是平等的，他還拒絕納妾，主張一夫一妻制。
作者對于真名仕的刻畫，表現了自己的理想，通過真假名士的對比，也更加有批判性，在封建末世，文人無法獨立思考而變得迂腐僵化，人格也漸漸扭曲，作者在抨擊八股制度的同時，也表現了自己對于深受八股制度毒害的知識分子們無限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