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注解
楊伯峻《論語譯注》：
【譯文】孔子說：“齊國［的政治和教育］一有改革，便達到魯國的樣子；魯國［的政治和教育］一有改革，便進而合于大道了?！?/p>
朱熹《論語集注》：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余習(xí)。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fēng)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解讀
陳昱哲
此則旨在對比齊魯。按照《論語疏證》中引《說苑·政理》以及《淮南子·齊俗》的記載，齊魯兩國的政策差異來源于西周初年受封者太公與伯禽的理念不同（伯禽替周公受封于魯，可以認(rèn)為伯禽的理念與周公相一致）。太公尊賢而伯禽親親，因此導(dǎo)致霸道與王道的不同走向。
這一則當(dāng)中有兩個字值得思考，一是“變”，二是“道”。
先來看“變”,“變”的內(nèi)容是什么？按照朱熹的解釋，齊國是“霸政之余習(xí)”，其為政理念在根本上是有問題的，應(yīng)當(dāng)向魯國學(xué)習(xí)并改變。而魯國有“先王之遺風(fēng)”，理念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后來“人亡政息”了。引程子的話也是大同小異，雖然沒有明確地反駁“太公遺法”，但也說其“變易盡矣”。所以齊國的改變是從根本上轉(zhuǎn)變思路，向魯國學(xué)習(xí)；而魯國的改變則是“修舉廢墜”，重新回到“先王之道”。因而，這里“變”的內(nèi)容是政。包咸的觀點似乎略有不同，他沒有從政策本身入手，而是著眼于施政的人，“太公賢人，周公圣人”。當(dāng)然，他還是認(rèn)為賢人之治不如圣人之治，但“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這里“變”的內(nèi)容是君主。皇侃則更進一步，他認(rèn)為圣賢雖然有別，但都可以將國家治理太平，關(guān)鍵問題在于君主的昏庸無道，“周公大圣，太公大賢，賢圣既有優(yōu)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解決之道在于使君主變的賢明，“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p>
再來看“道”。朱熹將“道”解釋為“先王之道”，認(rèn)為魯國有先王遺風(fēng)，“魯一變”為的是恢復(fù)王道。楊樹達的觀點似乎有所不同，他認(rèn)為王道是小康，“魯一變”至于的那個“道”則是大同，“齊為霸業(yè)，魯秉周禮，則王道也。齊一變至于魯，由霸功變?yōu)橥醯酪??！抖Y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為小康，是王道為小康也。魯一變至于道者，由小康變?yōu)榇笸病！抖Y運》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此道正彼文所謂大道矣。”也就是說，存在有比“先王之道”更高層次的道——大同，“魯一變”為的是能達到那個大同之“道”，向“道”的而做出的改變并非是一個復(fù)古守舊的過程，而是有著更高理想的追求。
總體而言，孔子對齊、魯兩國均抱有較為復(fù)雜的感情。就齊國而言，一方面齊國的強大是魯國所不能比擬的，而另一方面，齊國的施政理念卻是與孔子所背道而馳的，因此就有了王道受制于霸道的可能性。而對于魯國，一方面孔子為魯國秉持周禮而自豪，另一方面卻痛心君主沒有很好的執(zhí)行下去，將魯國的衰敗歸咎于未能堅持王道。在這種復(fù)雜的情緒之下，他既希望強大的齊國發(fā)生改變，可以行王道；也希望魯國可以改變，通過王道而強大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