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與厭倦之間》
【德】叔本華
人類的幸福有兩種敵人，痛苦與厭倦。進一步說，即使我們幸運地遠離了痛苦，我們便靠近厭倦；若遠離了厭倦，我們便又會靠近痛苦。生命劇烈地在痛苦與厭倦兩端擺動，貧窮和困乏帶來痛苦，太得意時，人又生厭倦。所以，當勞動階層無休止地在困乏、痛苦中掙扎時，上層社會卻在和“厭倦”打持久戰(zhàn)。在內(nèi)在或主觀的狀態(tài)中，對立的起因是由于人的受容性和心靈能力成正比，每個人對痛苦的受容性，又與對厭倦的受容性成反比。人的遲鈍性是指神經(jīng)不受刺激，氣質(zhì)不覺痛苦或焦慮。無論刺激多么巨大，知識的遲鈍是心靈空虛的主要原因。唯有經(jīng)常興致勃勃地注意觀察外界的細微事物，才能除去許多人在臉上流露的空虛。心靈空虛是厭倦的根源，好比興奮過后的人們需要尋找某些事物填補空下來的心靈，但人們尋求的事物又大多類似。
試看人們依賴的消遣方式，他們的社交娛樂和談話內(nèi)容多是千篇一律的。有多少人在階前閑聊，在窗前凝視窗，由于內(nèi)在的空虛，人們尋求社交、余興、娛樂和各類享受，因此產(chǎn)生奢侈浪費和災禍。人避免禍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心靈財富，人的心靈財富越多，厭倦所占的空間就越少。那不衰竭的思考活動在錯綜復雜的自我和包羅萬象的自然里，尋找新的材料，從事新的組合，這樣不斷鼓舞心靈，除了休閑時間以外，厭倦是不會趁虛而入的。
另外，高度的才智基于高度的受容性、強大的意志力和強烈的感情之上。這三者的結合體使各種肉體和精神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礙，厭惡挫折——這些性質(zhì)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為增強，使整個思潮好像真實存在一樣。人的天賦氣質(zhì)決定人受苦的種類，客觀環(huán)境也受主觀傾向的影響，人所采用的手段總是對付他所忍受的苦難，因此客觀事件對他總具有有特殊意義。
聰明的人首先努力爭取的無非是免于痛苦和煩惱的自由，求的安靜和閑暇，過平靜和節(jié)儉的生活。減少與他人的接觸，所以在他與同胞相處極短的時間后就會隱退，若他有極多的智慧，他就會選擇獨居。一個人內(nèi)在所具備的越多，求助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給自己的也越少。所以，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倘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質(zhì)”的話，人活在大千世界中的自由度就會多一些。人世間一百個傻子實在無法替代一個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間傻子又何其多。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1788年2月22日生。被稱為“悲觀主義哲學家”。他是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的反對者、新的“生命”哲學的先驅(qū)者。對人間的苦難甚為敏感，因而他的人生觀帶有強烈的悲觀主義傾向。致力于哲學家柏拉圖和康德著作的研究、蔑視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他的一生并不得志，在去世前幾年獲得聲譽以前，一直過著隱居生活。1860年9月21日病逝。
1789年生于但澤(Danzig)的叔本華從小孤僻，傲慢，喜怒無常，并帶點神經(jīng)質(zhì)。叔本華早年在英國和法國接受教育，能夠流利使用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多種歐洲語言和拉丁語等古代語言。他最初被迫選擇經(jīng)商以繼承父業(yè)，在父親死后他才得以進入大學。1809年他進入哥廷根大學攻讀醫(yī)學，但把興趣轉(zhuǎn)移到了哲學，并在1811年于柏林學習一段時間。在那里他對費希特和施萊艾爾馬赫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以《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獲得了博士學位。歌德對此文非常贊賞，同時發(fā)現(xiàn)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傾向，告誡說：如果你愛自己的價值，那就給世界更多的價值吧。他稱柏拉圖為神明般的，康德為奇跡般的，對這兩人的思想相當崇敬。但厭惡后來費希特，黑格爾代表的思辨哲學。
他對自己的哲學也極為自負，聲稱是一種全新的哲學方法，會震撼整個歐洲思想界。然而他的著作卻常常受人冷落。在柏林大學任教時，他試圖和黑格爾在講臺上一決高低，結果黑格爾的講座常常爆滿，而聽他講課的學生卻從來沒有超出過三人。于是叔本華帶著一種憤遭的心情離開了大學的講壇。叔本華與黑格爾的對抗實際上是兩種哲學傾向之間的較量。他失敗了。因為他不屬于那個時代。用叔本華自己的話說，他的書是為后人寫的。事實也是如此：到了晚年，時代才和他走到了一起，他終于享受到了期待了一生的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