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紅學(xué)詐騙 胡適帶頭造假（二十六）
——全面清算由胡適肇始、中國「紅學(xué)界」肆行欺詐的百年「紅學(xué)」騙局
「紅學(xué)泰斗」周汝昌一生撒謊造假
（2）
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原著百廿回《石頭記》長期以來被篡名為《紅樓夢》，原著者被偽托妄指為子虛烏有的「曹雪芹」，后四十回被誣稱訛傳為「高鶚」或「佚名」續(xù)作，《石頭記》的真正作者、百科全書式的文學(xué)巨人曹頫被刻意埋沒遮蔽，這是中國文學(xué)、文化、學(xué)術(shù)、教育、思想和道德的沉痛悲哀；也是從胡適開始，到今天以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謂「民間組織」中國紅樓夢學(xué)會為陣地，以馮其庸、周汝昌等著名「紅學(xué)家」為骨干代表的「紅學(xué)界」，對曹頫及其原著百廿回《石頭記》，乃至對中國文學(xué)、文化、學(xué)術(shù)、教育、思想和道德犯下的嚴(yán)重罪行。
周汝昌對與陶洙交往的敘述自相矛盾
我仔細(xì)研究了周汝昌跟陶洙的交往經(jīng)歷，周汝昌種種自相矛盾的敘述就暴露了這位「紅學(xué)泰斗」麒麟皮下的馬腳。
周汝昌和陶洙是如何認(rèn)識的呢？說起與陶洙的初次交往，周汝昌寫得真可謂「神乎其神」。陶洙于1949年1月19日突然造訪困居北平城中的周汝昌，周回憶說：
我在七條王宅從未告知任何人，熟識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會寄寓于這處東四七條？這絕對地不可想象，太神了！
陶先生意外見訪于寄居，這一會面不打緊，卻引出了非常重要的紅學(xué)學(xué)術(shù)的嶄新路標(biāo)——他從我處得到一個「意外」，我從他處也得到一個「意外」。這沒法「科學(xué)解說」，只好回到傳統(tǒng)老詞句：「冥冥中似有安排」了。
周汝昌筆下陶洙得到的「意外」，指的是陶洙從周汝昌那里借到了「甲戌本」的錄副本；而周汝昌的「意外」，指的是周從陶洙手里借到了「庚辰本」的照相本。
陶洙見訪周汝昌，真有周汝昌吹噓的那樣「意外」這么「神」嗎？其實答案周汝昌早就知道，并且公開說出來了，周汝昌的吹噓不過是故弄玄虛罷了。
周汝昌在《一代名士張伯駒》之《序》這篇紀(jì)念文章中寫道：
我與陶心如（洙）先生結(jié)識，是由于張先生的中介，而我們?nèi)齻€是在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版本之后，廿余年無人過問的情勢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為燕大圖書善本室所妥藏——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鈔影印與研究的嶄新時期與步調(diào)。今日的很多研紅之人，花上幾個錢，便也手此一編，方便無比地發(fā)表文章，卻不知早年我們那種締造艱難的經(jīng)歷。
很顯然，按照上文的自敘，周汝昌與陶洙結(jié)識，不是什么「冥冥中似有安排」，而是張伯駒牽線搭橋。周汝昌就讀燕京大學(xué)時，張伯駒正住在燕京大學(xué)「展春園」，兩人住所「相去數(shù)步」。張伯駒是陶洙的老朋友了，張伯駒的小老婆潘素還曾跟著陶洙學(xué)畫。
我推斷，張伯駒之所以介紹周汝昌跟陶洙認(rèn)識，是因為周汝昌不但對「紅學(xué)」有興趣，已經(jīng)嶄露頭角，當(dāng)時還從胡適手里借到了「甲戌本」；「甲戌本」正是陶洙偽造的第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胡適「重金」買下之后長期不予公示，陶洙迫切希望再次看到「甲戌本」，以便抄錄「脂批」用于炮制「完美『脂本』」。正因如此，陶洙、張伯駒和周汝昌三人從此「緊密團(tuán)結(jié)在一起」。
周汝昌謊稱自己從未見過「己卯本」
周汝昌不僅在與陶洙交往的經(jīng)歷問題上撒謊，而且還謊稱自己從未見過「己卯本」。如前所述，與陶洙有過密切交往的周紹良也對曹立波等人撒謊說，自己從未見過「己卯本」。周紹良怎么沒有見過「己卯本」？王毓林所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寫到，王曾拜訪周紹良，周紹良不但看過「己卯本」，而且事隔多年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己卯本」中夾條的情況。
周紹良為什么要否認(rèn)自己見過「己卯本」？如前所述，見過「己卯本」原件的研究者不可能不知道陶洙偽造「己卯本」乃至其它一切「脂本」的事實。那么，周汝昌又是如何敘述他和「己卯本」之間的關(guān)系呢？
周汝昌所撰《陶心如》一文寫到：
不知是哪一次，他又透露：「我還藏有半部『己卯本』?！?/span>
「己卯本」？我吃了一驚，真是聞所未聞！己卯比庚辰又早了一年。不知其本何似？這使我夢寐思念不置。
再后來，將「甲戌本」鈔本借與了他，我也求到了他的「庚辰本」照像本。及至我再向他求借「己卯本」時，他說：「已然講妥，要賣與公家（文化部），不好再借出了。」
以后得知，此本歸為北京圖書館的了。（按，即現(xiàn)在的國家圖書館。）
至于「己卯本」，因各種「運動」迭起，早已顧不上尋看它。過了一個時期，就出來新生紅學(xué)家去問津，視為奇貨可居——凡遇此等情形，我總退避一旁，不愿去打擾人家。
周汝昌在1986年4月25日為王毓林所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作的序言中寫道：
陶心如先生本來也是與我素不相識的，有一次忽然來訪，見到我的《甲戌》過錄本，視為異珍，立即借去，答應(yīng)將庚辰本的照相本借給我。他藏有「半部己卯本」，也答應(yīng)借我一用。庚辰照相本給了我極大的便利，我深為感謝他。但己卯本他就不肯拿出來了。幾經(jīng)懇洽，最后對我說，已要賣給公家，不好借出了，云云。這樣，我始終無緣目睹此本。等到己卯本歸于北京圖書館了，我那時已然顧不及親自研閱了，便全由家兄祜昌代為校證去了，他為此苦跑圖書館……。
周汝昌幾十年來白紙黑字地聲稱自己從未見過「己卯本」，可是他真的沒有見過「己卯本」嗎？很有趣，周汝昌又說漏嘴了——在上文所引周汝昌《評北京師范大學(xué)藏<石頭記>抄本》一文中明明白白有一句：
陶先生最喜歡校書題記——如他自藏《己卯本》即有五題。
周汝昌沒有見過「己卯本」，怎么會知道陶洙在「己卯本」上作了五條「校書題記」呢？辯護(hù)者大概要說，這是周汝昌的哥哥周祜昌到北京圖書館查證之后告訴他的。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么我們還要追問一句：查證過「己卯本」原件的周祜昌怎么可能不知道陶洙偽造「己卯本」乃至其它一切「脂本」的事實呢？
周汝昌仔細(xì)研究過「己卯本」原件，這是一個可以驗證的事實。據(jù)王毓林在其所著的《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一書中敘錄，王曾仔細(xì)研究過「己卯本」中夾條的問題，他認(rèn)為「己卯本」第一回末第二回前的一條朱筆夾條跟陶洙在「己卯本」上的筆跡完全相同，他推測這個夾條表明陶洙「很可能又據(jù)此過錄了一部副本」，因為朱筆夾條的內(nèi)容是「寫給抄書人的指示」。王毓林寫到，他曾就這個夾條的筆跡問題跟多位專家詳細(xì)討論過，得到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
筆者曾先后同林冠夫、李昕、劉士德（按，應(yīng)為劉世德）、胡文彬、周汝昌等諸位專家詳細(xì)討論過陶筆夾條的問題，經(jīng)仔細(xì)鑒別，得到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
如果周汝昌從未見過「己卯本」，他又如何能認(rèn)同王毓林所稱此夾條的筆跡跟陶洙在「己卯本」上的筆跡完全相同這一判斷呢？
另外，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初版于1953年9月，此書「紅樓紀(jì)歷」一節(jié)寫到，黛玉入榮府在第七年，「年僅六歲」，周汝昌對此特別注明：
己卯本、「夢稿」本于此獨多「十三歲」之文，他筆妄加，謬甚。
這條小注也能表明周汝昌確實親見過「己卯本」。周汝昌斥責(zé)「己卯本」中「代玉答道十三歲」是「他筆妄加，謬甚」，周若沒仔細(xì)核對過「己卯本」，如何能知道「他筆妄加」的情況呢？非要指認(rèn)這?？惫ぷ魇侵莒锊拇鷦冢谇橛诶聿缓?。
更為嚴(yán)重的問題是，周汝昌談到的「代玉答道十三歲」是「己卯本」的正文，而不是行間的批語，「妄加」正文的人究竟是誰呢？周汝昌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嗎？
哪怕周汝昌真的從未見過「己卯本」，由「他筆妄加」的判斷不能想到「他筆」就是「陶洙之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想不到「己卯本」和「庚辰本」全部是陶洙偽造的假古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未完待續(xù)，敬請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