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書房"本來是官宦人家讀書學習的地方，但在清人關(guān)前，卻把它當成儒臣在宮內(nèi)值班、工作地點的專用語。玄燁沿用舊稱，在紫禁城設(shè)了兩個書房，即南書房和上書房。南書房供人值內(nèi)廷的翰林官們以詩詞、書畫等供奉皇帝，而上書房則是皇子從師傅讀書學習的地方。
南書房最初是康熙帝本人的書房。康熙十六年十月，儒臣開始在那里供職。它對于玄燁習文寫字，讀史論經(jīng)，吸取前朝統(tǒng)治者的經(jīng)驗教訓，接受漢族悠久文化傳統(tǒng)的熏陶，起過頗為重要的作用。
玄燁本人早已在康熙九年開設(shè)日講和經(jīng)筵，每天都與擔任講官的翰林官往來。但這種接觸只限于講課之時，他覺得遠不能滿足自已對知識的渴求?？滴跏晔?，玄燁向內(nèi)閣大學士提出："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nèi)并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付。今欲于翰林內(nèi)選擇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等各供厥職，且住外城，不時宣召，難以即至。著于內(nèi)城撥給閑房，停其升轉(zhuǎn)，在內(nèi)侍從數(shù)年之后，酌量優(yōu)用。"(《清實錄》)當時僅選擇了兩人，一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張英，一是流落在京的浙江窮書生高±奇，由內(nèi)務(wù)府在西安門內(nèi)給他們找了兩所空房做住宅，每天到宮中南書房入值。此后，玄燁又不斷在南書房增設(shè)大臣。南書房成了與玄燁文化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地方。
南書房不是一個行政機構(gòu)，一切供應，如筆墨紙硯、太監(jiān)勤雜等均出自內(nèi)務(wù)府。入值官員每天辰時在皇宮侍衛(wèi)的伴送下到南書房上班，戌時才下班離宮。在南書房供職的大臣不另設(shè)職銜，仍稱原職。張英人值前是翰林院侍講學士，入值后稱"侍講學士支正四品俸張英"。如果入值官員非翰林出身，入值后便看情況賜給官銜。布衣出身的高士奇，到南書房后賜予中書舍人的官銜，被稱為"內(nèi)閣撰文中書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一般統(tǒng)稱他們?yōu)椤饡啃凶?。還有一些大臣，如李光地等，雖不是南書房的正式官員，但因與皇帝關(guān)系密切，也常出入南書房。
在南書房供職的大臣，任務(wù)離不開文墨。最早入值南書房的高0士奇曾說："余自康熙丁巳叨塵侍從，日值大內(nèi)南書房，寒暑無問，將十有三年。日惟探討載籍，與筆硯為伍。"(《天祿識余》)南書房初成j立時，玄燁剛學作詩，興趣很濃，不但命張英、高士奇二人寫詩進呈，還常召王士稹、陳廷敬等侍讀學士進內(nèi)廷賦詩。有時天晚了，就把他們留在南書房，撤御宴以賞賜。在賦詩作文這些事情上，他自知不如。張、高等人，因此，同詞臣們的關(guān)系還較平等。康熙十七年八月，玄燁命張英、高士奇及講官陳廷敬、王士稹、葉方靄到南書房讀閱自己的詩集，并且提出要求："朕萬機之暇，偶有吟詠，未能深造古人。因爾等在內(nèi)編纂，屢次請觀，故出以示爾等。中有宜改定處，明言之，毋隱。"(《起居注檔》)玄燁的詩并不高明，更何況他還在初學。不過品位卑下的詞臣卻不敢非議，照例要說一番"千古帝王所不及"的恭維話。至高無上的皇帝地位，使他難以聽到大臣們的真心話。
當時刊印御制詩文集，或內(nèi)廷要編纂什么書籍，編輯和校對的任務(wù)就落在南書房官員身上。如康熙十七年南書房奉命為玄燁編輯御札，康熙五十五年，蘇州織造李煦承辦刊刻御制詩三集，但修改、校對和粘簽的工作，卻由南書房負責。每當年節(jié)，康熙帝要向大臣賜字，內(nèi)容多是福壽、嘉祉，松鶴、松壽等吉祥字句，也常由南書房官員代筆。
康熙朝后，一些文人在自己的隨筆中記有南書房還擔負著草擬諭旨的重任(見《檐曝雜記》、《嘯亭續(xù)錄》、《養(yǎng)吉齋叢錄》、《恩福堂筆記》等)。但是從康熙年問的起居注檔看，情形卻并非如此。就在張英、高士奇正式供奉南書房的第二個月，康熙下了一道上諭，明確指示"張英、高士奇，選伊等在內(nèi)供奉，當謹慎勤勞，后必優(yōu)用，勿得干預外事。伊等俱系讀書之人，此等緣由雖然明知，著仍恪遵朕諭行"(《起居注檔》)。張英、陳廷敬、王士稹等人在到南書房供職前都曾擔任起居注官，他們對國政大事雖不起多大作用，卻是直接介入政事，入值南書房后，就再也不擔任起居注官了。而與玄燁面商國務(wù)，請旨草擬諭旨的，是內(nèi)閣大學士和學士一類官員，并不是南書房行走?！镀鹁幼n》上幾乎每天都有"上御乾清門聽部院官員面奏政事畢，部院官員出，內(nèi)閣大學士、學士捧折本面奏請旨"的記載。有時玄燁患病，無法御門聽政，也不召近在內(nèi)廷的南書房官員商議政事，卻要"召內(nèi)閣大學士、學士至懋勤殿，面商折本"(《起居注檔》)。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為康熙草擬諭旨的，是內(nèi)閣大學士，而非南書房官員。
但是，南書房官員也不是絕對不干預政事。曾在南書房供職的侍讀學士王鴻緒說過："先年承旨，密繕小折于皇上巡幸之時，親詣雨書房，交與管理宮報首領(lǐng)，從內(nèi)密達御前。俟宮報回日，臣親詣領(lǐng)出。此時圣駕在外，南書房絕無人到，極為隱秘。今重奉密令，似宜照先行走，交與首領(lǐng)，慎密收發(fā)，庶免他虞"(《王鴻緒密繕小折》)。王鴻緒奉旨向康熙帝奏交密折，想來其他南書房官員也可能做類似的事情。然而這種向皇帝奏交密折同前面所說的為皇帝草擬諭旨，尢論形式上或?qū)嵸|(zhì)上，都完全不同。草擬諭旨是當時最重要的機密工作，參加草擬的大臣必須直接介入政務(wù)；而提交密折，不過是大臣就自已的見聞密奏皇帝而已，其密奏事情的本身并非都是機密。應該說，這是大臣在履行自己的義務(wù)，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的。
玄燁與南書房官員的關(guān)系是相當密切的。他常"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析經(jīng)義，無異同堂師友"(《嘯亭續(xù)錄》)；康熙十七年三月，五臺山向?qū)m中進貢了一種"天花蘑菇"，玄燁認為蘑菇"鮮馨罕有，可稱佳味"，派人送到南書房，特讓正在那里編輯御札的張英等人嘗鮮，"使知名山風土"(《起居注檔》)。李光地病了，玄燁關(guān)懷備至，不但賜他薰細鱗魚、鮮鹿肉條，而且還特讓李光地的家人每天到宮中取飲玉泉水，滋補腸胃。張英的父親病故，張英請假回鄉(xiāng)奔喪，玄燁特賜他白銀五百兩料理喪事。至于賞賜諸臣御用瓜果酒菜，更是尋常之事。玄燁本人常到南書房看大臣賦詩作畫，他高興起來，也揮毫命筆，賞賜諸臣。
南書房的官員主要來自翰林院。當時的翰林官大都是科舉出身、才學出眾的文人，同時，入值南書房的官員一般還都要經(jīng)當朝名士的舉薦。但玄燁仍不放心，還要親自考察他們的才學。清初鼎鼎大名的詩人、侍講學士王±稹，侍讀學士陳廷敬，都是被玄燁召到懋勤殿，當場賦詩，又受到皇帝的贊賞后進人南書房的。康熙二十四年，玄燁又對翰林院、詹事府諸臣進行了一次考試。有一位日講起居注官在這次考試中獲第一名，玄燁才把他選人南書房?？滴跞荒?，玄燁又下令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jiān)，每天選派四名官員，輪流入值南書房，以便他從中挑選。
玄燁選擇南書房官員的主要標準也可概括為德、才兩項，當然他是要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的德和才。對他們的職務(wù)、門第，倒不大放在眼里。如最早人值南書房的流落京城的窮書生高士奇，因大學士明珠的舉薦，說他寫得一筆好字，便被破格選人南書房；南書房官員戴梓，原來也是個布衣，通天文算法，又能詩能文。他發(fā)明的連珠火銃法，在平三藩時起過很大的作用。他亦被破格選人南書房。至于頗有影響的朱彝尊，更是有名的"四布衣"之一，在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時初露頭角。當時朝野輿論攻擊他為"野翰林"，但玄燁認為朱彝尊兼詩、文、考據(jù)之長，還是將他選入南書房。
最能說明玄燁注重南書房官員才華的例子，是方苞的人值。方苞本是震驚全國的《南山集》案中的一名要犯，因為《南山集》作序，被關(guān)進死囚牢。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玄燁聽李光地說，方苞的古文超群拔類，便赦免了方苞的罪行，又命人把他帶到暢春園，撰寫《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等。玄燁閱后十分滿意，競說方苞的文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望溪全集》)。從此，方苞就由一個罪犯一躍而成為南書房的官員。
南書房的官員對玄燁學習的影響是很大的。玄燁評價他們"所纂講義典確精詳，深裨治理"(《篤素堂全集》)。在南書房任職十三年的高士奇，是玄燁跨進學海的引路人。他曾對侍從說："朕初讀書，內(nèi)監(jiān)授以四子本經(jīng)，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清史稿》)玄燁自幼喜愛書法，認為萬機之暇揮毫練筆是帝王應有的修養(yǎng)。他將擅長書法的起居注官沈荃召到南書房，指導自己練字。沈荃死后，玄燁很懷念他，對李光地說："朕初學書，宗敬父荃指陳得失。至今作字，未嘗不思其勤也。"(《清史稿》)在沈荃的指導下，玄燁臨了許多名帖。后來，他命御書處將這些帖專門刊刻了《懋勤殿法帖》。
康熙朝以后，詞臣入值南書房就成為清朝的定例，"寵眷不衰，為木大儲材之要地"(《嘯亭續(xù)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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