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城石壁記》是研究宋元萬州之戰(zhàn)最原始、最詳細、最可靠的珍貴史料，有些記載可以補正《宋史》、《元史》之缺失，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關(guān)鍵詞：《天城石壁記》；文獻；南宋；蒙古；元朝；萬州
1 276年，元朝夔東路宣撫使、金吾衛(wèi)上將軍楊文安率軍攻克南宋萬州(今萬縣市)天生城，總管王師能受命擔任萬州安撫使，特撰《宣相楊公攻取萬州之記》勒于石壁。這篇文獻是研究天生城之戰(zhàn)(1242-1276)最原始、最詳細也是最可靠的珍貴史料，元明史乘均不載，嘉慶《四川通志》題名為“天城石壁記”，遂為道光《夔州府志》、同治《萬縣志》所因襲。
該摩崖石刻現(xiàn)存萬縣市天生城遺址前寨門與中寨門之間巖壁上，高180厘米，寬150厘米。由于年代久遠，風化嚴重，字跡剝落，僅454字可以識讀。上述方志雖有著錄，然并舛謬頗多，文字互有出人，且每有臆斷之處。故筆者以同治《萬縣志》(創(chuàng)修于乾隆初)為底本，參照嘉慶《四川通志》、道光《夔州府志》，據(jù)摩崖殘文校正之，全文整理如次:
元朝造我區(qū)夏，丕冒海隅出日，憲述唐制，分道以理天下。昔先皇帝(指蒙哥大汗)躬履蜀道，利(今四川廣元市)、夔(今奉節(jié))以東，異之先侍郎肅翼郡公(即楊大淵，封閬中郡公，謚肅翼)，地未悉平，將星示變，今圣天子(指元世祖忽必烈)遂命我宣撫使招討都元帥、金吾衛(wèi)上將軍楊公繼之。受任以來，誓挈輿圖以報君王。乙亥(1275年)元正。不兩旬而取開(今開縣)、達(今達川市)，越月而下洋川(今陜西洋縣)，附庸列寨，傳檄而定，獨夔以上，恃衣帶水，未歸職方。萬在江北，城號天生，昔昭烈(即劉備)上經(jīng)蜀漢，下控三峽，于此乎插劍，蓋荊蜀之要會也。公曰:“得萬，則忠(今忠縣)、夔可次第而下。”是歲乃親董六師，不憚蘊隆，秋，軍于城下者五旬，遣檄諭旨，靡不曲盡?？⑸瞎儋?，怙險蘊奸，侮慢自賢。公曰:“且置此子于度外，吾將有事于夔?！彼彀闻ｍ斠欢?。越明年，夏，戎車再駕，遠次于郊，不芟農(nóng)工，不俘人民，亦曰取之以力不若服之以德也。夔自謂如此絕險，除是飛來!雖遣納降之款，然陽從陰違，姑延旬日，欲老我?guī)?。公于是憤然，建大將旗鼓，對壘于筆架峰前，嚴厲諸將，分任地面，三繞環(huán)攻。八月辛未，一鼓而拔其外城，軍民大窘。王師薄壘而營，視城內(nèi)直可捫上蹴倒。我公不忍生靈涂炭，一再遣檄原宥，冀其?；?，官夔終迷不悟。是月甲申，公是以益命侄開達安撫使監(jiān)軍楊應(yīng)之賈勇將士，用夜半自城南魚貫而上，王旅如飛，一刻即平。夔尚施困斗，自干陣戮，其余生靈，一無血刃。是役也，師能亦預(yù)被堅之列。翌日，公乃按轡徐行，登城撫定，建州牧，置縣令，崇學校，完城郭。民乃即巴國之故居，沐元朝之新化，曰;“而今而后，吾等為太平民矣!”相與而歌曰:“始時吾民，迫于勢驅(qū)，晝守夜防，靡有寧居;我公既來，慰我無辜，勞來還定，定堵自如。始時吾民，困于征役，無小無大，朝不謀夕;既見我公，念其艱食，解衣以踢，挽粟以給。萬之卒徒，解甲歡呼;萬之官士，見儀咸喜。”吁嗟!斯城巉巖倚空，王旅如飛，系誰之功?問之諸將，歸之我公。公曰:“此州特予小試，夔峽悉平，端自今始?！睅熌苡怪嚥徊?，誤膺隆委，濫領(lǐng)州魔。目擊盛美，詎敢默然?姑錄其實，從俟太常之大紀。至元拾叁年((1276)歲次丙子良月日，宣武將軍本帥府管軍總管、萬州安撫使古岷王師能拜手勒石。
文中充滿了對楊文安的諛頌之辭，但畢竟系當事人記當時事，詳細記載了元軍兩次圍攻天生城的戰(zhàn)況，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由于歷代官私文獻對天生城之戰(zhàn)記載缺略，《天城石壁記》就成了這次持續(xù)達35年之久的戰(zhàn)役的唯一史證，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學術(shù)界對釣魚城之戰(zhàn)的研究趨之若鶩，而對天生城之戰(zhàn)卻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重視，究其原因，便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天城石壁記》的文獻價值。且該文涵義蘊藉，內(nèi)容豐富，涉及諸多史事。故筆者不憚谫陋，就讀書所得，剖理于后。
一、關(guān)于天生城的戰(zhàn)略形勢
萬州地面先秦時期為巴國轄境，秦漢時屬巴郡朐忍縣(故城在今云陽縣西舊縣坪)，此后設(shè)郡者三，置州者五，明朝正式定名曰萬縣，是一座歷史文化古城。但是古代的三峽地區(qū)，歷代王朝皆以夔州府為政治中心，萬州僅為屬郭，在當政者心目中居于無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曾幾何時，這種觀念發(fā)生了倒錯，萬州由于其地理位里極其重要，越來越受到人們青睞，“水陸所會，交達秦楚，上束巴蜀，下扼夔巫，行李往來，冠蓋相望，而商販鱗集”、“扼忠夔之咽喉，據(jù)巴蜀之要害，東川縣治形勢之強，未有逾于此者”[1]。特別是由于天生城保衛(wèi)戰(zhàn)的曠日持之，更進一步提高了萬州的戰(zhàn)略地位。
天生城是一座海拔556米、面積104960平方米的高峰，山勢雄奇，平地隆起，巉巖峻崿，絕壁凌空，峭立如堵，自然成城，天生城因此得名。東晉時已見諸于文獻著錄。常璩《華陽國志》卷1:“朐忍縣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shù)灘，山有大小石城?！毙∈羌词翘焐牵鄠魅龂鴷r昭烈帝劉備曾在山上駐兵，故又謂之天子城?！蹲x史方輿紀要》卷69載:“天城山，在(萬)縣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徑可登，又名天生城。相傳漢昭烈嘗駐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也?！都o勝》云:天城山三面峻壁，惟山后長延一脊，容徑尺許，累石為門，俗亦謂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它背倚崇山峻嶺，腳踏滔滔長江，上通忠州，下航云安(今云陽縣)，西扼至梁山軍(今梁平縣)、達州(今達川市)要道，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號“天城倚空”，為“萬州八景”之一。前人題詠頗多，從中可窺其形勝大概。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萬縣知縣丁鳳皋《天城倚空》詩云:
萬仞奇峰設(shè)，凌虛氣象雄。
如墉憑地險，累卵自天工。
鳥道余丹壁，松關(guān)款碧空。
星辰梯接步，引覽極巴東。
又有道光十七年任萬縣訓(xùn)導(dǎo)龔珪《天生城》詩:
山 勢離奇極，排空結(jié)構(gòu)殊。
影沉寒日瘦，氣軋亂云粗。
老樹翠虬偃，荒榛蒼鵠呼。
欲煩巨靈掌，鏟作平疇鋪。[2]
兩詩把天生城雄奇險峻的形勢、秀麗壯觀的風景描繪得淋滴盡致，與王師能《天城石壁記》所謂“萬在江北，城號天生，昔昭烈上經(jīng)蜀漢，下控三峽，于此乎插劍，蓋荊蜀之要會也”，“得萬，則忠、夔可次第而下”的渲染有異曲同工之妙，直喚人思緒，追溯南宋末年那場刀光劍影、金戈鐵馬的戰(zhàn)爭風云，揭示古萬州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
二、關(guān)于天生城之戰(zhàn)
1235年，蒙古窩闊臺大汗兵分三路進攻南宋，其中西路軍由次子闊端率領(lǐng)于次年八月大舉入蜀，連拔利州(今廣元市)、潼川(今三臺縣)、普州(今安岳縣)、成都等54府州，四川“飄若風雨”、“亡形已具”。闊端繼續(xù)遣兵四向，分路進攻，“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云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3]。蒙古兵鋒第一次深入到了三峽地區(qū)。
1237年蒙古都元帥塔海再次率軍略蜀，越大巴山，“謀窺開、達，下瞿塘”[4]。大將梁秉鈞由川西進攻“開、達、梁山、忠、萬等州，遠際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無敵，所向無(不)前，如入無人之境”[5]。 1239年秋，蒙古鞏昌等24城便宜都總帥汪世顯(汪古族人)統(tǒng)兵越渠江而東，從小路攀木緣石，襲破開州。萬州守軍聞訊后于長江南岸憑險設(shè)防，嚴陣以待。汪世顯在北岸列船張疑，乘夜從上游發(fā)兵，“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6]。第二年蒙古先鋒按竺爾(雍古族人)再次統(tǒng)兵“圖萬州”，守將率舟師千艘溯江迎戰(zhàn)，蒙軍以勁兵乘巨筏“瀉江流行駛，游革舟其間，弓弩雨射，宋人不戰(zhàn)，敗諸夔門”[7]。
蒙古迭年興兵，偏師深入三峽地區(qū)，究其意圖，無非是欲打通長江航線，“道施(湖北恩施)、黔(今彭水縣)，以透湖湘”[8]。直取南宋江南半壁河山;而宋軍的布防顯然雜亂無章，群龍無首，缺乏統(tǒng)一調(diào)度和聯(lián)合作戰(zhàn)，是以每陣必北。
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夔州路轉(zhuǎn)運使，赴四川主持防務(wù)，為“經(jīng)久之謀”，從此四川軍勢方才出現(xiàn)轉(zhuǎn)機。余玠接受播州(貴州遵義)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議，在釣魚山筑城，遷合州(今合川市)治所于山上，屯田備戰(zhàn)，且耕且守;并推而廣之，“卒筑青居、大獲、釣魚、云頂、夭生凡十余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lián)絡(luò)”[9]，建立起龐大的山城防御體系。
這個防御體系共20城，多建立在天然生成的懸崖峭壁之上，其絕對高度不甚大，平均海拔三四百米、五六百米不等，但山勢險要，平地拔起，四周平崗錯落，襯托其崢嶸嶙峋之偉岸;而山頂卻紆緩寬平，逶迤連綿由百十畝至數(shù)十里不等，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飲，足以容納眾多的民戶和駐軍;且各城多背山面江，水陸相聯(lián)，握舟車之利，易守難攻。天生城具備所有這些特點。
從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來說，這個防御體系是相當高明的，當時人總結(jié)說:“凡地險勢勝，盡起而筑之，大獲、大梁(良)、運山、梁山、釣魚，峙莫逾之勢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10]。也就是說，長江以北嘉陵江流域的閬州大獲城(在今蒼溪縣境)、廣安大良城、蓬安運山城、合州釣魚城以及梁山軍赤牛城，處于抗元戰(zhàn)爭的前哨陣地;長江沿線的重慶、嘉定(今樂山市)凌云城、瀘州神臂城(在今合江縣境)、萬州天生城、夔州白帝城，則是保衛(wèi)蜀土的后方基地。兩組山城，一前一后互相聯(lián)結(jié)，以釣魚城為屏障，以重慶為大本營，組成一個嚴密、完整的防御體系。萬州天生城正處于聯(lián)系和拱衛(wèi)重慶、夔州兩地的中介地位。當時萬州屬夔州路，南宋末年夔州路領(lǐng)有重慶、咸淳(今忠縣)、紹慶(今彭水縣)三府，夔、萬、開、達、涪(今涪陵市)、施、播、思(貴州務(wù)川)八州，云安、梁山、南平(今南川縣)三軍及大寧(今巫溪縣)一監(jiān)，萬州仍處于戰(zhàn)略核心地帶，在下川東防御體系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根據(jù)出土碑碣殘刻可以推定，天生城自淳祐初經(jīng)余玠創(chuàng)始并遷萬州治所于山上之后，歷任知州李某、呂師夔、劉應(yīng)達、呂師愈又分別于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年(1252)、寶祐五年(1257)、咸淳二年(1266)四次增修，到德祐年間上官夔任萬州守將時，已筑有東西南北中五道城門，除西門外均系從絕壁上強行開鑿，東、西城門前沿各筑卡門一道，現(xiàn)存前寨門、后寨門、中寨門即是當年東、西、中城門，前、后卡門則系清咸豐三年(1853)、光緒十七年
(1892)重建。在中城門與東、西城門之間，各筑一道一字城，一直延伸到峭崖邊沿，作為中城的屏障。出土殘碑中“館”、“亭”、“樓”、“堡”等字樣依稀可辨，說明山上曾有上述各色建筑，有官吏衙署、軍隊營房，居民村寨鱗次櫛比。清修《萬縣志》載:“天城寨，山勢雄奇，高數(shù)百丈，絕壁凌空，四圍無隙，有如酁削，巖間有宋呂師愈創(chuàng)修、呂師夔重修碑記，近鑿塘四口，以利汲水，可容千余家”。[11]于此可以大致推測當年天生城的規(guī)模，兼有城鎮(zhèn)和寨堡的特點，兵農(nóng)相兼，耕戰(zhàn)結(jié)合，進可攻，退可守，所以上官夔很自信地說:“如此絕險，除是(元軍)飛來!”
早在蒙哥大汗時期，術(shù)速忽里就建議舍重慶、合州堅城不顧，“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荊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12]，但未被采納。忽必烈即位后，楊大淵再次倡言:“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jù)夔”[13]。受到高度重視，至此，大規(guī)模進攻三峽地區(qū)正式提上了歷史日程。
楊大淵本是南宋閬州大獲城守將，降蒙后很得信任，被任為侍郎、都行省?！跋ひ蚤€外之寄委之”。中統(tǒng)三年(1262)，楊大淵出兵開、達一帶，并遣其侄楊文安進攻巴(今巴中市)、渠(今渠縣)二州，先掃萬州外圍，收其枝葉，動其根本。本年冬，楊大淵授東川都元帥，“利、夔以東畀之”，負責攻取川東事宜，然而“地未悉平，將星示變”，至元二年(1265)楊大淵病死，川東軍事悉委楊文安。
楊文安(1241-1282)系楊大淵兄大全次子。淳祐二年蒙軍入蜀，楊大全為南宋敘州(今宜賓市)守將，抗戰(zhàn)死節(jié)。時楊文安年甫兩歲，隨母走依叔父楊大淵。大淵降蒙為悍將，文安既長亦屢經(jīng)戰(zhàn)陣，中統(tǒng)三年任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至元五年(1268)任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大元帥，經(jīng)略下川東戰(zhàn)事，成為風云一時的少年將軍，尋以功授驃騎衛(wèi)上將軍兼宣撫使。
至元十二年(1275)，楊文安頻頻用兵，連克開、達二州，形成半包圍態(tài)勢，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團結(jié)軍民，戰(zhàn)守甚力。楊文安乃遣其侄楊應(yīng)之等出兵云安小江口，牽制南宋援軍，戰(zhàn)敗之，并招降附近城寨，但萬州仍“固守不下”[14]，與元軍處于相持局面。楊文安因數(shù)月來連續(xù)轉(zhuǎn)戰(zhàn)高山峽谷，兵力銳減，連攻梁山、萬州均不得手，遂以師老兵疲解圍撤退。這就是《天城石壁記》所載乙亥年楊文安第一次進攻天生城的戰(zhàn)況。
這期間元軍已開辟襄樊戰(zhàn)場，并發(fā)起總攻，南宋全線崩潰。至元十三年(1276)元軍取臨安，宋室覆亡，而四川重慶、合州、瀘州、萬州、夔州等沿江諸城仍堅守不怠。負責節(jié)制四川軍事的安西王忙哥刺深表憂慮地詢問部將說:“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15]為了迅速統(tǒng)一全國，元世祖忽必烈調(diào)整了攻蜀的戰(zhàn)略并重新安排人事，以安西王相李德輝直接向朝廷稟報平蜀事宜。本年夏，元朝派李德輝“經(jīng)畫東川課程”，梁山守將袁世安約降，李德輝大喜過望，遣楊文安率軍往招之，七月再圍萬州，天生城之戰(zhàn)進人最后的決戰(zhàn)時期。
三、關(guān)于《天城石壁記》對正史的補正
由于歷代官私文獻對天生城之戰(zhàn)記載缺略，《天城石壁記》就成了研究這次戰(zhàn)役的重要史料來源，所披露的史實往往鮮為人知?？裳a正史之失。
例如至元十二年楊文安第一次進攻萬州，《元史》僅稱“萬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而《天城石壁記》則對天生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戰(zhàn)略地位著墨頗多，其余渲染，證諸史實，亦相吻合。如本年七月楊文安進攻梁山軍，因守將袁世安“隨方備御，竟不降”，相持40日不果，遂移兵進圍萬州，在天生城下時正是八月酷暑。故《天生石壁記》有“不憚蘊隆”之謂。按《詩經(jīng)·大雅·云漢》有日:“旱既大甚，蘊隆蟲蟲?！泵珎髟?“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謂其煴悶也，正是盛夏酷暑氣象。到次年七月，因袁世安約降，梁山既克，楊文安乃再次統(tǒng)兵圍攻萬州。
關(guān)于天生城之役的最后決戰(zhàn)，《宋史》記載極略，僅在《張玨傳》中附帶了一句“(德佑二年，1276)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其它并無涉及。到明初修《元史》時才作了簡略補充:“(至元十三年，1276)秋七月，(楊文安)進軍攻萬州。遣經(jīng)歷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shù)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巖來救，遣鎮(zhèn)撫彭福壽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復(fù)傳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盡銳攻城，潛遣勇士梯城宵登，斬關(guān)而人，夔巷戰(zhàn)而死。”[16]《天城石壁記》則對元軍“分任地面，三繞環(huán)攻”以及組織敢死隊乘夜偷襲的戰(zhàn)況記載尤詳，并如實描寫了上官夔數(shù)次拒降，嬰城堅守的英雄氣概，較之《宋史》、《元史》詳實得多。
至于上官夔其人籍貫、生平，史料更為奇缺?！洞竺饕唤y(tǒng)志》卷70僅載:“上官夔，萬州守將，元兵圍城，夔戰(zhàn)守甚力，招之降，不從，城陷，巷戰(zhàn)而死?！闭隆顿缰莞尽肪?《名宦》照錄原文，一字不替。清修《萬縣志》在此基礎(chǔ)上略有補充:“上官夔，德祐間為萬州守將。元師取蜀，開、達、洋州俱下，獨萬堅守，攻之不克，相持年余。元人已拔外城，一再遣檄勸降，夔終不屈，城破猶巷戰(zhàn)，力盡死之。元將紀其事于天城石壁?！?sup>[17]
此處所謂“元將紀其事于天城石壁”，即《宣相楊公攻取萬州之記》。作者王師能，落款作“古岷王師能”，遂被嘉慶《四川通志》誣為“古師能”云。其實，宋元以降，文人弄筆慣以出生地、族望或為官之地冠諸名字之前，蔚為風尚。此處“古岷”二字亦當是王師能祖籍所在，即今甘肅岷縣。據(jù)現(xiàn)有資料可知，王師能系楊文安麾下驍將，曾親自參與萬州之戰(zhàn)，攻克天生城后擔任萬州宣撫使要職;至元十六年(1279)，又兼紹慶知府，撰有《紹慶府治記》[18]，文筆優(yōu)美，字句珠璣?？芭c《天城石壁記》相媲美?？梢娖淙瞬⒎囚斆浞颍H有儒將風度。為了頌揚元朝的赫赫武功和楊文安的輝煌戰(zhàn)績。王師能撰文于石壁，從而保存了研究天生城之戰(zhàn)的詳備史料，也是目前三峽地區(qū)有關(guān)抗元保衛(wèi)戰(zhàn)碩果僅存的珍貴文物。
關(guān)于天生城失陷的時間，《宋史·張玨傳》作“德祐二年十月”，《元史·世祖紀》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巳，安西王所部克萬州”，而《天城石壁記》則明確記為“八月甲申”，據(jù)此可以訂正《宋史》、《元史》之訛。
宋與蒙古，由于民族間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差異，導(dǎo)致了相互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的迥乎不同，并以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以蒙古族為代表的游牧文化，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遷徙不定，其文化特征便表現(xiàn)為流動性、進取性和侵略性;而以漢族為代表的農(nóng)耕文化，其生活方式是長期定居，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無事外求，故其文化特征便表現(xiàn)為靜止性、保守性和和平性。加以長期積淀起來的“華夷有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正統(tǒng)觀念的影響，對少數(shù)民族有很深的成見，大敵當前，御其于國門之外，是為必然。
古萬州從主體上說來屬于巴蜀文化圈，接受儒家正統(tǒng)文化熏陶既久，“民力農(nóng)桑，人尚禮讓”，“士以績文相高”[19]，“人物風俗都雅，常為巴東冠”[20];另一方面，由于這一帶鄰近楚地，多楚人，受楚文化影響較深，故“其人豪俠”，“人多勁勇”[21]，有先民“前歌后舞”之彪悍遺風。史稱:“江州(今重慶)以東，其人半楚，姿態(tài)敦重。又南浦郡(今萬縣市)南三百里，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多將帥材”。[22]這是南宋末年天生城軍民能夠長期堅持抗戰(zhàn)的社會基礎(chǔ)和群體素質(zhì)。
在天生城之戰(zhàn)中，上官夔表現(xiàn)了祟高的民族氣節(jié)和頑強的戰(zhàn)斗精神，甚至在外城被攻陷以后,仍堅貞不屈，巷戰(zhàn)而死。民間則傳說上官夔在援軍敗潰，外城已破，內(nèi)城兵力衰竭，勢難再守的情況下，與楊文安相約:“即入吾城，然吾一人死耳，愿勿戮吾民。”楊文安欣然同意，于是上官夔從容自盡。雖然傳說不能視為信史，但它卻曲折地反映了當?shù)厝嗣駥ι瞎?/font>
夔保衛(wèi)萬州、保護群眾利益的崇敬和懷念，他們寧愿把自己的父母官說成是從容自盡。也不愿他死于異族人之手。楊文安于至元九年(1272)攻破達州圣耳外城時曾有“縱兵焚掠而還”之舉，兩年后進攻萬州牛頭城，又“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其余如“遣兵掠大寧之曲水”，焚梁山軍外城等。俱有史籍明載[23]。而攻克天生城之后，元軍卻一反過去的破壞行為，積極修繕城池，建置官署，興辦學校，賑濟難民，客觀上符合人民向往和平、渴望安定的心愿，因而群眾有相率而歌之舉，《天城石壁記》所言當不盡是歌功頌德的諛詞。
天生城失陷后，下川東防御體系迅速瓦解，楊文安接連攻克施州、咸淳、紹慶、夔州等地，以至于連元世祖忽必烈這樣的“馬上天子”也感慨說:“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24]
四、關(guān)于南宋天生城之戰(zhàn)失敗原因檢討
天生城之戰(zhàn)作為南宋末年抗元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宋元戰(zhàn)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從性質(zhì)來說，宋蒙戰(zhàn)爭以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建立元朝為轉(zhuǎn)折點，此前為民族政權(quán)相互之間的戰(zhàn)爭，此后為封建政權(quán)改朝換代的戰(zhàn)爭。元朝的軍事行動，具有統(tǒng)一全國、結(jié)束分裂的意圖，但由于民族間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差異，蒙古軍隊在征戰(zhàn)過程中往往采取屠城、焚驚的燒殺政策，這就絕對不能為廣大漢族人民所接受，紛紛起而保家衛(wèi)國，抗擊侵略，于是封建王朝的更替戰(zhàn)爭被涂上了一層鮮明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的色彩。象楊文安攻城略地那樣“縱兵焚掠”的戰(zhàn)將，在元軍中不乏其人。至元十二年安西王相李德輝巡撫成都時曾嚴肅斥責東、西川行樞密院使說:“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sup>[25]由此也就不難明白四川人民為什么會前仆后繼、英勇頑強地抗擊蒙古軍隊的迭年侵擾了，甚至在南宋已經(jīng)滅亡、朝廷“號令不達于四川”的情況下，仍堅守據(jù)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萬州天生城由于在四川防御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既要與蒙古鐵騎直接對陣，抗擊元軍的迭年進攻，又要就近拱衛(wèi)重慶、夔州，擔負起后方基地的重任，向抗元前線輸送兵員和糧餉，因此更顯得艱苦卓絕可歌可泣。
至于天生城之戰(zhàn)暨四川抗元斗爭的最后失敗，究其原因，實系當時南宋滅亡已成定局，危廈之下獨梁難支。蒙古軍隊運動健捷，作戰(zhàn)勇猛，加以裝備精良，供應(yīng)充足，因而戰(zhàn)斗力很強，兵鋒所向，無堅不摧。元朝人聲稱:“國家以一旅之眾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sup>[27]蒙哥時期，術(shù)速忽里概括四川軍事格局說:“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shù)十州而已?！?sup>[27]相比之下，南宋無論在財力、人力、物力還是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都處于極大的劣勢:“先是蜀州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余萬緡，入四總領(lǐng)所者二千五百余萬緡，金銀、綾綿之類不預(yù)焉。自寶慶三年(1227)失關(guān)外，端平三年(1236)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日窘”[28]，“兵非紹興(宋高宗年號，1131-1162)之兵矣，民非紹興之民矣。財力形勢又非紹興以來比矣”[29]。咸淳(1265-1274)中，宋度宗召見沿江安撫使朱禩孫，問之:“蜀州境土何如?”答曰:“六十余州今止有二十余州，所謂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殘，或一州而存一縣，或一縣而存一鄉(xiāng)?！辉槐回?，一無所出?！?sup>[30]就軍隊而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為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31]。有人深表憂慮地說:“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1208-1224)核實，裁為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實，官軍才六萬余人，忠義五千人，而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二千七百里之江面，眾寡強弱，此蓋(通“盍”)難見!”[32]而且軍隊的武器裝備、糧餉供應(yīng)也每況愈下，當時人以“三窮”概括說:“茅檐葦屋，暑蒸寒凍，而兵寨窮;蛀麥糙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捉肘見，而兵衣窮?！?sup>[33]甚至于“將士衣紕衣而臥，掘草根而食，……關(guān)隘不修不問也，士馬不練不恤也，器械糧糗不備不計也”[34]。形勢至此，宋元之間的戰(zhàn)爭較量，勝負之明已不待龜卜。
古代戰(zhàn)爭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經(jīng)濟實力的較童，而軍隊投人數(shù)額的多寡，一般說來則直接決定著戰(zhàn)爭的勝負。南宋盡管早就意識到了“東南頭目在蜀，咽喂在蜀夔”的厲害關(guān)系，但鑒于山河破碎、國事日蹙的客觀形勢，對于三峽地區(qū)的布防一直是有心無力。淳祐中端明殿學士兼夔州路策應(yīng)大使李曾伯優(yōu)心仲仲地疏言:“今夔之守帥未定，夔之城壁則難恃，夔之兵可用者僅二三百人，夔之糧食見在者不過五千石”，感嘆“蜀兵單弱，夔備空虛，若非朝廷整辦一項兵力專援夔蜀，恐無以應(yīng)調(diào)”[35]。淳祐七年(1247)南宋曾調(diào)兵2500人入蜀，其中1500人駐忠州，1000人守夔州;淳祐八年、九年各調(diào)兵2000人，仍分戍忠、夔。到淳祐十二年(1252)，前后6年間，“皆不過歲調(diào)輕兵一項以備夔援，并未嘗及三千人之數(shù)”。所以本年六月九日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文復(fù)之等人懇請朝廷“調(diào)兵六千人進屯夔、萬”，已感到事態(tài)緊急，“其辭頗激切”[36]?？梢韵胍姡圆蛔?000人之兵力，要做到嚴密扼守300多公里的長江防線，并有效地抗擊蒙古鐵騎的不時之擾，顯系欺人之談。而且囿于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夔州是三峽地區(qū)的政治中心，忠州是忠王趙基藩邸所在(趙基于1264年繼位，即宋度宗，升忠州為咸淳府)，所以南宋有限的調(diào)兵遣戍，都分駐在這兩個地方，萬州地面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整個天生城之戰(zhàn)中，除了夔州守將張起巖曾派兵來援、無功敗覆之外，附近府州并沒有向萬州提供任何形式的物資支持和軍事援助。天生城軍民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孤軍奮戰(zhàn)，英勇頑強地抗擊蒙古鐵騎的進攻，前仆后繼。保家衛(wèi)國，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反抗壓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熱愛和平、渴望安寧的善良愿望，這就是天生城保衛(wèi)戰(zhàn)可歌可泣、千古景仰之所在。
注釋:
[1][2][11][17][20][22]同治《萬縣志》卷3《地理志》、卷36《藝文志》、卷16《地理志》、卷24《職官志》、卷首范秦衡序、卷12《風俗志》
[3][33]《歷代名臣奏議》卷100吳昌裔《論救蜀四事疏》、《論蜀變四事狀》
[4]俠名:《昭忠錄·和彥威》，《守山閣叢書》本
[5]《山右石刻叢編》卷24張藻《梁秉鈞碑》
[6]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總帥汪義武王》，《叢書集成初編》本
[7]《永樂大典》卷10889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銘》，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8]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四部叢刊》本
[9][31]《宋史》卷416《余玠傳》、卷411《牟子才傳》
[10][29]陽枋:《字溪集》卷8《余大使祠堂記》、《策問(淳祐乙巳大寧監(jiān))》，《四庫全書》本
[12][13][15][25][27]《元史》卷129《來阿八赤傳》、卷161《楊大淵傳》、卷166《劉整傳》、卷163《李德輝傳》、卷129《來阿八赤傳》
[14][16][23][24]《元史》卷161《楊文安傳》
[18]正德《四川志》卷33《文祠》
[19][21]正德《夔州府志》卷1《風俗》
[26]郝經(jīng):《郝文忠公集》卷18《東師議》，《乾坤正氣集》本
[28]畢沅《續(xù)資治通鑒》卷171
[30]佚名:《咸淳遺事》卷下，《守山閣叢書》本
[32]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被召除禮部尚書內(nèi)引奏事第四札》，《四部叢刊》本
[34]吳泳:《鶴林集》卷20《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庫全書》本
[35][36]李曾伯:《可齋續(xù)稿》前卷4《恭稟宣諭援夔奏》、《催區(qū)處援夔兵奏》，《四庫全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