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健
范仲淹臨危受命
慶歷年間，北宋已經(jīng)立國八十多年，各種社會問題開始暴露出來。范仲淹總結(jié)當時的情勢說：“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敵人驕盛，寇盜橫熾。”
首當其沖的，是冗官問題。所謂冗，一是人數(shù)眾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舉考試錄取規(guī)模空前擴大，通過科舉就可出仕為官?！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笨婆e制給了宋代讀書人出人頭地、揚名立萬的美夢。但是，這也造成官僚隊伍的繁冗叢沓。此外，天水一朝對官僚特別是高級官僚格外優(yōu)待。恩蔭制度，即貴族和高、中級官員子弟可以免試做官，也發(fā)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據(jù)學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種名目恩蔭補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舉取士的人數(shù)，也不過約360人，恩蔭補官的人數(shù)竟超過了科舉取士的人數(shù)。每年有如此多的人進入仕途，遠遠超過了當時官僚系統(tǒng)的自我更新速度與容納能力。
與官員眾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質(zhì)堪虞，這其實是歷朝的通病。立國既久，官僚升遷制度已經(jīng)嚴密與程式化，升遷與否，多數(shù)情況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與政績關系不大。于是因循茍安的思潮在官場中彌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占據(jù)主流。真正憂國愛民者想有一番作為，反而會招致同僚非難，甚至排擠。一些重要的管理職位，如刺史、縣令之類，也可以靠熬年頭、憑資歷獲得。這種情況導致“不肖混淆，請托僥幸，遷易不已，中外茍且，百事廢墮”。歐陽修曾舉出兩個極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鐘祥）知州王昌運，年紀大了，且身體有病，腿腳不利索，連走路都很困難，每天去辦公得靠兩個人扶著，就這樣顫巍巍地還堅持了三年?！叭曛畠?nèi)，州政大壞”。繼任知郢州的劉依，也是七十多歲了，“昏昧不堪”。歐陽修任滑州通判時，寄居在滑州的劉依幾次來看望他。每次都問：“中書有一個姓王的參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個知州，連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這也算了，三四次問過就忘，其為政情況，簡直可以不問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為，還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從開國以來，直到慶歷年間，官吏的俸祿一直沒有增加。隨著物價水平的上升，中下級官僚的生活日漸窘乏。同時，隨著官員數(shù)量的不斷增加，中下級官僚一任結(jié)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著騰出職位來，即所謂“守選”、“待闕”，做官也是斷斷續(xù)續(xù)。沒有職位就沒有俸祿。本來俸祿就鮮薄，難有積蓄，又不能持續(xù)供應，使得很多“守選”、“待闕”的官員“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計撈錢還債。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難還不止于此。寶元二年（1039），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延至慶歷二年（1042），北宋政府損兵折將，為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戰(zhàn)對物資的要求，最終都得轉(zhuǎn)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負擔。在如此局面之下，農(nóng)民、士兵起義風起云涌。慶歷三年五月，京東路沂州(今山東臨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倫領導下起義。同年，陜西大旱，商州(今陜西商縣)農(nóng)民一千多人，在張海、郭邈山等人領導下起義，活躍于京西十余郡，幅員數(shù)千里，官員紛紛逃竄。駐守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興率領下嘩變，與起義軍互相配合。內(nèi)憂外困，版圖震蕩，大宋朝廷已經(jīng)到了必須改弦更張、變法圖強的時候了。
慶歷三年（1043），當西北的狼煙已經(jīng)暫時熄滅，北宋與西夏正在討價還價，準備媾和之際，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韓琦一班人，把他們調(diào)到中央，出任宰執(zhí)，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負人望，早年知開封府期間，就因為“明敏通照，決事如神”，被京師老百姓稱頌：“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一時間，宇內(nèi)矚目，希望這群君子能夠刷新政治，興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貶謫后提拔的官員。范仲淹被貶謫，當然不是因為貪污腐化、為非作歹，據(jù)當時的一些官僚說，是因為“朋黨”。翻譯成我們熟悉的話語，就是搞宗派主義。
范仲淹能獲得這頂大帽子，是與他的大膽與人望分不開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書指責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而呂夷簡反依仗權勢，指斥范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結(jié)果，范仲淹被貶出京。曾為范仲淹鳴不平的余靖、尹洙、歐陽修也遭貶逐。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贊揚不當遭貶的諸位為君子，痛斥諫官高若訥不能秉公力爭。這篇文章影響相當大，“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開封，買了帶回現(xiàn)在的北京，還造成了較大影響。就是景祐三年的這次斗爭，挑起了北宋曠日持久的“朋黨之爭”。
但是，范仲淹從政以來在中央，在地方，特別是在西北戰(zhàn)爭前線的耀目政績，已經(jīng)將“朋黨”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經(jīng)暫時把這個事情拋到腦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慶歷三年九月，臨危受命的范仲淹應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點改革主張。上書雖是出自范仲淹之筆，但其中的改革思想與措施卻是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的共識。所以《答手詔條陳十事》是慶歷新政的施政綱領。這些措施的絕大部分經(jīng)過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詔令的形式次第頒布施行。
這十條措施分別是：
（一）明黜陟。改變只重資歷、不問實績的官員晉升機制，以“約濫進，責實效”，以期政事修舉；
（二）抑僥幸。對恩蔭加以時間等條件限制，不允許官僚為子弟“陳乞館閣職事”?！梆^閣”主要是藏書機構(gòu)，并不是位高權重的機要位置，但時人認為是儲才之地，“以養(yǎng)器業(yè)，為大用之備”，不可輕授。通過抑制恩蔭數(shù)量與職位，“革濫賞，省冗官”；
（三）精貢舉。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藝業(yè)”。即要求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興辦學校，注重教育；
（四）擇官長。通過層層薦舉的方式，選擇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耙哉V紀、去疾苦、救生民”。
（五）均公田。在外為官者，給予“職田”，彌補俸祿之寡，使其生活“豐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jié)”。
（六）厚農(nóng)桑。因地制宜，興修農(nóng)田水利，抵御自然災害，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七）修武備。面對邊防緊張、重兵戍邊的形勢，面對冗兵耗費國家大量錢谷的事實，發(fā)展民兵，平時生產(chǎn)，冬閑訓練，寓兵于農(nóng)。
（八）減徭役。精簡合并機構(gòu)，減少百姓“義務勞動”的時間?！安⒑峡h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
（九）覃恩信。赦書內(nèi)宣布的恩澤，即政府的各項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區(qū)各部門嚴格執(zhí)行；
（十）重命令。改變過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捋順各類規(guī)章捍格抵牾的關系，對有法不依的官吏給予嚴懲。
錢穆先生總結(jié)說：“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nèi)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為澄清吏治，范仲淹親自審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視對負有監(jiān)察州縣之權的“監(jiān)司”長官的沙汰。范仲淹還派出按察使到各地進行按舉，他任命的提點江東刑獄王鼎、轉(zhuǎn)運使楊纮、轉(zhuǎn)運判官王綽就因為競相揭發(fā)官吏的“至微隱罪無所貸”，惹得當?shù)毓賳T怨恨不已，將三人“目為三虎”。事情傳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興了。
從整頓吏治下手，無疑是啃硬骨頭，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組織者對此應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歐陽修曾對仁宗上書講了這樣一番話：“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而這擔憂，卻一語成讖，不幸言中。
與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眾口呶呶，聲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異，彼時改革的反對者直接指責慶歷新政具體措施的言論并不多。這其實不難理解，新政是拿官吏開刀，利益受損的，首當其沖的是各級官吏。他們的內(nèi)心，肯定是以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看，還是從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視角觀察，都是無可指摘的、正確的。除反映個別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一些擾民問題外，利益受損的官吏無法也不能公開表達不滿。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們既不能公開反對，便另辟蹊徑，從人事下手，步步為營地對新政組織者與支持者進行打擊。封建社會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臺，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連發(fā)生了幾次針對范仲淹一派成員的人事斗爭。
就在范仲淹上書改革的同一個月，發(fā)生了滕宗諒事件。滕宗諒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在當時，稱為“同年”。這本已是時人很看重的一種社會關系，而韓、滕兩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諒得以在西北前線任地方官“知慶州”，就是范仲淹推薦的結(jié)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發(fā)滕宗諒先前在涇州任職時，“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在中央，監(jiān)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仁宗覺得負責紀檢的人員有些小題大做，說：“邊帥以財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謂李牧故事，是戰(zhàn)國時趙國守邊良將李牧不惜錢財，厚遇戰(zhàn)士，“以結(jié)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還是派人調(diào)查此事。
事情其實并不復雜，但滕宗諒怕連累他人，把相關記錄文件給燒毀了，這下就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了。圍繞這件事，范仲淹與負責監(jiān)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雙方互不相讓。最終，在慶歷四年正月，滕宗諒還是受到了處罰，被降級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遠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对狸枠怯洝分械摹皯c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諒的字。
滕宗諒是范仲淹的好友與同黨，在范仲淹整頓吏治之初，就有人對其發(fā)難，翻出莫須有的陳年舊賬，居心昭然若揭。陰謀者認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會對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維護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會與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的人事整頓形成鮮明對比，最終隱隱地指向一個“黨同伐異”的罪名。
慶歷四年六月，正當范仲淹、富弼“日夜謀慮”，推行“慶歷新政”的關鍵時刻，被罷黜樞密使職務的夏竦，用極其陰險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栽贓。
夏竦被罷免最高軍事長官之職，心中當然不無失落。而著名的理學家石介卻拍手稱快。夏竦的發(fā)難就從這位石介先生開始了。
石介曾寫信給富弼，勉勵他們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兩人是千古并稱的賢臣良相。夏竦出于對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筆跡，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耙粱簟敝傅氖且烈c西漢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湯的孫子太甲開始荒淫，就把太甲關在宮里讓他反省，自己處理政事。后來看到太甲改悔，才將政權交給他。而霍光在無子的漢昭帝駕崩之后，迎立漢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亂無道的理由報請上官太后廢除了他?；艄馔撼忌套h后決定從民間迎接武帝曾孫劉病已（后改名劉詢）繼承帝位，是為漢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廢立天子之事，后人將他們合稱為“伊霍”。這簡直是勸說富弼等人廢掉皇帝，另立明君了。為了將罪名坐實，夏竦還指使女奴偽造了石介為富弼起草的廢立詔書。然后散布消息，把謠言傳到仁宗耳朵里。
皇帝趙禎向來耳根子軟，面對流言蜚語，面對一班元老重臣的鑿鑿之言怎能無動于衷？更為重要的是，“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詭云譎的斗爭形勢面前，退縮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陸續(xù)離開中央，標志著改革派的下臺，預示著整頓吏治、懲治腐敗的慶歷新政的全面失敗。
這年年底，之前不遺余力彈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發(fā)動了對革新派的最后一擊。農(nóng)歷十一月，進奏院的劉巽、蘇舜欽拿賣廢紙的錢辦酒會，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尋歡作樂。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員，借著酒勁，寫了《傲歌》，對讀書人的神明——圣人周公與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終與會者被貶。蘇舜欽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薦的人，這次“奏邸之獄”，使改革派在人事上、聲譽上遭到很大打擊。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說：“吾一舉網(wǎng)盡之矣！”
慶歷新政為何失敗
慶歷新政的失敗，原因很多，最明顯的一條，是仁宗的動搖。我們對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發(fā)動的那場“熙豐變法”，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差距。王安石變法推行后，“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眾，而神宗信任之益堅”。王安石甚至提出了驚駭時人耳目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來說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時人都承認，王介甫得君之專，無與倫比。
相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黨”之議甚囂塵上，就疑神疑鬼地終止了改革。這固然有兩位皇帝性格上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兩位帝王在兩場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慶歷新政的領導者是范仲淹，熙豐變法的領導者是宋神宗。神宗不僅是“大有為”的實際發(fā)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兩場改革面臨的阻力也不同：熙豐變法中，反對者所指摘的多是改變政策法令帶來的問題，矛頭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慶歷新政中的反對派，矛頭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體內(nèi)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黨”問題。
人治條件下，人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非但制度規(guī)則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執(zhí)行，也不能發(fā)揮應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從吏治下手，可以說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條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來保障，也不可能發(fā)動群眾進行監(jiān)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寶壓在人的身上。這人，一是下邊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對改革派人品與名望的信任，面對負面反饋，尚能容忍。但隨著改革的展開，特別是人事調(diào)整大刀闊斧地進行，宣稱范仲淹等人“朋黨”的聲音不絕于耳，整個官僚集團騷動不安，這不能不讓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趙宋政權是靠軍事政變得來的，對臣子的防范遠大于對外敵的擔憂。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帝主用心，常須謹此?！弊鳛樘诘馁t孫，宋仁宗趙禎是不會忘記這個教導的。
此外，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問題。
一是涉嫌“朋黨之爭”。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韓琦、富弼先后被任命為執(zhí)政，歐陽修、余靖、蔡襄等人并為諫官，過去所謂的“范黨”皆在朝廷。此外，作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黨的政敵呂夷簡、夏竦則被先后罷免宰相、樞密使之職。形勢似乎一片大好，積極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著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慶歷圣德頌》，其中有“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之句。范仲淹對石介的作為，惱火不已。
壞事的不僅是石介，歐陽修也因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實。面對朝廷中“朋黨”的指摘，面對皇帝對朋黨的深深警惕與不安，慶歷四年四月，歐陽修企圖重新定義朋黨的概念，以解開皇帝的心結(jié)，以堵悠悠眾口。在上呈給宋仁宗的那篇《朋黨論》中，歐陽修指出，朋黨自古有之，只不過有君子之黨，有小人之黨。仁宗皇帝觀此奇文后，滿腹狐疑地問：“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回答說：“臣在邊時，見好戰(zhàn)者自為黨，而怯戰(zhàn)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p>
這無異于全盤接受了反對者的指責，承認了朋黨的存在。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是當仁不讓地以君子自居的，那顯然，任何不與之黨附的人，都不得不屬于小人。這種高擎起兩桿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變相將所有人群分類歸的做法，客觀上顯然鼓勵了士大夫的結(jié)黨。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黨”的標簽，也未必不是空穴來風。
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個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這種猛烈，既表現(xiàn)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也反映在推行的過程中。
從減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葉適說：“惟明黜陟、抑僥幸，最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覺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應該先易后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幾讒間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