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常收到這樣的問題：你會讀什么樣的書？對你最有影響的書？你一年讀多少書？請推薦一個書單，等等。這些問題令我感到不安，似乎已經(jīng)提前假設(shè)好我必須讀書，并且已經(jīng)讀了很多書。
在我小的時候，家里沒有人要我看書，家里誰都不讓別人看書。
我媽媽稍微有空就會拿起一本書，沒一會兒就看入迷了。這個時候我和她說話她只會嗯嗯回應(yīng)，其實什么都沒聽見。我許多次惱怒地抗議，她就把臉抬起來（但眼睛仍在書上多逗留兩秒）說：“我聽見了，聽見了。”或者完全不把臉抬起來，只心不在焉地回復(fù)“莫吵我噠”。 她告訴我，在我還是一個必須抱在腿上的嬰兒時，如果她在看書，我會伸出食指去戳她的眼皮，把手在她的眼前揮舞，試圖把她的注意力引開。
阻止她看書這件事，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做到。2014年我陪她在北京做了一個手術(shù)，那個手術(shù)是需要開顱的：從左耳后方打一個孔，然后把兩根探針伸進顱腔，用極其細(xì)致的手法把一根碰到了血管的神經(jīng)撥開，并墊上某種隔離的材料。這個精密的手術(shù)治好了她患上了12年的面部痙攣。面部痙攣使她的左邊臉頰一直跳動不止，這種跳動牽扯到了她的左眼。所以盡管她的視力良好，卻由于這連續(xù)的跳動感到疲憊不堪。唯一曾阻止我母親看書的事情，就是這個神經(jīng)性的惱人毛病。手術(shù)后她休養(yǎng)了一年才恢復(fù)成那個嗓門洪亮的老太太。頭一個月她眼前發(fā)黑，走路必須扶住沿路的桌子或墻壁緩緩挪動，以避免頭部晃動帶來的強烈眩暈導(dǎo)致摔倒。但畢竟眼睛和臉頰不再痙攣，她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鋼鐵般地意志頑強地讀完了《冰與火之歌 權(quán)利的游戲》前兩本。32歲的我仍然無法阻止62歲并且剛剛做完手術(shù)的她。
她為新的狀況設(shè)計了新的看書姿勢。一種是低頭的：用右手托住腮，左手把書壓在腿上，食指邁出一個很大的跨度，利用摩擦力翻書。不得不說那看起來十分靈巧。另一種是仰頭的姿勢：仰躺在躺椅上，用右手摁住頭頂保持頭部固定，左手把書舉到眼睛前面，需要翻書時，她的右手就慢慢離開頭部，放下來緩緩翻上一頁，用左手小拇指壓住書頁后，再將右手慢慢放回頭頂。還有些時候她把兩種姿勢進行結(jié)合——仰面，按住頭，另一只手將書放回腿上，摸索著翻一頁。與此同時目光平直，既虛弱又堅定地望向斜上方。
我媽媽出生在小鎮(zhèn)，她的父親和兄長都是木匠，外婆不識字。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樣的因緣際會，讓她成為一個小說迷。1967年的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中一環(huán)叫做“大批封資修”，也就是大量的書籍和文藝作品被評價為封建文化，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和修正主義，并且被禁止閱讀和傳播。我的媽媽所在的復(fù)興鎮(zhèn)紅衛(wèi)兵造反隊，在出身不好的人家，也就是那些能夠閱讀的人家，搜出了許多封資修小說古籍，做為批判對象堆在公社禮堂中。我的大舅，也就是媽媽的大哥作為一名木匠在公社里做木工活，回家時便在禮堂堆放的小說里偷拿兩本給我的媽媽。
因為白天要下地干活，所以她在夜里點著煤油燈，一直看到深更半夜。這種燈的火光十分暗淡，冒著黑煙，玻璃的燈罩可以在一夜之間被熏黑。天亮后下地干活時，她就把看的故事講給一同干活的人聽。大隊里的小孩和婦女們追著她聽故事。有一次，她的手指生了癤子無法使用鍬，只能做肩挑的活計，她就去挑曬干的牛屎做成的火糞，從一處運送到另一處。她邊走邊講，一大堆孩子跟在后面聽。平時大家只用挑兩擔(dān)的火糞，因為聽得太入迷，每個人都多挑了一擔(dān)。
她成了一個勞動著的說書人，夜里點燈看小說通宵達旦，白天賣力地販賣封資修。她講全本的《薛剛反唐》，講《薛仁貴征東征西》，講《岳飛傳》《鏡花緣》《濟公傳》。隊上最有文化的老翁時不時考問：薛仁貴破某某陣用的是什么陣？她一一對答如流。
應(yīng)該沒有記錯，我看的第一本中國小說，便是那時起就留在家里的《薛剛反唐》。那是一本紙頁很黃很軟的，厚厚的小說。書頁的右下角全部微微卷起，封面上畫著一個怒目圓睜，滿臉胡須的壯碩男人。每一張紙的邊緣都泛起柔軟的毛，正是經(jīng)過了許多時間的樣子。主人公薛剛是一個16歲的少年，他一邊哇哇大喊著發(fā)脾氣，一邊砸爛了一座樓。這本小說在我心里可能埋下了一些黑社會情結(jié)，以至于后來我的第一個男朋友，好像正是因為他喜歡惹事打架，后腦上有一道兩寸長的傷疤，才在我眼中格外迷人。
我出生于80年代初期，文革剛剛結(jié)束不久，期間除馬恩列斯毛之外，大量書籍被列為“四舊”或劃為“毒草”，被封存化漿焚毀。這場運動波及全國各個角落，天涯海角。文化出版在我出生前后雖然逐步恢復(fù)和升溫，但對于無數(shù)迫切的渴望著書本的人來說，出版物的品種，數(shù)量和速度都遠(yuǎn)遠(yuǎn)不夠。
新華書店是當(dāng)時唯一的發(fā)行和銷售渠道，即使也有其他的書店，訂購也需要通過新華書店。在那個時期只要有書到，新華書店便排起長隊。對市民來說，如果看到了新華書店在排隊，別管是什么書，去排就對了，能買到的都買。我對此有一個溫馨的想象：爸爸正在新華書店門口排隊時，我坐在媽媽的腿上，用手指戳著她的眼皮。
我問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宋強老師，那個時候人文社都印些什么書，一般起印是多少，他用清亮愉快的聲音，字正腔圓地說：“我給你舉個例子，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起印量是十萬?！边@在現(xiàn)在看來確實不可思議。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在文革期間曾被劃分為“毒草”。從這時起，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一套，包括我家。
那些書都被爸爸用報紙或畫報包上了書皮，封面和書脊上是他用粗頭的書法鋼筆，以隸書字體重寫的書名。翻開扉頁，左下角寫著他的名字。包過書皮的書，比較不會被折角，封面也不會破損。前年我回到母親家，在書柜中隨意拆開了一本《第22條軍規(guī)》的書皮，書頁發(fā)黃，封面簇新，爸爸的簽名也已經(jīng)褪色。我突然意識到，很久沒有見過書角卷曲的書了。上個星期我在自己廈門的家中剛剛處理了大約200本書，我把它們碼成堆拍照發(fā)到朋友圈，告訴朋友們先到先得。大部分書都被挑走，剩下的則賣給了收廢品的人。這些書非常新，其中的一些還沒有拆開塑封的包裝。
我小時候挑書有一種技巧：有書皮的那些是爸爸買的書，而另外沒有包書皮的，比較新的那些，大部分來自哥哥。從沒有書皮的書里挑，準(zhǔn)保能找到我喜歡的。而爸爸買的比如《紅樓夢》，《古文觀止》，我至今也沒能看完。
不知何故我被排除在家里的買書人之外，每到新華書店打折清倉的日子，就會在書店旁邊的空場地上支起紅藍相間的陽棚，書堆在簡易搭成的桌子上，書脊向上站立著，從上方就可以瀏覽所有的書名。桌子下面是一箱箱書，桌上的賣掉，營業(yè)員便從下面掏出幾本來補上。顧客們的頭頂拉著紅色的橫幅：新華書店清倉處理。
哥哥向爸媽要到一些錢后，匆匆奔向大街，奔向那個棚子，以防有好書被人買光。回來時他至少已經(jīng)買下了10本。這些書左下角的簽名變成了“張飛”，他的名字。哥哥買的書有意思多了，主要是外國小說和散文集。我從沒有包書皮的書里挑到了許多喜歡的故事：《哈克貝里芬歷險記》、《木偶奇遇記》、《普希金童話詩》、《堂吉訶德》、《大衛(wèi).科波菲爾》。也很多時候，哥哥不借他的書給我。
少年期的家里，好像沒有一本書扉頁的左下角是我的簽名。不過我對此態(tài)度溫和，毫不計較。對我來說，“書柜”和“書”這兩個詞都有特定的含義。“書柜”就是指我家那三個柜子。一個柳木的，沒有上漆，還保持著木頭原來的顏色。兩個樟樹的，上了發(fā)紅的清漆，使整個柜子光滑發(fā)亮。所有書柜都有對開的玻璃門，上面掛著紅燈牌和環(huán)球牌掛鎖。我至今也沒有問過他們?yōu)槭裁匆褧矜i住，如果是因為有些書不想讓我看，那實在是白費心機。因為我四年級以前就把《肉蒲團》和《金瓶梅》連猜帶蒙地讀過了，憑直覺我便感到這應(yīng)當(dāng)偷偷看。
大人多少都有些低估古怪的小孩，家庭的秘密我早已盡收眼底。我不但看完了禁書，還知道大衣柜第二層的衣物最下有存折和現(xiàn)金，爸媽床褥下面有避孕套，零食藏在寫字臺的柜子里和碗櫥的頂上——這些都沒有上鎖，書柜卻一直鎖著。
而“書”這個詞，是指三種書：學(xué)校發(fā)的課本，扉頁左下角有爸爸簽名的書和有哥哥簽名的書。
能打開書柜的日子，我就搬板凳爬高些，期待那里能找到一些特別的書。也曾在打不開書柜的日子爬到書柜頂上，縮在那個不到一平方的空間里，忍受著滿身灰塵和蜘蛛網(wǎng)，進行關(guān)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憂傷思考。那是我獨居的洞穴，是只有我才能到達的隱秘之境。
要想打開書柜需要一些技巧。不能顯得太迫切，也不能是在梅雨季節(jié)的壞天氣中。當(dāng)我瞧著爸爸或媽媽心情不錯，或者家里來了客人，蹭到邊上假裝不經(jīng)意地碰碰運氣：
“爸爸，書柜鑰匙給我用一下?！?br>
有時候能要到，有時候要不到。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曾經(jīng)把《基督山伯爵》借給鄰居小朋友看，傳來傳去弄丟了其中一本。從此我信用破產(chǎn)，成為家里糟蹋書的那個危險分子。每次把書柜鑰匙交給我，大人都要叮囑一句：
“寫完作業(yè)才能看！”
“一次只準(zhǔn)拿一本！”
“不要亂借出去！”
這時已經(jīng)是90年代初。國家在80年代末又經(jīng)歷了一場風(fēng)波，一時間文化精英和知識精英不再發(fā)言，人們對書的心情也不再像80年代初那樣渴慕。新華書店里任何品種都被立刻買空的景象一去不返，需要在每年寒假和暑假的季節(jié)打折清理庫存了。但彼時我對時代的變化毫無知覺。這種情形持續(xù)到哥哥高中畢業(yè)，我初中畢業(yè)，我們紛紛離開父母去向省城。
看書在我家差不多就是偷奸耍滑的代稱，是全家人偷懶時去做的事：小孩不想寫作業(yè)，大人不想做家務(wù)。我爸爸有一手很厲害的戲法，他呵斥著“又看又看！”同時把媽媽的書搶過來兩邊一扯，嘴里發(fā)出逼真無比的“嘶啦——”，彷佛他真的把書撕成兩半。他的戲法變得太好，不管重復(fù)多少次都能把我嚇一跳。媽媽也每次都嚇一跳，然后笑著說：
“好好好，不看不看了?！?br>
吃飯是沒有人打擾別人讀點東西的平靜時光。飯桌上鋪著報紙，也許是為了好收拾，也許并不是。報紙必須橫著鋪一張，豎著鋪一張，才能把飯桌全部蓋住。這樣，坐在桌子四邊的四個人，都有方向正好的報紙可以看。當(dāng)大家都看得差不多，我們家最和諧的場面就會出現(xiàn)——終于有一個人打破寧靜開口說話，這個人問對面的那個人：
“你那邊看完了嗎？”
“看完了。”
“換個邊。”隨后，兩人調(diào)換座位。
從離開父母自己生活開始，就再也沒有人管我讀不讀書，讀什么書了。尤其是工作以后，我既有收入，又不用再寫作業(yè)。扉頁左下角有我簽名的書越來越多，再加上我?guī)资伟峒抑卸寄軒е鼈?，年少時“拿到就是賺到”的興奮心情鼓動著自己不斷地買。直到有一天，我從當(dāng)當(dāng)網(wǎng)買了12本書，把它們插入書架時，驚訝地發(fā)覺其中有兩本已經(jīng)買過。我總算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把它們看完了。
近年來最恐怖的事之一，就是房東光臨。因為每個房東到我的家里看一眼就會立刻漲租金。大家都很清楚，我很難搬家。
回到開始時提到的問題，每當(dāng)要我介紹自己讀書的事情，問我讀什么書，或是讀多少書時，我總要莫名其妙地警覺起來。盡管時代再次發(fā)生了巨變，如今輿論的風(fēng)向是“反對碎片化閱讀！社會風(fēng)氣浮躁不堪！因為人們不讀書！”一時間每個人都在勸別人讀書了，但我總不自覺地把這歸類為“干涉”我。原本這是我自然和愉快的消遣，一帶上干涉的意味，我便要犯懵。
在這兒，我會把自己立刻想象成不愿意寫作業(yè)的頑童。當(dāng)看書成為作業(yè)，我就要搬起板凳，爬到什么東西的頂上，抄起雙手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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